江小涓:新中国对外开放70年——国情、改革及全球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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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小涓 (进入专栏)  

【编者按】2019年12月20日晚,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第45讲在公共管理学院报告厅开讲。全国人大常委、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江小涓就“新中国对外开放70年——国情、改革及全球化”主题发表演讲。讲坛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主持。

本文根据江小涓教授现场发言整理,内容已经本人审定。全文共约1.7万字,分上下两篇,本期推出上篇。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the first part of the transcripts of Jiang Xiaojuan’s speech delivered in the 45th Lecture on Contemporary China. Jiang Xiaojuan, Professor, is the dean of the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of Tsinghua University. She demonstrated with detailed statistical data that China is indeed a highly open country. She further elucidated the significance of China’s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into four dimensions—remedied the extreme imbalance of domestic production factors, introduced advanced technologies, reformed some ingrained ineffective institutions, and promoted China’s integration with the global division of labor.



谢谢胡老师的介绍,各位现场听众还有屏幕前的听众,大家晚上好!感谢大家在周五的晚上参加这个活动,也非常感谢胡老师和国情院给我一个机会和大家做一个分享。

首先要和大家说,这是我长期研究的结果,是一个纯粹的学术分享。我曾经在政府工作过一段时间,不过我今天要讲的内容是我研究的成果。

这六本学术专著就是我过去30年研究对外开放问题的记录,这不是为了推销书,只是为了说我真实地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以我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大概30年时间里差不多每5年出版一本书,对外开放是我持续做研究的领域。今天我所提的观点都有实证研究、案例还有数据支撑。

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中国确实已经是一个高开放度的国家;第二,我们要讲一讲为什么我们总是把改革、开放并提,为什么开放的意义如此重大;第三,目前国际国内的环境到底发生了哪些重要变化;第四,如何确定新的开放趋势和战略。两个讲过去,两个讲未来。


一、中国已经是开放度较高的国家


中国已经是一个开放度比较高的国家,我们主要用一组数据跟大家展示一下。

首先,我们是进出口贸易大国,不仅数量大,而且外贸相对的重要性也非常高,这可以用对外贸易依存度来体现。第二,我们是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大国,外资对中国经济贡献很明显。第三,40年来开放指标明显高于增长指标,说明开放的贡献是非常突出的。

我们先看一看中国开放度的问题。

1.1进出口贸易大国,对外贸易度依存度较高

首先,我们将对外贸易的增长在大国之间进行比较。我们之所以跟一些大国做比较,是因为中国国家特别大,我们的数字跟一些小国做比较是没有意义的,图(图1)中我们选择的是中国、美国、日本和德国四个经济大国。

红色部分是中国的出口总额,从1978年我们基本看不到,只有一点点200亿美元的贸易额,然后出口逐渐增长。我们在增长,别人也在增长,但是我们增长得更快,所以到2018年中国已经是全球对外贸易量最大的国家。我们从一个极其小的出口经济体,变成了一个最大的出口经济体。

贸易依存度这个指标可以用来反映外贸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可能比绝对数字更为重要。它的定义是一个国家外贸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展示的是对外贸易的相对重要性。这里我们选择美国、日本、中国这三个最大的经济体进行比较。德国因为有欧盟内部的贸易,所以可比性有一定问题。图(图2)中,蓝色部分是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黄色和红色分别是进口和出口各自的比重。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外贸总额占GDP的比重,也就是我们的贸易依存度比日本、美国都要高出不少。我们讲中国是一个开放度高的国家,不是从额度上讲的,而是从相对重要性来讲的,贸易依存度数据可以反映这样一个结果。

1.2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大国,外资对中国经济贡献明显

第二,开放以来,中国成为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的大国。

还是刚才这四个国家的比较,红色部分表示中国(图3)。我们在1985年之前吸收直接外资是非常少的,仍然处在看不见的层级上。此后,我们吸收外资持续增长,有三年时间是全球吸收外资最多的经济体,此后由于美国加大了对于外资的吸收力度,我们一直排在第二位。我们从开放初期的几千万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1350亿美元,40年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为2.1万亿美元,这个数据是非常可观的。

中国也是对外投资的大国。仍然是刚才这一组经济体的对比,红色部分是中国对外投资的数额(图4)。我们的对外投资在1999年之前都在个位数量级,此后我们快速增长。2018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是1205亿美元,增长是非常快的。我们连续7年都排在全球对外投资的前3位。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大国,可以说对外投资不比吸收外资的地位更弱,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以上是在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方面,中国和其他大国的比较。

1.3开放指标明显高于增长指标,开放的贡献突出

第三,开放对中国增长的影响突出。我们可以看两组数据。

第一组数据表明涉外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举个例子,在我们的工业增加值中,外商投资工业企业所占比重在2018年大概在23%左右,最高的时候2005年、2006年大概占到将近30%,我们大概有将近30%的工业产出是合资外资企业产出的。第二个例子是涉外经济对增值税的贡献。这一贡献非常稳定,1997年后涉外经济对增值税的贡献相比对增加值的贡献低约4-5个百分点。尽管我们对外资有一定的税收优惠和减免,但是不是像我们想象的或者有些观点讲的,我们吸外资但外资拿走了所有东西、税收也被减免掉,其实这部分的比重大概在4-5个百分点的差距上,2018年约占税收总额的18%。此外,外商投资企业肯定是外向度比较高的,涉外经济对我们出口贡献最高的一年达到过61%,现在稳定在40-45%之间。更重要的是涉外经济结构比较好,现在占我们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比重为53%,最高的时候达到过将近80。外资对我们整个国民经济的贡献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第二组数据,我们讲开放对增长的影响突出。所有主要的开放相关指标都高于我们经济增长的指标,尽管这个指标不算是非常科学的估计,但是总体上讲可以看出一个趋势。我们说我们GDP增长达到9.6%,已经是全球最好了。与此同时,我们贸易的增长是18.4%,出口的增长是18.8%,吸收外资的增长是10.7%,对外投资从有统计数据的2001年之后增加将近30%。涉外经济增长的指标均高于我们本身经济增长的指标,所以我们讲开放对增长有非常突出的贡献。我们讲了以上这组数据,就是想说明中国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体。从各种指标上,和其他发达大国相比,我们还是一个开放度比较高的经济体。


二、开放何以意义如此重大


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开放对中国意义重大。我们把改革、开放一直是并行在提的,在我们重要文件和领导同志讲话中把开放的位置提得非常高。我从四个方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观点。第一,我们开放是快速解决国内生产要素极度失衡的状况;第二,引进了资金,同时引进了先进的技术;第三,开放推动了国内体制改革,特别是推动了一些国内由于各方面原因推不动的改革,在我们开放的几轮重要节点上对改革产生了本质的推动;第四,我们可以参与到全球分工体系,在全球化过程中,在体系之外还是在体系之内是很不一样的。

2.1尽快解决国内生产要素极度失衡状况

开放能够尽快解决国内生产要素极度失衡的情况。我80年代后期在国外访学的时候,老师教给我发展经济学第一课的内容,讲的就是中国为什么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我们讲,开放为数量巨大的“隐蔽型失业”劳动力寻求了“变现”的机会。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有大量农村劳动力看上去似乎没有失业,但是按照农村人均拥有土地资源来看的话,边际生产力几乎是0,他们不会影响我们农村生产的产出。由于他们没有其他现代化产业的就业机会,就留在农村,这是很典型的发展经济学中讲的“隐蔽型失业”,即看不出来有失业人口,但实际上边际产出非常小。生产要素极度失衡意味着有特别富余的劳动力,由于太富余、供给太过剩,劳动就很不值钱。如果我们能够增加短缺要素,把这些劳动力都消化掉,就可以让这些富余生产要素的价格上去,让相对价值极低的劳动力“升值”。此外,开放能够引入现代产业。大量外商投资的工业企业进来以后,可以让劳动力进入现代生产,进入现代社会之中。以上每一条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以人为本的发展方式的体现,体现的是人的变化。

2.1.1为什么中国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这是我到国外的时候,我的老师在黑板上手画的一个图(图7),给我特别大的启发。他说这是1985年中国和美国的一个对比。中国占全球资金量只有5%,但是劳动力占全球25%。其实这个数字是按照购买力平价算的,如果按照我们当时国内汇率来算,我们的资金量只占不到2%。而美国是什么情况呢?美国当时的资金投资能力占全球25%,但是劳动力恰好占全球5%。中美两个国家,一个有那么多资金却没有劳动力,一个有那么多劳动力却没有资金。他们两个是不是应该在生产要素之间有一种更好的开放匹配,然后让每一种要素都能够匹配到恰当的另一种要素呢?经济学上讲,所有要素的边际产出相等的时候,要素的配置效率是最高的,但当时显然不是这样的。看完这个图之后,我感觉到如果我们有办法让多余的劳动力到美国就业,把美国富余的资金拿到中国来投入的话,那么这两个国家的要素匹配都会更好一些。我们讲在要素极度失衡的时候,富余要素特别是劳动力得不到进入现代生产过程的机会,而且非常廉价。只有多种要素组合,才能开始现代化的生产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变,国内可以积累,但是国内单纯靠自己积累的速度会非常慢。这个图我始终在用,我把中国自己的要素结构画了一下(图8),比刚才那张图内容更多。

一个国家生产过程要开始,这几样要素一个也少不了:要有劳动力,要有土地,要有淡水资源,要有能源,还要有投资和技术,这几项要素匹配以后才能开始现代的生产过程。图(图8)中是我们在1980年的数据,我们劳动力占全球的23%,耕地占全球的7%,淡水资源占全球的6%,石油占1.5%,投资占全球的2%不到,研发投入几乎可以不计,大概在0.5-1%左右。

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才能把各种生产要素匹配起来,让这么富余的劳动力进入到现代生产过程中呢?

2.1.2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是“出口”剩余劳动力的载体

在全球化中,尤其在当时那个阶段,劳动力的流动是最差的。为什么美国要大量进行海外投资呢?因为美国虽然资金很富余,但在国内得不到很高的回报。资金是全球化中流动性最好的要素,可以流动到任何一个缺资金的国家去获得更高的回报。但是这对劳动力来讲就非常困难,全球化中劳动力流动受到的限制最多。全球跨国劳动力流动就业达到过的峰值就是1个亿,而且主要在区域内贸易集团内部发生,比如欧盟。所以我们不能依靠大量劳动力到国外就业,来解决我们极度失衡的生产要素结构。

劳动密集型产品是全球化中“出口”剩余劳动力的载体。为了解决我们失衡的要素配置状况,我们就要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90年代末期,大概1997年、1998年的时候,是我们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量的顶点,大概有八千万城镇就业人口直接生产用于出口的商品和服务。

这是什么概念呢?大约三分之一的城镇工业就业人口搭载在出口面对的全球市场上。这些人是什么人呢?这些人都是农村转移的劳动力,原来守着一亩三分地,拿着极低的收入,没有机会进入到现代生产过程中间去,通过这样一个模式他们进入到了现代的生产过程中。

当时最主要的批评意见,是说跨国公司到中国来搞“三来一补”,出口企业给我们工人付的工资是在他本国所付工资的十五到二十分之一(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三十分之一都不到,9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大概可以达到二十分之一或者更多一点),认为这是非常不公平的。公平与否要看我们和谁比较。当时外商投资企业的工资是国内各类企业中最高的,2007年外资单位、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职工平均工资分别为27942元、26620元和15595元。当时的就业者都以到外资企业工作为豪,感觉找到了一个高收入的工作,所以对比的对象一定要恰当。

如果不开放,无法实现高密度的就业。有观点讲,即使不开放只要增长就有就业,其实那是做不到的。

我们出口的产品都是最最劳动密集型产品,这张图(图9)反映了各行业每单位劳动力匹配的净资产量,即最经典的资金和劳动的比例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大量出口的服装、鞋帽、文教用品、家具制造、仪器仪表、纺织业,就是劳动最密集的产业,特别准确地匹配了我们的要素特点。这条红线是我们当时那一年全部工业企业的平均人均净资产,大概是12万元。我们出口的行业中,越是劳动密集的,越是需要资金量少的,出口量越大。红线下面是我们大量进口的行业,包括化学原料与制品、医药制造、化学纤维、石化行业,这些行业都是非常高资金密集度的,平均高出我们人均净资产三四倍以上。如果我们在国内发展这些行业,既不能用较多劳动力,还要用我们大量最紧缺的资金,配置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只有开放。如果我们不出口的话,在国内是不可能把这样多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消化掉的。全球配置以后,我们可以大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然后把原来低收入的农村人口吸引到现代生产过程中间去。

2.1.3增加短缺要素让相对价值极低的劳动力“升值”

经典的早期劳动密集产品出口企业,几乎都是一个工厂看进去都是人,其他东西很少。

这张图片(图10)来自本世纪初最初一批吸收外资的服务业企业,我们可以看到,每盏灯下坐着一个人,人均1.6平方米,用一点电,没有任何的污染。这是纯粹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也是中国最初吸收外资最多的服务业。这个企业曾经面临过很大的争论。当时企业老板说,“我为什么到中国来呢,是因为我到中国雇的员工工资是我在国外员工的二十五分之一,而且按照计件工资的方式,他们都想多些收入、愿意加班,所以我很愿意来中国”。这在当时引起国内哗然,说外资企业到中国来剥削中国的员工。那么这些员工是什么情况呢?从当地农村招工,农村人均年收入不到一千元。如果来这家企业的话,初中毕业后大概训练一个月就可以上岗,不加班的最低工资是450元,稍微加班就是一个月六七百元,这样工人一年的工资是原来在农村收入的5-7倍。当时这个企业引起了一些争议,去看、去问的人很多,然后这些员工就很生气说,“我们想多挣点,我们这个活挺好的,我们不想回到地里面去风吹日晒,你们就再别折腾了,让我们把这个活好好干下去”。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此时此地、彼时彼地的问题。

2.1.4引进现代产业让劳动力进入现代社会

经过我们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特别是引进外资和技术之后,我们原来的要素结构在迅速改变。从我国生产要素结构来看,在当时情况下,我们想用可怜的一点资金把这么多劳动力吸纳到现代生产中间去,唯一能做的就是多发展少用钱、多用人的产业。在生产要素中,地、水、能源是资源禀赋,是很难变的,在后面多年中比重是稳定的。劳动力在很长时间是比较稳定的,但是随着我们独生子女政策见效,现在我们的劳动力占全球比重已经降到20%了。什么在增加呢?我们的投资比重在增加,我们的固定资产形成总额占全球比重从开始很低的2%,到5%、7%、13%,现在已经超过26%,中国现在是一个相对来讲资金富裕的国家。在我们的所有要素中,劳动力占比20%,资金占比26%,而且我们的研发投入已经占到全球的22%。这一比重变化是非常本质性的变化。一方面我们经济高速成长,实现自己的积累;一方面我们靠吸引外资和技术,大量吸纳劳动力形成了现代产业,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要素结构变化以后,企业随之升级。我原来在社科院做研究的时候,看了非常多的企业,很多企业我每隔几年过去看一次。有一个企业在我最早去看的时候,是最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打工妹坐在那里完全手工操作。然后,随着劳动力价格上涨,企业开始搞点非常简陋的自动化设备。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国外企业做不下去,就把最高精的、表芯级的笔尖设备卖给了这家企业。对这家企业来说,一方面技术上去了,另一方面需求上去了,最重要的是再像以前那样大量使用劳动力根本用不起,企业培养了自己的技术人员和能力。所以随着要素结构的变化,其实企业、产业是随之升级的。

接下来的例子是关于服务业的升级。

图(图12)中是这个世纪初的劳动密集型数码企业,企业从事非常简单的表单统计业务。到2008年,这仍是我们最经典的服务业。去年我去苏州看,苏州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很好的一个地方,它是全球最大的会计和采购中心,和跨国公司在国外的同类中心已经没有差别了。随着人的成长、劳动力的成长和成本的上升,一切都在变化。多少年开放中,我们通过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来解决我们要素结构极度失衡的问题。这个问题一定要理解到位,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是劳动力全球就业的载体,是原来收入很低的农村转移劳动力进入现代产业提高收入的一个重要机会,我们在过去40年的开放中做到了这一点。

2.2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

第二,我们讲讲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这里我们稍微往回走一点。今天我们讲对外开放70年,70年中间我们理解最不够的或者误解最大的是对前30年发展模式的理解。对于前30年,我们总是说一方面我们闭关锁国、排斥外面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实现独立自主发展现代产业。为什么后40年不行?回答这个问题一定不能走极端,一定要看看事实情况是怎么样。

2.2.1建国前30年的技术引进

用一句话来定位前30年,就是在大规模引进基础上建立的现代产业体系,这是我博士论文的内容。大家都知道50年代有“156项工程”,是非常重要的一系列工程引进。看起来好像在这之后我们就没有引进了,这是不符合现实的:60年代我们继续引进;70年代初期一旦外部环境允许,引进热情高涨,当时被称为“洋跃进”;真正对实践有一点影响的观点就是“文革”期间。156项工程是什么概念呢?这一系列工程遍布工业部门,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是整个经济发展规划的核心部分。这其中包括我们从来没有的7大现代产业部门,包括钢铁联合企业、有色冶金联合企业、大型煤矿、大型炼油厂、重型机器制造厂、汽车制造厂、大型水力火力发电站、电气技术和无线电技术企业等,其中有鞍钢的大型轧钢厂和无缝钢管厂、第一汽车制造厂、吉林三大化工厂、哈尔滨电机厂、哈尔滨重型机器制造厂等。我们现在熟知的一汽几化、三大化工、哈尔滨电机,还有西安一系列电力设备制造厂,都是在“一五时期”我们通过开放引进过来的。那么它在生产中占什么比重呢?我们在“一五期间”生产的新产品至少80%以上,完全是由引进的设备图纸和原型来生产的,那个时候引进的重要性比我们现在更要重得多到1956年底,我国机械工业制造了几千种新产品,其中绝大多数是仿照前苏联东欧国家提供的图样制成的,1957年发展的400多种新产品中,有300多种是仿制品。看几个“一五”引进的项目,第一炉铁合金的诞生地吉铁一分厂、武钢、太化氯碱厂、江西南昌国营洪都机械厂,是我们引进的重点,当时在引进的基础上造过飞机。似乎这些引进好像只在“一五”期间,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以后,我们就努力自力更生。实际上,此后我们又开始从发达国家引进了。有些是直接引进,有些是通过第三方引进。我们现在的很多传统友好国家,就是当时我们引进的跳板。1962年我们从日本引进了第一套维尼纶设备,建立了现代的化学纤维生产行业。1963年到1966年,我们从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等国引进聚乙烯成套设备、化肥生产设备、石油加工联合装置成套设备、化工生产的成套设备及合金钢冶炼、特种钢材轧制技术等。我们引进了很多设备,当时最主要的引进就是增加农业生产。“大跃进”以后农业生产放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有大量化肥生产设备被引进来。此外,还有化工生产设备,大量钢铁、冶金行业设备,以及最重要的建筑材料和重型设备,建立起了若干原来几乎空白的现代化大规模制造能力。截止到这个时期,我们都是从欧洲一些国家引进,主要是那时我们没有办法和更多国家打交道。1971年我们恢复联合国席位,与美国、日本和更多国家关系正常化,迫不及待就开始了再一轮的大规模引进。1973年提出从国外进口43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即“四三”方案,之后追加51.4亿美元。包括:十三套30万吨合成氨和48万吨尿素的大型化肥成套设备装置、四套大型化纤设备、三套大型石油化工设备、三个大电站、四十三套综合采煤机组、武钢一米七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汽轮机制造设备和贝斯发动机项目。其中,武钢一米七轧机我们的《人民日报》头条现在还可以查到。怎么看它的重要性呢?这个阶段引进所需资金,占全部建设项目投资的五分之一。此前、此后包括到现在,我们从来没有再达到过引进设备占我们全部投资的五分之一,这是一个惊人的规模。可以想象我们当时对国外先进设备技术的需求有多么迫切,对它重要性的理解是多么到位,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关于前30年我们还是要再说一遍,闭关锁国的帽子不符合前30的实践,不是主流的指导思想。当时的国际环境存在制约,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成立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涉及几千个项目的“巴统协议”,西方国家签定协议不准向中国出口稍微技术先进一点的设备。所以当时我们只能转向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来引进。这确实是一个非常被迫的选择,而不是我们有偏见,要排斥跟谁打交道。国际环境的制约和一个非常有偏见的国际环境,使得我们产生了有“偏向”的开放政策,我们一定要理解这前30年。

2.2.2后40年的资金与技术引进

最近40年的利用外资和技术引进,我们有两个主要观点,一是外资作为资金来源的地位先升后降,二是伴随外资的技术引进水平是渐次提升的。

90年代中期是外资占我们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最高的时候,比重大概占14%。现在尽管外资本身还是在增长,但是占国内投资的比重现在变得非常少,仅有1%到2%。我们投资总计五六十万亿,外资进来一千多亿,所占比重是很低的。随着中国自己的资金积累和资金能力上升,外资作为资金来源的影响明显在减弱。外资在早期没有引进太多先进技术。一个有名的例子太平手袋厂,是我们首批加工贸易企业之一,也是我们合资企业的一个经典。当时太平手袋厂弄了几台现在看上去没有办法看的工业缝纫机,再根据来料来样加工手袋出口。到90年代初期,我们开始从事一些中低档的、装配性的加工制造业,也就是零部件进来、我们装配出口。所以在90年代中期有一场声音非常大的争论,说外资企业没有引进先进的技术,而是用很低的工资使用了我们的劳动力,生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大赚,而我们没有得到什么。2001-2003年,我主持了一个系列的调研,一家一家去了7个地方的127家跨国公司。我们想考察这127家跨国公司到底有没有引进先进技术?我们发现,其中42%的企业引进了母公司最先进的技术,45%引进了比较先进的技术,只有13%引进了一般的技术。调研做好是要花心思的。最初去问的时候,每一家企业都告诉你,我引进的是最好的技术,可是你回来找技术专家或者同类企业问,实际上他可能并不是最先进的技术。对我们这种企业技术的外行来讲,对技术先进性评价本身就是一个挺大的挑战。后来我们借鉴国外调研的方法,不要企业的评价,而是这样定义:在母公司使用三年以内的技术拿到中国来用,就叫最先进的技术;超过三年但是跨国公司在本土继续在用的技术,就叫比较先进的技术;如果是把母公司已经不用的技术淘汰了拿到中国来,就叫一般技术。这样我们大概划了一个档次出来,看下来以后,大概42%和45%的企业引进了先进和比较先进的技术。在那个时候,跨国公司转移先进和比较先进技术的原因其实不是国内对他们有什么要求。技术转移的问题怎么强迫他呢?我去年到美国去,我问很多人怎如何存在强迫的技术转移,你能给我举一个例子吗?我在美国走了7个地方、很多企业、4个智库,没有一个人回答我这个问题,谁也答不出来。技术转移是一个交易和谈判的过程,外资企业考虑是否拿出最先进的技术,而我们考虑怎么给企业算股份、怎么算回报、怎么给企业托底。这是一个交易的过程,我们没有办法强迫谁一定要把最先进的技术拿过来。企业为什么会转移技术呢?转移的原因是竞争。1992年之前,跨国公司很少来华,都是以香港、东南亚为基地,以海外华人为主的中小型项目。南巡以后,跨国公司预测中国会有高速发展,跨国公司迅速进入。到2000年,500强中的339家已经在中国有投资,其余几家也在随后两三年内几乎全部在中国有投资了。他在中国市场上面临的竞争者不是当时我们国内的一些企业,而是其他的跨国公司,不拿出先进的技术在中国市场上是没有竞争力的。从1999年到2014年,九大汽车集团全部在中国投资,而且投资不止一个项目。所以他们拿最新的车型、最好的技术、相对可竞争的价格来吸引中国消费者,这是竞争的需求。很难想象我们对汽车集团要求一定要把新发的车型拿到中国来,我们用什么办法里来强迫人家?多家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形成竞争以后,不转移先进技术,他就无法在中国市场存活。跨国公司自己也说,不把我最新的东西拿进来,我在中国市场上没有办法竞争了,这才是大量引进先进技术最根本的原因。2004年以后,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新品首发在中国。因为中国市场竞争最激烈,消费者最喜欢新的东西,所以一定要把新的东西拿到中国来使用,引进的几乎都是最先进的产品。以上是我讲的第二点,就是外资资金的问题。外资作为资金本身数量的重要性在下降,但是外资引进技术的档次是在持续提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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