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全球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科百年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7 次 更新时间:2020-01-06 15:0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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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塔·阿查亚   巴里·布赞  

  

   内容摘要: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与国际关系实践密切相关。考察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轨迹可以发现,它经历了一个从最初极端的核心—外围结构发展到核心与外围缓慢而稳定地融合,再迈向全球国际关系的过程。我们可以从五个阶段分析国际关系学科与国际关系现实之间的联系:19世纪和第一次世界大战(1815—1919)、两次世界大战之交和第二次世界大战(1919—1945)、冷战和去殖民化时期(1945—1989)、后冷战时期(1990年至今)、未来几十年。未来几十年将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国际社会时代的延续,同时朝着深度多元主义的全球国际社会发展,在深度多元主义的国际社会里,财富、权力和文化权威将更加均衡且全球化地分配。这一转变也将决定国际关系学科的未来,推动它从以欧洲为中心的传统国际关系学向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国际关系学发展。

   关键词:全球国际关系学 国际关系 学科百年

   作者简介:阿米塔·阿查亚,美利坚大学教授;巴里·布赞,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译者张发林,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天津300350)。

  

   引言

   1919年,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反思国家间和平与战争等紧迫问题,国际关系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犹如一战结束的百年纪念一样,国际关系学科的百年诞辰为我们驻足梳理和回顾学科的缘起与发展并反思其未来提供了契机。实际上,关于国际关系学科属性和范围的争论由来已久。这样的争论主要源于一些学者对国际关系学科长期流行的狭隘西方中心论和它所根植的盎格鲁中心主义的质疑,以及对学科更大包容性的呼吁。但是,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一项单一的系统性研究将国际关系学思想推向非西方世界,并因此将这一学科的演进和方向置于一个更加宽泛的背景中思考。相较于对英国和美国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关于非西方国际关系学思想的起源及其演进的文献并不多,而且大多数非西方国际关系学科史著作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研究起点的。至于欧洲和美国之外的国际关系学科制度化的信息, 更是十分匮乏。

   有鉴于此,我们将尝试通过勾勒出非西方国际关系学中被忽视的一些方面,以增加国际关系学自身的普遍性。本文将从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与国际关系现实联系入手,考察非西方世界里被遗忘的国际关系学科思想,并探讨这种叙事如何慢慢地模糊国际关系学科中核心与边缘的界限,以期为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提供一个不同且分层次的分析框架,推动国际关系学科朝更加全球性的方向发展。

  

   一、国际关系实践与国际关系学科的互动

   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实际上与国际关系的性质和实践紧密同步。一直以来,由于国际关系学科与现实事件和外交政策有着很强的联系,这种同步本身不足为奇。但恰是这种同步使得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国际关系学科众所周知的欧洲中心主义结构特征是何时、如何以及为何形成的。一种观点认为,当代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是西方历史的凝练,并同时与西方政治理论交织在一起。虽然这种观点有过度简化之嫌,但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国际关系学科主要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西方历史和西方政治理论即世界历史和世界政治理论。

   但是,如果国际关系学科从非西方世界中发展起来,国际关系理论又将如何?以中国为例,在其理论和实践中,战争、外交和贸易都表现出与西方极为不同的实践和理解,今天所谓的“软实力”在其中起到更大的作用。强国、帝国和宗主国等西方概念均不适用于中国。

   在过去几十年里,随着国际关系学科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关于西方历史和政治理论无法代表非西方世界的更多证据不断涌现。在拉丁美洲、非洲、中东和东南亚等不同地区,发源于西方世界的主流国际关系学概念与当地学者所理解和分析的事实越来越脱节。我们与阿什沃思的观点大致是相同的:“如何应付来自其他群体的陌生人一直是人类历史上的长久存在的问题,而直到最近几个世纪,‘对外关系’问题(尤其是帝国主义和战争)才成为世界范围内所有的社会阶层关心的紧迫问题。”现代的、全球性国际关系始于19世纪,“国际”这一概念就此发端,系统性的、全球性的、现代的国际关系思考也是如此。基于此,国际关系学科必须从过去两个世纪里国际关系实践与国际关系学科之间的关联中找到平衡。

   我们将在国际关系的核心—外围结构及其瓦解框架下,通过五个阶段来追踪这种联系:19世纪和第一次世界大战(1815—1919)、两次世界大战之交和第二次世界大战(1919—1945)、冷战和去殖民化时期(1945—1989)、后冷战时期(1990—至今)、未来几十年。未来几十年可能将是在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国际社会向深度多元主义发展的时代,在深度多元主义的国际社会里,财富、权力和文化权威将更加均衡且全球化地分配。

  

   二、国际关系的核心—外围结构

   第一阶段:1815—1919年

   在19世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关系实践是建立在一个相对较小但非常强大的核心和一个大而相对弱的外围之间极度不平等关系基础上的。这种不平等的结构是现代性革命的结果,它重新塑造了人类对物质和观念的看法。这一过程始于英国,并在19世纪使少数国家获得了相对于其他多数国家而言的极大的权力。核心主要是西方国家加上日本,它们迅速建立起一个帝国主义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直接起源。这一核心的具体实践包括,将“文明”国家和“野蛮”国家区分开来,前者构成国际社会,而后者依据其殖民从属程度而受到区别对待,并不被视为国际社会的一部分。但是,这个国际社会建立了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的大国管理机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四十年里,它是第一个常设的政府间组织,成为应对经济相互依赖所导致的压力的主要机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核心国家是一个巨大冲击,表明工业化战争不仅威胁其经济和政治稳定,甚至威胁其存在本身。然而,这种冲击并没有改变殖民主义国际社会的物质和规范结构,这一结构已持续了近三十年。

   在这一阶段,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水平远高于“1919年创始论”所包含的内容。现代国际关系学科的大部分基础在1914年之前就已经发展起来,而这个“学科之前的学科”反映了国际关系现实的关注焦点,几乎完全以核心区列强的视角为出发点。在1914年之前的几十年里,国际关系学的大多数研究路径已经成形。现实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地缘政治、战争研究、帝国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以及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等,在核心国家内部都已出现,这一时期可以看作西方现代国际关系学发展的基础。在这一时期,国际关系和国际社会与殖民关系之间有一种强烈的分离感,国际关系和国际社会被视为 “文明”国家之间的关系, 殖民关系虽然与文化、种族以及发展的差异性密切相关,但却并不被视为“国际的”。在此期间,在外围地区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国际关系思想,这些思想主要受反殖民和反种族主义目标所驱动,并且主要通过积极寻求复兴的公共知识分子和政治领导人所阐述。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泛区域思想,尤其是在亚洲,另外,拉丁美洲在促进主权平等和不干涉方面也较为突出。

   但是,即使在核心地区内,所有这些方面的制度化仍然很弱,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关系作为一个学科的意识才开始浮现 。因此,国际关系学创立于1919年的观点并不完全是错误的,但也远非一个准确的解释,这种观点所扭曲的事实与它所阐明的事实一样多。1919年以前,在核心和外围地区都有大量关于国际关系学科的思考,其中大部分直接延续到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第二阶段:1919—1945年

   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核心地区造成了创伤,但核心与外围高度不平等的殖民结构基本上毫无变化地延续到战间时期。核心与外围地区间的巨大物质差距仍然存在,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仍然是“文明”国家的国际社会中的合法制度。同时,随着现代性所带来的意识形态差异体现在国家权力中,核心大国之间的关系也日益被意识形态的差异所强化:苏联的共产主义,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带有种族主义的超民族主义,以及英国、法国和美国的自由民主意识形态。20世纪20年代,新生的国际联盟被寄予遏制大国间对抗和军备竞赛的希望,但这一希望在30年代彻底破灭,取之而来的是大国间加速的军备竞赛和深化的意识形态对抗。军事技术特别是空中力量继续迅速发展,破坏了大国间的稳定关系,强化了核心地区对外围国家的持续统治。外围地区依然相对脆弱和被动,至多是核心国家日益增加的零和博弈的争夺对象。

   相较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全球国际社会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在物质方面,它改变了权力分配,几个大国(德国、日本、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实力被削弱,而美国和苏联则升级为“超级大国”。在观念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非法化,为去殖民地和主权平等观念的国际传播开辟了道路。通过将法西斯主义非法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关于现代性未来的意识形态竞争缩小到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第一次有意识地确立了国际关系学的名称,并将其制度化为一个学科。国际关系在核心国家里悄然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和政策科学,尤其在美国和英国获得了更多的发展优势。正如“1919年创立论”所暗示的,这一时期国际关系学的焦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创伤给核心国家带来的短期政策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以及新生的国际联盟的潜力。 这些焦点引发了理想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之间的大争论,这场辩论事实上塑造了1945年后期的国际关系学。在此背景下,殖民地依然不受关注。除了少数几个英属领地之外,殖民地本身并不属于国际社会,并且依然位于西方和日本的边缘地带。一些机构、大学学科带头人和学院致力于国际关系的教学和研究,与国际联盟相关联的国际研究会议(International Studies Conference)每年举办一次,并试图界定这一学科的范围和内容。在此期间,国际政治经济学仍然是国际关系学自然的一部分,女权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甚至都已有所发展。

   边缘地区的国际关系学思想继续沿着反殖民和反种族主义的主题发展,且作为一种区别于西方宗主国的方式受到关注。关于发展的思考成为拉丁美洲和中国关注的焦点,在中国、印度和日本,国际关系学出现了制度化的迹象。萨达尔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国际关系学印度理论”,但是外围国家的国际关系思想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西方国际关系学的边缘地位,甚至被其忽视,譬如日本京都学派提出的“后白种力量”(post-white power)思想。

   第三阶段:1945—1989年

   一直延续到1989年的冷战/去殖民化,在核心地区表现出物质和观念力量向两极聚集的特征。美国和苏联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超级大国,它们之间对立的意识形态之争塑造了世界现代性的演进。核武器的出现对这种对抗关系起到了调节作用。1947年以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强国间战争的担忧,被两个超级大国间的核战争威胁所延续且放大。全球核战争不仅可能毁灭文明,而且可能毁灭整个人类,因此,当对战争爆发的恐惧大于对战争失败的恐惧时,它所造成的安全困境急剧放大。

在冷战和核对抗的同时,去殖民化一直在进行。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去殖民化将几乎整个外围国家以主权平等的身份正式纳入到国际社会之中,并由此使国际社会从西方—殖民地式向西方—全球式转变。从长远来看,去殖民化可能被认为比冷战更重要,它打破了作为“文明”国家间关系的国际关系实践与宗主国—殖民地关系之间的隔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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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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