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胡适与陈之藩的“忘年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5 次 更新时间:2020-01-05 20: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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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新  

  

这一短信,或将成为经典


   陈之藩比胡适小34岁,却是胡适最后十多年里,一位最重要的“小朋友”。1958年3月26日,胡适给陈之藩的信中说:“未与你通讯,真是我一大损失!……千万写信给我,你的信总是最受欢迎的,是我最爱读的。”在胡适寓居美国的黯淡岁月里,这种“忘年交”给了胡适多少欣悦和安慰。

  

   1947年,陈之藩在天津北洋大学电机系读书,从广播里听到胡适《眼前文化的动向》的演说,提出用科学的成绩来解除人类的痛苦,用社会化的经济制度来提高生活水平,用民主的政治制度来解放思想、造成独立人格。当时,陈之藩正在为国家的乱象迷惘、苦恼,给胡适写了一封万言长信,倾诉“心幕中的影子”,并对胡适说的世界民主大趋势提出质疑。胡适写了《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刊登在40多家日报上,作为答复,重申、强化他的“基本立场”。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陈之藩给胡适写了13 封长信,胡适去世后陈之藩集成《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一书出版。

  

   1948年陈之藩北洋大学毕业后,受学校派遣前往台湾高雄碱业公司工作。1954年胡适从美国第二次回台湾,陈之藩去看他,因“副总统”陈诚的来访,只谈了短短不到20 分钟。但有如下对话——

  

   胡适问:“什么时候回来的?”

   陈之藩反问:“从哪里回来?”

   胡适答:“从美国。

  

   陈之藩说:“从台北到高雄我都买不起车票,怎么去美国?我做梦也没有做到那里去。”

  

   胡适回美国后,一张支票就寄来了,给陈之藩用作赴美留学的保证金。胡适寓居美国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初期在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当了两年馆长即被解聘,稿酬和演说的收入也很有限。——霹雳已经哑了,命运可怕地停顿了,但胡适在颓败生活中仍然做着“英雄梦想”:播种,收获留给未来。

  

   陈之藩没有钱买机票,又不好意思向胡适开口,隔年才赴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应聘到曼斐斯城的一所教会大学任教。此时他才有能力偿还胡适的款子,当他还清最后一笔款子时,胡适于1957年10月 15日回信写道:

  

   其实你不应该这样急于还此四百元。我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因为我知道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的。

  

   胡适去世后,陈之藩公开了这封信,专门写了一文,开头写道“如果不是诗人的怀抱与圣者的胸襟,怎么会能写得出这样的信来”。用诗样的语言继续写道:“这是胡先生给我的最短的一信,但却是使我最感动的一信。如同乍登千仞之冈,你要振衣;忽临万里之流,你要濯足。在这样一位圣者的面前,我自然而然的感到自己的污浊。”

  

   胡适这一短信流传颇广,曾引起台湾作家三毛的感慨。时光流泻,它好像还是“今天”写的;历史深处的温暖,也温暖着我们——它或将成为经典,不断地传说。

  

“谈不来”,却不断地谈

  

   陈之藩就读的大学在费城,与胡适所在的纽约很近,他们时不时地通信,见面。陈之藩取得硕士学位后有3个月的空闲,他去纽约,在曼哈顿西区租了房,当天就去见胡适——也许“说”,也是文人的消遣;有对话者,尤其是文人的幸运——于是,他们几乎天天见面,谈天说地,海阔天空,没有目标,信口神聊。

  

   但是他们“却常常谈不来”。即对同一本书,比如《荀子》,陈之藩喜欢前面的,胡适喜欢后面的。于是一个背《劝学篇》,一个背后面的——这一老一少认真得都如同小学生面对老师,真是天下少有的奇观!

  

   胡适最提倡写自传,自己带头,还到处游说,叫人留下史料。而陈之藩不以为然,绝不写自传。他认为,自己写传,选择事件本身已放大或缩小了,是为自己作辩护;观点既偏,何来真相?

  

   1947年,胡适曾为国民政府提出应集中力量办好五所大学的计划,1957年陈之藩表示了反对看法:“其实应该集中一校五校太多了。”胡适回应说:这正是我现在的想法,现在应当“用全力把台大办成一个学术中心”。——胡适接过异议,严丝合缝地嫁接在“当下”,水面平静得未见一点涟漪。其实胡适翌年给吴大猷的信里,他还是坚持当年的意见;这就不仅仅是“视听言动,一秉于礼”,而是“卑以接物”的风范与处世的高超艺术了。

  

   有一次,陈之藩怪胡适在抗战胜利后,答应做北大校长,却叫傅斯年暂代,不妥。胡适左手摸着右手让陈之藩看,说:“瘦成这个样子。”陈之藩知道说重了话,如此“粗暴”对待“软心肠的胡先生”,离开时,“电梯一关我就哭了”。

  

   在治学与文风上,两个人也“谈不来”。胡适做学问主张冷静,“先凉凉去”,要制裁“情感”、“火焰”。行文要“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而陈之藩恰恰相反,“觉得科学与诗是一件东西”。文章的语言要“雕琢”,“原野的野花云云,并不是艺术,是伦敦公园里的野花才是艺术”。还在北洋大学读书期间,陈之藩就写信给胡适不客气地指出,先生“满篇每句均诚朴的很”,“这是先生的特色,也是先生的缺点”——“未经油饰的建筑让时间侵蚀的更快”。两种不同的“文字观”,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文章风格。胡适的文字清楚明白,浅显清澈,像小溪流一般奔流,是清亮清亮的。而陈之藩的斐然文采,澎湃情感,排山倒海一般,名动海峡两岸三地。台湾中学教科书里长期选用他的多篇文章;在大陆,他的书一直是个“热门”,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标出高价。——胡适可以说是白话诗的“开山鼻祖”,最后还是被人称为“学问家”、“思想家”。陈之藩是科学家、机电工程师,但人们更多的还是以文学的感情来怀念他。

  

   也许这些都是趣味的、美学的、个人的,无关宏旨,那么在某些“关节点”上,他们也还是“谈不来”。

  

   五四以后的白话新文学,两人都欢喜。但胡适偏爱周作人。他不只一次跟陈之藩说:“到现在还值得一看的,只有周作人的东西了!”在晚年尽量搜集周作人的文字,这倒也罢了;他还为周作人的“下水”辩护、洗涮。丁文江给军阀当上海总办是他一生的“污点”,曹锟贿选臭名昭著,胡适都不是一棍子打死,说出他们优秀的地方。陈之藩不能认可,但还是感叹:“除非是个圣人,不会有胡先生那种慈悲、那种热爱、那种原谅、那种同情”;“他从任何人身上全能看出长处来”。

  

   胡适提倡白话文,这是划时代的贡献。他虽然熟读、背诵许多律诗,但坚决反对写律诗。陈之藩却认为,“如让律诗自然发展,而不是半路途中杀出一个程咬金的‘五四’新诗来,到现在,也不至于中国之大竟无一句可诵之诗了。”所以陈之藩一有机会就对胡适说:“律诗是不能废的”,“律诗不克表达新的事物或新的思想,但慢慢来,不一定不可以。为什么别的事都是一分一寸的努力,一点一滴的进步,而独不以这种渐进的态度对待旧诗”?陈之藩的率直,似乎故意和胡适捣乱。胡适有些不大愉快,但还是送陈之藩到电梯口。

  

   “谈不来”,正是胡适与陈之藩不断谈的原因。如果他毕恭毕敬,唯唯诺诺,那他是纸花:鲜艳、美丽、华彩,却没有香味和生命。这样的人,胡适只会礼貌地应付,不会有倾心的长时间的“周旋”。

  

   他们“谈不来”,但有着共同的最基本的价值观,谈的也都是“诚恳的问题”。一个伟人的识见、经验、风范,“日常”地、不经意地呈现出来,有幸亲炙,那真是“天意垂爱”啊。陈之藩承认,“听适之先生的谈天是一大享受”,“我所受之教常出我意外,零碎复杂得不易收拾”。某些“谈不来”,“是我太幼稚而已”。——这种“谈不来”的谈,应当说对双方都有益。但对陈之藩来说,影响是深刻的、一生的。

  

胡适去世以后……


   1958年,应蒋介石之邀,胡适返台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自然又忙了起来,而且他年近七十,病痛不断。陈之藩写信少了,胡适停止了给陈之藩回信。但这个可爱的“小朋友”常使胡适怀念。他曾在百忙中叫台大校长钱思亮代写一信,说:“因忙或病,不能回信。”表示深深的歉意和遗憾。

  

   1958年4 月29日,胡适又想起陈之藩,对秘书胡颂平说:“陈之藩用英文写的《氢气弹的历史》一本书,是去年11月里送来的,我一直没有空看,这回总算看完了……太精彩,太紧张了。”称赞他是学工程的,但“文字写得很美”;还说他读苏俄文学,读出了大见识,充满爱意。

  

   1962年2 月24日,胡适在“中央研究院第五届院士会议”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有两个星期,陈之藩“总是有些心神不安,一会儿翻旧信,一会儿看看报,一会儿吃饭去又流着泪回来了”。“不敢看您给我的东西,可是我又想看”——“这不快变成神经兮兮了吗?”

  

   陈之藩含泪写了8篇文章。其中写道:

  

   并不是我偏爱他,没有人不爱春风的,没有人在春风中不陶醉的。因为有春风,才有绿杨的摇曳;有春风,才有燕子的回翔。有春风,大地才有诗;有春风,人生才有梦。”

  

   结尾写道:“春风就这样轻轻的来,又轻轻的去了。”——淡淡的,却满是悲伤,满是惆怅;这是人类永恒的、最根本的哀歌,荡漾着,绵延不绝。

  

   写这些怀念文章,陈之藩多次落泪,以至“泪水落满稿纸,再也写不下去了”。

  

胡适去世在美国也引发巨大反响。陈之藩正在曼斐斯城教书,一天早晨看到报上的悼念文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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