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楚风:现行宪法中“专政”概念的规范分析——兼论专政与法治的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5 次 更新时间:2020-01-04 09: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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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楚风  

   摘要:  中文里“专政”一词具有多义性。我国宪法国体条款中的“专政”不具有西方古典专政概念中不受法律限制的内涵,也不等同于日常用语中意指打击镇压行为的“专政”,它主要是指政权的排他性占有,用于确定主权的归属,同时宣明政权的限定性。五四宪法的规范体系并未完全排斥法治。而现行宪法中法治主义的存立,与国体条款中的专政概念形成良性互动,缓和了专政概念中的限定性要素,并且确立了包括国家“专政”职能在内的一切国家活动均须受法律约束的原则。宪法中专政概念法治之间的紧张关系事实上完全可以通过法教义学的解释予以消解。强调两者之间的对立性,要求取消专政概念以促进法治,并非必要。

   关键词:  国体 专政 人民民主专政 法治

  

   一、问题之提出

   专政在当代中国是法律理论、政治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概念,也是直接体现于现行《宪法》文本上的概念。现行宪法序言第六自然段在描述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成就时,即指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得到巩固和发展”;第七自然段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时,其中之一即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而最重要的,莫过于正文第一条,即通说所称之国体条款,直接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列宁对专政这一概念下过一个经典定义,即“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2】。这一经典定义中,包含四个主要的元素,即:“暴力”、“不受法律约束”、“政权”和“对敌(资产阶级)斗争”。国内的论者,在论及专政概念时,大多绕不开列宁的经典定义,而必须对其中的几个主要元素作出解读和回应。【3】其中较为关键的问题,是在法治原则已经写入宪法,并且成为社会共识的当下,如何理解和回应列宁定义中“不受法律约束”元素。

   周林刚博士《我国宪法上的专政概念与平等原则》一文对专政的理解几乎完全由列宁主义传统出发,解读出了专政包含“对敌镇压”和“党的领导”的双重结构,并且认为两者都与“不受法律约束”相联系。【4】其理论分析颇为深刻独到,但却略过或者说回避了法治的问题。

   郑成良教授的《专政的源流及其与法治国家的关系》一文则从概念史的、学说史的角度,细密地梳理了“专政”概念的历史起源及其演化,其梳理始于古罗马的专政官制度,而止于毛泽东时期中国的专政。郑文在理论上将专政概括为三种经典形态,即“作为应急性临时措施的专政”、“革命的过渡性专政政权”和“常态性的体制化专政”,并指出其共同的规定性在于存在一种不受法律限制的权力,即以超越于法律之上、免于合法性审查和不受司法程序管辖为特质的权力。在此基础上,论述三种形态的专政与“法治”的相容和冲突。【5】

   从郑文的论述中,可以得出几个未被原文所明示的逻辑推论:首先,由于常态性的专政体制与法治不相容,我国若选择法治,则必须彻底抛弃常态性的专政体制;其次,过渡性的专政必须在限定的阶段内结束,而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按照(郑文所理解的)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也不应实行过渡性的革命专政;第三,应急性的专政只能以宪法中紧急状态制度的形式存在(而不是可以作为国体的那种专政);综上,若我们坚持将法治作为既定的和不容背弃的选择(此为郑文立论的前提预设),则只能彻底废弃专政。

   然而,这一推论面临着实定法上的困境。如前所述,“专政”概念已经明确写入现行宪法的序言和正文第一条,废弃专政而实现法治的主张和宪法的明文规定相冲突,故要实现这一主张,在法律上唯一可行的途径是修改宪法。但修宪绝非易事,需要重大的政治决断,尤其涉及到国体条款的变更时更是如此。和郑成良教授一样,笔者同样将将法治作为既定的和不容背弃的选择。修宪以删除专政概念暂不可行,但法治却仍须推进。笔者认为,有必要通过法解释的手段,探寻宪法上“专政”概念的确切含义,并尝试消除其与法治之间的紧张关系。

   事实上,从郑文、周文研究的对象、材料、方法上看,其主要是研究一般政法理论上的专政,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的专政,而不是现行《宪法》文本上的专政。换言之,假定两文的结论在法政理论上是正确的,这些结论也不一定能够完全用于说明宪法上专政概念及其与法治的关系。鉴于专政是出现在宪法条文中的重要概念,对专政的研究,就有必要在宪法学的维度上展开。

   本文的研究对象,限定于宪法中尤其是我国现行《宪法》中的专政概念。本文的写作目的,在于探究宪法中“专政”的确切含义及其与法治的关系。

  

   二、宪法学上研究“专政”的方法论

   “宪法”一词在西文中有两种意义,第一种是经验性或描述性的,意指“一国政治关系的现状”;第二种是规范性或规定性的,意指“以政治统治的建立和行使为规范对象的一部法律”,换言之,即以前一种意义上的“宪法”为规范对象的法。【6】经验性、描述性意义上的“宪法”概念自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开始即存在,然而,现代语境下的宪法(也是严格意义上宪法学的研究对象)却是后者而非前者。【7】

   既然将宪法当作法而不仅仅是政治现状来看待,研究宪法中“专政”概念,就有必要采用法教义学的方法,“将实定宪法作为研究的对象并与价值的、政治的、历史的、社会的因素进行切割,主要运用规范解释的、概念的、逻辑的和体系化的思维去建构实施宪法的规则体系”。【8】循此路径,笔者认为,在研究专政概念时,一切源于宪法外部的法政理论、政治口号、政治文件、政治或法律实践、领导人讲话、日常用语等材料,虽对全面理解专政概念有所助益,但却不能直接作为确定宪法中专政概念内涵的准据。可以作为确定宪法中专政概念内涵的准据的,仅有下列两类材料:(1)经过历史学上的考证,能被证明,确实是制宪者在制宪时刻(而不是在其他时刻)的意志表达;或(2)是可通过对宪法文本的解释而得出的,内在于宪法条文中的含义。

   或许会令人疑惑的是,以上的(1)和(2)在一定程度上分别对应了法解释学中主观主义解释论和客观主义解释论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进路。【9】然而,笔者在本文中并无意在两种解释论中作非此即彼的选择,为了更全面的了解宪法中专政概念可能的含义,有必要兼用两种,而且,正如本文论证所展示的一样,两种解释论会指向相互契合的结论。

   采取此种方法论,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目的导向的,即法应当保持相对的自足性,与政治应当保持相当的距离,“如果一种‘宪法学’的主张,走向了用价值判断、用政治正当性取代合规范性,甚至把凶暴的政治事实当作宪法本身,抛开宪法文本而开门揖盗式地迎合政治规则,宪法学之根基无存自不待言,而以一部高级法约束政治权力之宪政精神,于此也毁弃殆尽也。”【10】另一方面,从历史解释的角度上看,单纯采用宪法外部的政治理论、政治意志对宪法中的概念进行释读,也并不可靠。宪法中所凝结的意志,只能是制宪者在制宪时刻表达的意志。而制宪者尽管在制宪权理论上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中国人民”,但参与宪法意志形成者在事实上却存在复杂的结构。以1954年宪法为例,其制宪者便存在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中共中央宪法起草小组-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国人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复合结构。【11】既然制宪者是复合的,那么,即便宪法是在某一法政理论的指导或影响下制定的、是在某一政治人物的主导或影响下制定的,它也不可能是该法政理论、该政治人物主张的精确再现。故而单纯以东西方法政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其他一些政治文件、讲话等为材料去研究专政概念,所得出的结论未必能与宪法文本中的专政概念完全契合。为了准确地界定宪法中的(而不是他处的)专政概念,所采用研究的材料,应当距离被全国人大所通过的、具有法效力的宪法文本“越近越好”而不是“越远越好”,故而有必要回归制宪过程及宪法文本本身。

   当然,采取法教义学的方法论,不将宪法外部的材料作为解释宪法中专政概念的直接依据,并不意味着专政概念只能够作为宪法学单一学科排他的研究对象,也不意味着法理学、政治学、政治哲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材料和结论毫无价值或毫无意义。相反,探究专政概念在宪法中的含义,必须以了解专政概念在学说史上、各个领域中的可能含义为前提。

  

   三、中文中专政的多种语义

   就文义解释而言,要确定中国宪法中专政概念的含义,首先应明晰中文中专政一词所可能具有的含义。

   郑文叙述了专政一词在中文中的原始含义,中文中专政一词作为dictatorship等西文名词的对译,以及中文中“专政”与“独裁”两词的分殊。而在其提出的“专政形态三分法”分析框架中,基本上是将专政一词作为dictatorship等西文名词的对译而使用的, 用于指称“一种特定的政权形态或政治体制”。【12】

   然而,现代中文里“专政”一词的语义却更为复杂,并不仅仅相当于西文中的dictatorship,而有着多种可能的语义,【13】同一位作者使用的、甚至同一篇文章里出现的多个“专政”语词的含义都有可能不一样。“专政”一词主要的中文语义,大致可归为微观语义、中观语义、宏观语义三类。

   (一)“专政”的微观语义

   专政在中文中有一种极其常用的语义,用于指称对特定对象(一般是政治上的“敌人”)施以强力,进行打击、压迫、镇压。它是指一种具体的统治行为,而不是一种制度或模式。这种镇压行为意义上的专政即便表现为制度,也只能是指某种具体的、可以适用于特定人群身上的制度,如刑罚制度,而不是指适用于一国整体的政治制度、政治模式。这可以称为微观语义上的专政。

   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道,“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14】这里的“专政”,第一是有着明确的对象指向的,第二其具体含义是指实施压迫、镇压的行为。在一些政治用语或日常用语中,“专政”一词也是采此种含义,如“对坏分子必须实行专政”“专他的政”等等。【15】

   一般而言,如果从上下文中可以看出“专政”是指向特定对象的,或者是作为一种“职能”“措施”“行为”而出现的,那么该处的“专政”采取的就是镇压、打击行为的语义。如彭真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说道,“人民民主专政,除了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的一面,还有全体人民对于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的一面。 ……坚持这种专政的职能,是顺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保障”,【16】这里说对敌人“实行专政”、国家“专政的职能”,都是从打击、镇压行为的角度上去理解专政的。又如,1983年邓小平作出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决策时,曾说过“‘严打’就是加强专政力量,这就是专政”,【17】更是直接将“专政”指向了打击行为。专政一词的这种用法,显然和郑文中的三种专政形态都不同,它根本上就不是指政治制度或政治模式。

   (二)“专政”的中观语义

   “专政”的中观语义,乃是用于指称特定政治制度或政治模式,其中又包括有两种情形。

   1.作为dictatorship对译的专政

专政一词用于指称特定的政治制度或政治模式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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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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