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俊臣:我曾经做过的有关分配问题的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7 次 更新时间:2019-12-31 15: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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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俊臣 (进入专栏)  

  

   分配问题牵扯到所有人的切身利益,在对林彪、“四人帮”搞乱的理论拨乱反正中,理所当然地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之一。作为经济学者我当然不能置身外,也曾经就怎样理解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理论,及社会上一些普遍关心的问题,做过研究。现在看,那些研究看法都是常识,并无新意,但当时还是有几分论战色彩。

  

一、洗去泼在按劳分配身上的污水

  

   按劳分配是马克思论证社会主义的一种特征,这在今天是人们所公认、共知的常识了。改革开放初期,这个问题的拨乱反正非常重要、非常迫切,而且又非常敏感,幸亏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出面论证,一言九鼎,既“镇住”了反对派的口,又统一了改革派的意见。在这样环境下,我以学习邓小平指示的方式,发表《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按劳分配的重要论述》(载《经济问题探索》1983年第9期)。

  

   (一)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

   改革开放前的较长一段时间里,“四人帮”的军师张春桥把按劳分配中等量劳动相交换原则胡说成“资产阶级权利”,并由此断定社会主义社会几乎全部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都存在着“资产阶级权利”;把要到共产主义社会才应否定的“资产阶级权利”,说成是社会主义社会就应该“破除的弊端”。

   邓小平以彻底地唯物主义观点和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明确地指出:“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邓小平文选》第98页,以下只注页码);强调“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同上)。这些论述,对于解除禁锢人们头脑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左”倾思想,无疑起到了非常重大的思想解放的作用。

   按劳分配原则之所以是社会主义性质,而不是资本主义性质,这时因为,它是作为资本主义对立物出现的,是对资本主义按资分配原则的彻底否定,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之一。

   按劳分配不但在性质上不是资本主义的,而且也不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因素和条件。这是因为,第一,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它能引起劳动者在收入上的差别,但不导致占有生产资料的不同;第二,按劳分配坚持“不劳动者不得食”,本身就是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反对不劳而获的,它要求一切由劳动能力者都必须参加劳动;第三, 按劳分配坚持“多劳多得”, 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它反对绝对平均主义;第四,按劳分配揭示了社会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分配之间的关系, 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

  

   (二)按劳分配的实质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

   由于“四人帮”反对“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的祸害,我国过去长时期的经济生活中,普遍地存在着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严重阻碍了广大群众积极性的发挥。针对这种平均主义的弊端,邓小平明确指出:“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 (同上):“评定职工工资级别时,主要是看他的劳动好坏、技术高低、贡献大小”(同上);“要实行考核制度”;“今后职工提级要根据考核成绩,合格的就提,而且允许跳级,不合格的就不提”;“奖金制度也要恢复”;“稿费制度也要恢复”;“总的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鼓励大家上进”。

   邓小平的以上论述, 是对平均主义理论的清算和行动的纠正。平均主义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理论是根本不相容的, 因为它不问工作勤惰、技术高低、贡献大小,都给予一样的报酬,实际就是让工作少、技术低、贡献小的人,无偿占有土作多、技术高、贡献大的人的劳动。这就打击了勤劳上进的人们的生产积极性,鼓励了落后,培养了懒汉,阻碍了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使全体劳动者的利益都受到损害。因此,它不但与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而且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反动。

  

   (三)按劳分配必然导致一部份人先富裕起来

   邓小平依据按劳分配推导出“一部份人先富裕起来”,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按劳分配理论的成功运用和发展。马克思所讲的按劳分配原则,即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本身就是承认劳动人民在富裕程度上有一定差别的;至于劳动人民富裕有先有后的差别,虽然马克思按劳分配理论已经包含了这个意思,然而明确地表述出来,并且明确指出承认和保护这种先富后富、富裕程度的差别,从而鼓励劳动者通过辛勤努力,有先有后、程度不同地共同富裕起来,这在马克思主义按劳分配理论史上还是第一次,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按劳分配理论的新贡献。

   有的同志担心,允许有先有后、程度不同的富裕,会产生“两极分化”,影响“共同富裕”。对此,邓小平指出:“一部份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作用,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同上)。因此,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劳动者由于劳动数量、质量不同以及瞻养人口不等而造成的富裕先后、富裕程度的差别,和私有制社会的“两极分化”,是根本不同的;同时,这种差别不但不会造成“两极分化”,且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

  

   (四)贯彻按劳分配决不是提倡人们向“钱”看

   在恢复和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过程中,社会上除出现了一种新的平均主义外,还出现了另一种违反按劳分配原则的倾向,即一切向“钱”看的错误倾向。例如有的单位、有的个人,只顾本单位和个人多得收入,不但不照顾左邻右舍,而且不顾及国家和集体的利益,甚至损害国家的整体利益,其表现一是巧立名目,滥发奖金;二是扯破脸皮,争闹工资;三是按酬付劳, 斤斤计较;四是议价成风,乱增收入;五是化公为私,化大公为小公;六是丢开本职工作,到处捞取外快,等等。特别是有的利用职权之便,权钱交易,索取巨额报酬,这已经是违法犯罪了。

   针对这种错误倾向,邓小平及时指出:“我们提倡按劳分配,承认物质利益,

   是要为全体人民的物质利益奋斗。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但是这决不是提倡各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奋斗,决不是提倡各人都向‘钱’看。要是那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有什么区别?我们厉来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有矛盾,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 第297 页) 这些论述,为克服一切向“钱”看的错误倾向,指明了方向。

   专门为个人的利益奋斗而一切向“钱”看的倾向,是根本违反按劳分配原则的。因为按照马克思的按劳分配原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按劳分配并不是把社会总产品全部地、“不折不扣”地全部分给劳动者个人,而是在分配时,社会和集体首先要对社会总产品进行各项必要的扣除,包括用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部分、扩大再生产的追加部分、生产方面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行政管理费用、教育保健设施等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社会保险基金等等;如果没有这些扣除,劳动者个人的利益最终也要受到损害。因此,那种不顾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集体的利益,而一味地一切向“钱”看,分光吃光,以及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的行为,都是与按劳分配原则相违背的。


二、农村包干分配中的“标准产量”是怎样成为衡量按劳分配中“劳”的尺度?

  

   中国的改革开放自安徽小岗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标志的家庭联产承包制为开端,经历了保守势力的惊涛骇浪般的顽强反对,他们的理由是违背了社会主义公有公营和按劳分配的原则,幸亏有邓小平、万里等老一辈领导人的有力支持,才得以在全国推广。期间,改革派学者发明出“按标准产量分配”的观点,提供了理论支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高级研究员林子力在通过实地调查而写成的文章(载1982年8月27日《人民日报》) 中提出“标准产量”的新概念。他认为,农民在实践中创造的大包干“交够国家,留足集体,剩下都是自己的”分配制度,即“联产计酬”取代过去的旁动日制度,依据不同的承包地亩在正常状况下过去三年的平均实际产量,加上可靠的增产潜力作出规定,实质是在一个集体内耕种承包地亩必须付出的平均劳动量,是一个客观的尺度,按标准产量分配也就是按劳分配。其后他又在《论联产月氏包责任制——中国社会主义农业合作经济的新形式》(《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和《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进行了展开论述。

   大包干分配即按标准产量分配,这里分配的尺度一个是“产量”,一个是“劳动”,为什么“产量”、“标准产量”能够成为衡量劳动的尺度?标准产量怎么和按劳分配等同起来。我经过研究,写出《关于正确认识包干分配性质的几个问题》(载北京大学经济系《经济科学》1984年第2期),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我首先认为,标准产量本身反映的是凝固(物化)劳动形态,而不是非劳动。因为,所谓劳动有潜在的、流动的和凝固的即物化的三种形态。实践证明,在农业生产中,潜在形态和流动形态都不能准确地反映出劳动者对社会贡献的劳动量;而凝固即物化形态的劳动,才一次性、准确地、无可争辩地反映了农业劳动者对社会付出的劳动量。因为现实的劳动量即劳动者体力和智力的支出,有以下几种考核因素:一是劳动时间,二是劳动强度,三是劳动复杂程度,四是劳动熟练程度,五是劳动质量,六是劳动的有效性。这六大因素在劳动的凝固即物化过程中, 是互相制、互相影响。只有综合考察这六个方面的因素,才能全面反映农业劳动者的现实劳动量,单凭其中一个或两个因素,当然是片面的;而这六个因素最终都由其劳动的物化结果——劳动产品准确地反映了出来。

   所以,产量,也只有产量,才能反映出劳动者付出的现实劳动量。

   其次,标准产量在确定时是以土地的承包均等性为前提条件的。在劳动对象——土地承包大体均等的条件下,劳动者付出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越多,得到的产量收益也就越多。

  

   再次, 标准产量反映的是一个地区、一个生产经营集体内部,在正常年景下社会平均劳动。我们知道,各合作经济内部确定包产指标时,一般都是按照每块地前三年的平均产量作基础,并考虑当年的增产潜力来作出规定的。这样,在包产合同中的包产指标,就具有社会平均劳动的性质。超过包产指标,说明他付出的劳动多,反之则少。

其四,产量之所以能够成为衡量现实劳动的尺度,还在于它是现阶段按劳分配实现的一个前提条件。马克思曾经讲过:“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 98页);恩格斯也讲过:“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可分配的产品的数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5页)。确立这样一个前提条件,是因为如果没有任何产品可供分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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