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英民:后革命时代的乡村文化遗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6 次 更新时间:2019-12-30 17:4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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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英民  

  

   我早就听人说过,本县远乡柳沟村有一位老先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一己之力编了一部字典。当时他已年过花甲,白天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晚上就在煤油灯下埋头写到半夜。而他即使需要一支毛笔,也要向生产队里请了假,五更起床,步行几十里进城去买。又听说他的稿子曾被上级转到本省一所大学,专家看过那稿子后说,都什么时代了,这字典居然还用诗韵査字!后来又听说,老先生已经过世。便常常想,这位老先生是怎样的一位奇人?不知道他的稿子还在吗……

   最近,忽然得到了近距离了解这位老先生的机会。见到了他的两位哲嗣和他遗留下的一批文稿、笔记和来往信札。下边就凭所获信息,试图构勒出这位颇有传奇意味的老先生形象。

  

  

   这位老先生叫周传冉,字圣门。辛亥革命那年出生。据说他家有田地三百亩,祖父周福田曾是乡饮耆宾--这是清代给予乡村德高望重者的荣誉,可以参加府县举办的乡饮酒礼。

   也许因为所居偏远,或者是父辈思想保守,虽然早在他出生之前清廷就宣布废除了科举,城里也兴办了学堂,可童年的周圣门所受的仍是私塾教育。他的启蒙老师是本村的马秀才;马秀才的老师是府学案首王秀才;王秀才的老师则是本县名士周拔贡。周传冉是周拔贡的三传弟子,他很为此而自豪。

   据说周传冉二十岁不到,便已能完篇--这大概是沿袭科举时代的语言,指能写出合乎规范的完整文章,当然是古文(现称文言文)。周围村庄的碑文寿屏之类,常请他来撰写。在那时的乡村,家有恒产又知书达礼、尤其是善书法能撰文者,属于受人尊敬的阶层,甚至可称为士绅。他们经常出现在婚丧嫁娶等各种礼仪庆典场合,担任总理、司仪、知客,主持场面;或者被主家恳请点主、撰写寿序、志状、挽联,甚至讲堪舆,看风水,是乡村社会的文化精英。周传冉年纪轻轻已厕身其中,这大概很令他具有成就感。我们不难想见,进入这个行列,通过努力逐渐积累声望,使知名度越来越高,幅射范围越来越大,应是年轻周传冉为自己设定的奋斗目标,是他的人生愿景。

   但此后天翻地复的社会变动,彻底打破了他的梦想。

   1949年他已年近不惑。他倒是坦然地接受了从受尊重到被改造的角色转换,只是此时他的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已经定型,这迫使他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他不会干农活,不会理家,不会以一个小农的立场和角度思考和处理问题……所以,他和他的家庭,都很狼狈。

   自然,那些年大家都不富裕,他也从不怕吃苦受累。当份子戴帽子被管制,习惯了也就心安理得。只有远离了书本和文字,是最使他感到难受的事。

   他一肚子的学问,如果说在新社会有时还能用得上,那就是每年春节的写春联。一交腊月,他就开始忙了起来,差不多半个柳沟村,贴的都是他写的春联。年底最忙时经常写到半夜,费力劳神不说,有时还要自备纸墨,但这他也乐意。村中能写毛笔字的很少,他觉得自已事事都不如人,这是他唯一能为街坊服务的机会。

   但除此之外,他能得亲笔墨的机会太少了。没书看,其难受程度不亚于没饭吃。但肉体饥饿的痛苦人人都能理解,精神饥饿的难忍只有自已知道。有一年他和儿子拉了一车地瓜去济宁。卖地瓜本是为了置办过冬的棉衣,他却终于无法抵御旧书铺的诱惑,用买布的钱买回一部《唐宋八大家文集》!

   五十年代初,全国掀起了扫除文盲的运动。他要为扫盲作贡献,便着手编一部名为《识字音义》的书。于是每天晚上,他从字典里选出常用的字,写在纸条上,由两个儿子剪贴为单个的卡片,按自订的体例分类放在一个个纸袋中,然后由他写注音释义。那时政策的极左尚未发展到极致,所以他也还有可能在劳动之余经营自己的小天地。

   --听到这段叙述,我脑子里不禁出现了这样的场景:昏黄的灯影,淡淡的墨香,父子三人沉浸其中,远离人间烟火,不知社会繁嚣。那是一个温馨而诗意的画面,甚至使人想起乾嘉时代朴学家的生活方式……

   然而现实生活却是严峻而凌厉的。从1958年的大跃进开始,他几度搬家,居住环境越来越逼仄,妻子故去,父子三人住在一间小茅屋里。他历年购藏的上千册书籍也散失殆尽。六十年代初那几年,他家已是四壁空空,为了谋生,爷仨曾经沿街收废品,卖土陶,卖青菜,还曾经逃荒到过黑龙江、山西、安徽。到了文革,阶级斗争的弦越崩越紧,气氛越来越紧张,抄家,批斗,岁无宁日,他每天除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还要参加表示惩罚和专政的打扫大街等种种义务劳动。而已完成的《识字音义》,连同仅存的资料也都被焚之一炬。

   他从此彻底地告别了文字和书本。

  


   周传冉也许做梦都没想到,在他已是古稀之年的时候,社会生活忽然峰回路转。党中央一声令下,他和几百万四类份子一起,恢复了自由之身。

   分田到户后,有了充裕的时间,他又摸起了笔墨和书本。这时,一件偶然的事,引起了他编一部比《识字音义》更大的书的想法。

   大约文革后期,各级学校刚刚走上正轨,上级给学校配发工具书,本村小学得到一部《中华大字典》。这书是翻印的上世纪二十年代出版物,不仅全是繁体字,而且注音用反切,例句全是文言。对解放后成长起来的一批教师来说,这个工具实在不太好用。不知怎的周传冉见到了这书,多年极度文字饥渴的他,竟是如获至宝,通读了一遍!

   字典一类书,是让人査的,而不是让人读的。只听说过大学者钱钟书有读英文辞典的佳话,而一般人通读中文字典,周传冉也许是唯一的。而且,这一读不要紧,他还发现了的这部字典中有大量的错误。他记录下来,寄给中华书局。这,就是他要自己重新编一部字典的契机。他的这部书就是要给人纠错的,所以书名叫《音义辨讹》。

   在村中一条东西大街路南的巷子里,我们找到了周传冉的家。起脊房、木头门、泥巴地,和村中大多数人家铁大门、水泥地、磁砖、铝合金的高大平房相比,明显已经落后;要是和鹤立鸡群般的别墅小楼相比,则已可以说是寒伧破败。

   他的两位哲嗣都年已古稀,一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种地,卖豆腐,其中一位一直单身。他们自己说只有小学程度,但说起与父亲有关的一些事来,却历历如数家珍,条理清楚。对诸如唐宋八大家是谁,欧柳颜赵的特点,某当地文人的字、号及轶事之类,也都能叙述明白。想请他们写下来,则坚予拒绝,说从来没有动过笔。

   两兄弟搬出了一个破旧的箱子。打开来,灰尘飞扬,霉味刺鼻。我看到《音义辨讹》的稿本就有二十几册,此外还有大量读书笔记。老先生的读书笔记也有特色,他读《三国演义》,居然编成一册《三国演义姓名目录》,对书中出现的大大小小人物百多个,每人下记其出现回目和事迹。还有《明朝官员姓名》《各朝代各种族鬼神》,等等。

   这些书稿和笔记摞起来有差不多一米高。都是用普通的白纸订成线装书的样子,大部分是毛笔写的小楷书,工致整洁,密密麻麻。翻看之下,使人陡然生一种震撼之感。在已经习惯了电子办公和文字打印的今天,这么多一笔一画手写的文字,那简至使人认为是工艺美术品,是文物,那背后是老先生多少个日日夜夜的呕心沥血啊!

  

  

   在这一堆文稿中,有一篇《音义辨讹说明》,其中说 :

  

   ……将所有汉字俗字、同字、通字、本字、简化字、古字、籀文字、篆文字、讹字、科化学字、一字数音之字、一音数义之字、叶韵之字、有音无义、阙义有音、古有今无、今有古无之字,一字不缺,一义不遗,约十万上下。较《康熙字典》、现时《中华大字典》多一半有余……分四声、五音、八音、开、合、撮、齐一百零六韵,一百三十四行排列。横竖可读,有音无字者以红圈志之;一字有数字及数十字者,首一字用普通字,以便人人可认,注明历代诸韵、反切、现代汉语字母,按形、按音、按傍笔画多寡排列,异形者列后……注释包括子史、经传、诸子、诗歌、辞赋、天地、山川、飞潜、动植、地理、历史、器皿、科学、化学、乐器、方言、姓名、疾病、医药、食物等……不论文化高低,工农商学兵,聋哑废疾,除失目外,莫不一指即明,一说即详,义无一失的效果,名曰《音义辨讹》…… (原文无标点,间有误字,径作改正,下同)

  

   可见《音义辨讹》是一部字典。据笔者了解,从清代编《康熙字典》,到民国时的《中华大字典》、《辞源》、《辞海》,以及建国后的《新华字典》、《现代汉语字典》、《汉语大词典》,等等,无不是由数十上百人的一个班子花费数年精力才能完成。而周圣门却以一人之力,在几乎毫无参考资料的情况下完成这么大一部字典。这也未免也太神了吧?而且,他释义中的那些子史、经传、诸子、诗歌……从何而来?总不会全凭记忆吧?

   文章有叙述编这书的动机和过程:

  

   ……林彪四人帮所行覇权主义,以推荐为纲,有不识字的上大学当教师、任干部……竟把祖国文化传统弄的黑白不分、是非颠倒,到了千钧一发岌岌危亡之际,时人悯焉。幸华主席、邓副主席……粉碎林彪、四人帮,欲挽颓救弊,普及教育,尊重教师……窃喜有祙线薄才、雕虫小技,在耕云锄雨之下,光天化日之中,抱精卫填海、荆山泣玉、愚公移山的精神,数次钻研,废寝忘食,焚膏继晷,不惜微生,贡献于国家人民。不避坐井观天之诮,以蠡测海之讥……予因文化水平太低,家庭困难,以致蔡伦似玉,蒙恬若金,又缺乏资料、明人指示……难免鲁亥之误。敬仰各位老师同人批评斧正,是予所幸也……

  

   但最关键的问题是,书完成后怎么出版。那时候还没有自费出书的说法--即使有,他也出不起。于是,他便一封又一封地向外发信寄稿,希望得到有关部门的帮助。据不完全的统计,他发信寄稿的单位,有国务院秘书处、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教育部、文化部、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大学、《光明日报》社、《文艺报》社、中华书局、山东人民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人民文学》杂志、北京群众艺术馆等,甚至还有转邓(小平)副主席。

   --我们不难发现,此时的周老先生对社会世事其实已经相当隔膜。他写的那些之乎者也的信让人感到他似乎还生活在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他不直说自己缺纸少笔,却说什么"蔡伦似玉,蒙恬若金"!而且,他竟然不知道,像《文艺报》、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杂志和北京群众艺术馆之类的机关,其职责分工和他的书是八竿子都打不着的关系,他寄这些信是纯属浪费感情、精力和邮资。事实也是这样,虽然他的信一封封寄出,他甚至还附上回复的邮票,但这些单位能寄回一张诸如"不拟采用,原稿退还"的打印函就是不错的了。有的被转到县级宣传部门处理,其实也是无法处理,有的根本就如泥牛入海,永无信息。

现在知道的写这些信的时间,最早是1978年,最晚是1985年。可以看出,在那些年里,老先生被拨乱反正后的形势所鼓舞,发现自己苦熬三十年终于被解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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