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清: “白尔尼—海涅论争”及其当代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5 次 更新时间:2019-12-27 00:4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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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清  

   内容提要:“白尔尼—海涅论争”主要发生在1830年代至1840年代的德国,它是“歌德论战”的继续;论争不仅发生在白尔尼和海涅两人之间,也发生在各自的支持者之间,各方主要围绕作家的政治品格、世界观、艺术观等问题展开;青年恩格斯、马克思、勃兰兑斯、梅林、卢卡奇、韦勒克等对这场论争也从不同层面给予了解读;文学批评应恪守批评的边界,真正的文学批评是一种真诚的、理解的、同情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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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文学与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道德等之间的关系是文学理论、批评理论需要持续关注、反复探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对这些基本理论问题的“历史境遇”进行某种“还原”就是对它们所蕴含的当代意义的变相“解蔽”,对其相关文学论争内核的某些“剥离”就是对现实难题的别样“解答”。尽管“白尔尼—海涅论争”在以往的文学理论史、文学批评史中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及深入的探究,但这一论争关涉到诸如作家的政治立场与其文学立场之间以及批评的政治维度与审美维度之间的关系等基本理论问题,对这一论争的重新审视或有助于理解与把握当代社会在类似问题上所展开的相关论争的症结所在,或有助于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话语体系构建。鉴于此,本文拟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具体讨论:其一,“白尔尼—海涅论争”得以发生的时代状况、社会语境以及白尔尼、海涅两人在当时的文学与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其二,“白尔尼—海涅论争”与之前的“歌德论战”之间的关联;其三,“白尔尼—海涅论争”的时限、起因、主要问题;其四,青年恩格斯、马克思、勃兰兑斯、梅林、卢卡奇、韦勒克等马克思主义者、非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论争所持的基本态度、理论立场;其五,这场论争的当代意义。

   如果借用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革命的年代》中所使用的术语来概括,路德维希·白尔尼(1786-1837)与亨利希·海涅(1797-1856)两人均生活在“双元革命”即英国工业革命与法国大革命之后的西欧社会剧变时期①。欧洲在1815年至1848年的短短三十多年间发生了三次大的革命浪潮:西班牙、意大利、希腊革命(1820-1824),法国、比利时、波兰革命(1830-1834),1848年欧洲革命(仅有英国、俄国少数国家未被波及)。其中,尤以法国大革命、法国七月革命对这一时期的德意志社会影响巨大。

   与英法等国相比,“革命年代”的德意志仍处于四分五裂状态。1806-1813年这一时期正是德意志争取民族解放的峥嵘岁月:耶拿惨败发生在1806年,费希特的《告德意志同胞书》也问世于1806年,1813年的莱比锡大捷则宣告反法军占领的解放战争的胜利。正是在这一“革命年代”,德意志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激情被点燃、被激发;正是在这一“革命年代”,保守主义、浪漫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共和主义等社会思潮在德意志大地上竞相涌现。

   德意志文学在这一“革命年代”又处在何种境地?在勃兰兑斯看来,“世纪交替期间的德国古典文学在题材和形式上都是仿古的。随之而来的浪漫主义在题材和形式上是效忠于中世纪的。两者都同周围现实保持着距离,同‘现时’,同时代的政治和社会关系离得远远的;不管是这一个还是那一个文学流派,都没有直接想到自身要来一个变化。它们的理想不是飘浮在希腊的深蓝色的以太之中,就是荡漾在中世纪天主教的天空里”[1](P29)。勃兰兑斯所指的前者无疑以歌德、席勒等为代表,后者则以德国晚期浪漫派为代表。很显然,上述两种文学所表达的社会理想与新的时代精神背道而驰,它在德国浪漫派文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到1805年时,他们的幻想已经破灭,新保守主义已占优势。在法国和德意志,‘浪漫主义者’一词可说是18世纪90年代后期保守的反资产阶级分子(往往是幻想破灭的前左翼分子)所创造出来的反革命口号,这可以说明何以在这些国家当中,许多按现代标准应被看作明显的浪漫主义者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传统上却被排除在这个类别之外”[2](P308)。

   与上述两种“旧文学”截然有别的是,1806年之后的德意志文学呈现出与时代精神同步的新变,即涌现出了关注社会现实、表现时代精神状况、反奴役争自由的新文学,它们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

   第一种新文学以反法军占领和入侵为主题,它以诗歌的形式表达炽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狂热的民族主义情感。此种精神与情感无不体现在阿恩特(1769-1860)的《时代精神》、吕克特(1788-1866)的《顶盔带甲的十四行诗》、克尔纳(1791-1813)的《琴与剑》等诗作中,诚如勃兰兑斯所论,阿恩特“对法国的仇恨形成了固定观念,他一面创作一些雄伟壮烈的自由歌曲,同时和雅恩一起号召把德国的全部过去作为武器来反对异族统治者”[3](P277)。

   但是,解放战争后,德意志的专制统治者并未兑现曾经对人民所作的自由与民主的承诺,并未进行相应的政治改革与社会变革。随着神圣同盟于1815年的建立,随着卡尔斯巴德协议于1819年的实行,德意志的专制统治者试图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对自由思想进行全面禁锢,1815-1830年的德意志社会无可避免地陷入到了最为“苦闷”的历史时期。正是由于自由、公开地谈论政治、社会问题已然成为了奢望,人们就把希望转移到了文学、艺术、美学等领域,即以文学、美学的方式“介入”到时代的政治洪流与社会变革中,以此实现对令人窒息的社会现实的严厉批判。比如,诗人沙米索(1781-1838)在《轮唱曲》中不无悲伤地写道:

   这是沉重的时代苦难!

   这是苦难的沉重时代!

   这是时代的沉重苦难!

   这是沉重、苦难的时代![1](P16)

   再比如,诗人普拉滕(1796-1835)在《柏林国民歌》中表达了同样的愤懑之情:

   啊!诗人,你该满意了,

   这个世界并没有失去什么;

   在这个地球上你早就知道,

   没有什么比做一个德国人更糟。[1](P17)

   第二种新文学以“青年德意志”为代表,它在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精神的鼓舞下应运而生,主要代表人物有卡尔·斐迪南·谷兹科(1811-1878)、鲁道夫·文巴尔克(1802-1872)、亨利希·劳伯(1806-1884)等。“青年德意志”形成了与之前的古典风格、浪漫风格迥然相异的“现代风格”:推崇希腊主义,提倡肉体解放;反对传统道德,主张妇女解放;崇尚自由主义,赞成立宪制②。

   概言之,白尔尼和海涅在当时的文学与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他们不仅被视为1830年前新文学即文学反对派最杰出的代表,而且被看作1830年后文学反对派即“青年德意志”的先驱者。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时至今日,尽管绝大多数人对海涅的文学地位了然于胸而不知白尔尼为何许人物,但白尔尼不仅被当时的青年恩格斯奉为“德国自由的旗手”与“新时代的施洗者约翰”[4](P451),而且被后来的勃兰兑斯等尊为“新德意志文学的第一个开路者”[1](P31)。此外,在当时的德意志,尽管人们把海涅与白尔尼并置,但始终把白尔尼置于海涅之前,这主要是因为白尔尼在当时的政治影响力、社会影响力都远甚于海涅。

   “白尔尼—海涅论争”与当时的“歌德论战”等其他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文学论争一样,它既是德意志社会大变革、大动荡时代所发生的自然现象,同时也是文学从歌德所声称的“艺术时代”转向门采尔、白尔尼、海涅等所断言的“政治时代”过程中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如果说白尔尼与海涅在“歌德论战”中所持立场的某些差异早已为两人的相关论争埋下了伏笔,那么两人之间的“短兵相接”则是双方就“歌德论战”中所涉及的重要理论问题所展开的正面交锋,因而十分有必要首先对“歌德论战”的相关情况作扼要描述与分析。

   解放战争胜利后,歌德及其作品在德意志的命运出现了某种逆转,各方对其人其作所持的态度、立场及评判标准大相径庭乃至水火不容,由此引发了一场前后持续三十多年的“歌德论战”。简言之,以齐默曼(1782-1835)、恩色(1785-1858)、舒巴特(1796-1861)、艾克曼(1792-1854)、伊默曼(1796-1840)、赫林(1798-1871)等为代表的赞美者认为,歌德是天才的艺术家,其地位无可撼动[5](P60);歌德的反对者则持如下三种批判立场:自由主义的政治——艺术批判;保守主义的道德——宗教批判;折衷派的艺术赞美——政治批判。

   沃尔弗冈·门采尔(1798-1873)和白尔尼是第一种观点的主要代表。确如勃兰兑斯所言,“在政治上进步的青年中,已开始在探究歌德的政治信念,用当代标准对它作出评价,把歌德描绘成一个‘贵族’,他对人民毫无感情,实际上也没有天才”[1](P67)。

   白尔尼之所以对歌德持严苛的批判立场,不外乎两个方面的原因:在解放战争期间,歌德对法军的入侵无动于衷;歌德从未想过动用自己的影响力去救助陷入苦难的同胞,而是躲在艺术的象牙塔中。不过,与门采尔对歌德的全盘否定不同,白尔尼始终承认歌德是艺术天才,他将批判的边界一直严格限定在歌德本人的政治信念、政治立场等方面。此外,即使门采尔与白尔尼对歌德的“围攻”都是典型的政治批判,但两人之间也有着本质性的区别:“白尔尼对歌德的攻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不能与门采尔的攻击等量齐观。白尔尼的攻击不是恶毒的,更不是卑劣的。它们与其说是勾画出了歌德,不如说是描绘了作者自己,但有时它们却也触动了这位伟人性格中的伤口。尽管它们清楚地表明了白尔尼在才智方面的狭隘性,它们却也是他的性格的纯真的明证。这些攻击并不能减低人们对歌德的天才的崇拜。用白尔尼一八三○年错误的政治标准去衡量歌德,同用一八七○年错误的政治标准去衡量白尔尼本人一样,两者都是不合适的;因为若是这样的话,那人们今天就会给他打上恶劣的爱国者的印记,正如他对歌德所作的那样。白尔尼蔑视歌德,这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他对歌德的无知,人们是能够理解的,而不必受他的愤恨的影响。人们能够充分珍视他文章中的狂暴的激情和才智的跳跃和闪现,同时也不忘记在他的散文的那沸腾和闪光的瀑布上面,是广袤深沉的平静的海洋,这海洋就是歌德。”[1](P74-75)

   如果说白尔尼等是从政治观念上对歌德作出了脱离时代、脱离人民的愤怒“指控”,那么普斯特库亨格兰佐(1793-1834)等则是从宗教—道德维度对歌德进行“戏仿”式批判。1821年,普斯特库亨在“假冒”歌德之名出版的《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这部“仿作”中主要是从虔信主义的道德观点、宗教观点批判“异教徒”歌德。在保守主义者普斯特库亨看来,歌德及其作品所表现出的“泛神主义”不仅会危及现存的社会秩序而且会败坏社会的道德风尚。此外,他还认为席勒远比歌德伟大。尽管这些“臆断”在当时确实引起了一部分右翼分子的共鸣,但也遭到了左翼阵营的严厉批判。比如,青年马克思在1836年题为《普斯特库亨假冒的〈漫游时代〉》的讽刺短诗中就以诗的形式对其进行了辛辣嘲讽:

   据说歌德实在叫女人们讨厌,

因为他的书不适合给老太婆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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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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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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