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固然有个人才能、个人选择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时代自身的要求所致。比如，青年恩格斯针对普拉滕认为自己理智的产物就是诗这一观点作了如下评论：他将更加远离歌德，“他的思想也日益接近于白尔尼……他的思想和性格在这些歌词里比在他的其他作品中更有力和更突出地代替了诗意……凡是向着普拉滕提出其他要求的人，对这些波兰之歌是不会感到满意的，然而，凡是抱着这些期望拿到这本书的人，在感到书中缺少诗的芳香的同时，却会由于在崇高性格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那许多有巨大影响的高尚思想，以及在序文中恰如其分地表达的‘伟大的热情’，而得到充分的补偿”[8](P104-105)。总之，无论是政治批评还是审美批评，都应从时代生活面临的问题出发而不是从定义出发，始终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做不到批评的政治之维与审美之维的有机融合时可以有偏重但不能有偏废。

　　 再次，文学批评应始终恪守批评的边界与限度。无可讳言，海涅无论在1820年代与普拉滕的论争中还是在1840年《评路德维希·白尔尼》的著作中确有人身攻击之举，他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2)。真正的文学批评是求真、求善、求美的，拙劣的文学批评才会追名逐利，才会谋取话语权；真正的文学批评是一种真诚的、真挚的、真实的思想对话与情感交流，拙劣的文学批评才会或恶意诽谤或阿谀奉承他人及其作品；真正的文学批评是一种理解的、同情的批评，拙劣的文学批评才会居高临下地无情宣判。青年恩格斯的批评实践值得我们认真借鉴，他在《现代文学生活》(1840)一文中指出：“无论批评有多么大的摧毁量力，我们相信，仅有批评是达不到这个目的的。”[8](P126)“倍克是个诗人，在对他提出批评，甚至提出最严厉而公正的指责时，也应当顾及他未来的创作。每一个真正的诗人都应当受到这种尊重。”[8](P142)

　　 注释：

　　 ①路德维希·白尔尼(Ludwig Borne)，在中文翻译中大体有四种译法：高中甫在勃兰兑斯的《青年德意志》中翻译为伯尔内；张玉书等在梅林《论文学》以及张玉书编《海涅研究：1987年海涅国际学术讨论会》等著作中翻译为别尔内；杨自伍在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三卷)中译为伯尔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翻译为白尔尼。本文采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译法。为了保持译名的统一，本文所引的其他相关译文全部改为白尔尼。

　　 ②考虑到拙文《青年恩格斯与青年德意志》(载《江海学刊》2018年第5期)对白尔尼、海涅与“青年德意志”的关系以及“青年德意志”的整体状况已有较为详细的论述，本文不再赘述。

　　 ③详见马克思：《普斯特库亨假冒的?漫游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9-740页。此外，歌德(1749-1832)本人当时是如何看待来自“左翼”与“右翼”的共同批判?比如，歌德在1825年5月12日与艾克曼的谈话中指出：“二十年来，世人争论席勒和我谁更伟大。我们应该感到高兴，因为社会上毕竟有这么两个家伙让他们可以争论。”(艾克曼：《歌德谈话录》，第158页，洪天福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再比如，艾克曼于1830年3月14日问：“人们责备您，说您当时没有拿起武器，至少是没有以诗人的身份参加反拿破仑的民族解放战争。”歌德作了如下回应：“我的好朋友，我们不谈这点吧!这个世界很荒谬，它不知道它需要的是什么，人们得让它说话和自便。我没有仇恨，怎么会拿起武器呢?我当时已不是青年，心里怎么能燃起仇恨?如果我在二十岁时碰上那次事件，那么我肯定不会是最差的人，可是我当时已年过六十啦……由于他们无法剥夺我的才能，于是就想攻击我的品行。他们时而说我骄傲，时而说我自私，时而说我妒忌有才能的青年作家，时而说我沉溺于肉欲，时而说我不信基督教，现在又说我不爱祖国和同胞。你认识我已多年了，对我非常熟悉，总该认识到这些流言蜚语意味着什么。不过如果你想了解我所遭受的痛苦，请读一读我的《克塞尼恩》，从我的回击中你就会认识到人们试图轮流使我失去生活的乐趣。”(艾克曼：《歌德谈话录》，第477-478页，洪天福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

　　 ④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2页)。不难看出，恩格斯以“年龄”论歌德的政治取向的做法明显受到了歌德本人以及文巴尔克《美学运动》一书相关观点的影响。此外，1847年，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对歌德的“两重性”作出了深刻的剖析与精辟的论断。

　　 ⑤两人之间的论争集中反映在白尔尼《评亨利希·海涅》(1840年)和海涅《评路德维希·白尔尼》(1840年)中两部德语著作中。因语言能力限制，笔者不能直接阅读德文文献，只能从所掌握的其他文献资料进行整理与分析，尽可能地勾勒出双方所争论的基本问题。

　　 ⑥梅林在《海涅评传》中指出：1827年11月，海涅在去慕尼黑的途中，在卡塞尔拜访了格林兄弟，在法兰克福拜访了白尔尼。详见梅林《论文学》，张玉书等译，第16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⑦与白尔尼性格的“单一”“坚定”“果敢”相比，海涅体现出了某种“复杂”“怯懦”“摇摆”。比如，海涅自己为了更好的生活，从犹太教改信基督教，但对作出同样改变的埃杜阿特·冈斯(1798-1839)进行责难。再比如，为了在慕尼黑大学谋取教职而与专制政府妥协；拟在巴黎办德文报而与普鲁士当局妥协。

　　 ⑧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六分册《青年德意志》，高中甫译，第7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在1832年5月的汉姆巴赫宫集会上，白尔尼被奉为“德国自由的捍卫者”。

　　 ⑨详见拙文《青年恩格斯思想视域中的白尔尼因素》(载《复旦学报》2018年第4期)，本文不再赘述。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一时期的青年恩格斯是激进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共和主义者，还未完全接受当时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更不是共产主义者。

　　 ⑩马克思和燕妮于1843年10月迁居巴黎；同年底，马克思与海涅在巴黎相识并成为好友。1844年9月22日，海涅从汉堡给巴黎的马克思写信，希望能把《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的部分内容在巴黎的《前进报》上刊出，同时请马克思写一个引言。梅林认为，“海涅确实同马克思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在他们相处的日子里，海涅的讽刺诗达到了一种使之在世界文学中永远具有突出地位的高度，这里肯定也有马克思的一份功劳。”具体见梅林：《论文学》，张玉书等译，第18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6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从现有的文献资料看，马克思没有完成这一评论。

　　 (12)具体见梅林：《海涅评传》《论文学》，张玉书等译，第171、18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六分册《青年德意志》，高中甫译，第217-21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