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远喆 科尔内留·波乔:拉数字化与当代外交的转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1 次 更新时间:2019-12-25 00:13:44

进入专题: 数字化     组织文化     外交转型     美国国务院  

任远喆   科尔内留·波乔  

   内容提要:本文旨在探讨一个重要问题,即在数字时代各国外交机构如何调整其组织文化才能适应时代要求。如今在确定外交政策目标的过程中,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工具。但外交部门根深蒂固的组织文化与数字外交的平台、特质、前提假设之间存在矛盾,各国在处理这些矛盾时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本文建立了一个用于展现和评估各国外交机构中数字冲突潜在来源的三维框架,并以美国国务院为案例进行了经验评估。数字化给外交带来了新的文化特征,其既与传统外交文化有所差异,也孕育了外交组织文化的融合与创新。不同程度的数字文化体现了外交机构对数字化的接受和调适程度,同时也推动着外交基因的转变。

   关 键 词:数字化  组织文化  外交转型  美国国务院

  

   社交媒体已经完全颠覆了我们的生活。社交媒体无处不在,它在全球通讯领域引发革命,越来越多的产业和机构因社交媒体而改变。1995年,全世界只有不到1%的人口能够使用互联网,如今,这一比例上升到了40%。2005年,全球网民数量达到十亿,而到2018年,全球网民数量已经创下四十亿的新纪录。①实际上,脸书有多达16.5亿的活跃注册用户,其中10.9亿用户每天都会登录他们的脸书账户。②谷歌服务器每日要完成35亿次检索,推特上每天会有大约5亿条新状态,而一组服务器能支持超过十亿个站点运转。③2017年,中国这个全世界最大的社交网络市场的社交网络用户达到了5.96亿,微博用户超过2.8亿,而社交网络用户中的移动用户份额超过了65%。而到2022年,这一数字还将有很大的提升。④

   信息共享、数据传输和网络速度经历了如此巨大的变化,这也给世界政治带来了重要影响。数字革命强大的变革力量使得大多数国家和国际组织不得不快速适应这些数字工具。在很多人看来,数字化已经成为外交转型的一个特殊的阶段和进程,决定了现代外交的走向。“数字化时代”体现的是技术、社交、经济和政治上复杂的改变。⑤有学者直接将数字化时代的外交称为“外交3.0版本”。这不只是一个名字、标签或者象征,而是代表了外交的未来发展方向。⑥的确,如果想要在21世纪的世界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绝大多数国家和组织必须适应数字时代,这一点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在外交领域,情况尤为明显。

   数字化给传统外交文化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大多数国家的外交部门在21世纪初开始采用“线上”沟通的方式,并设法相应地调整他们的组织结构。美国总统特朗普更是被称为“推特总统”,他对社交媒体的使用给美国国务院带来了极大的混乱。⑦此外,首脑们通过数字工具直接活跃在外交一线不只是传统外交机构面临的唯一“危机”。在过去十年里,外交机构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其文化也不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甚至有学者断言,“外交部是最古老的国家组织机构之一,往往比较保守、拒绝变革,因而数字技术带给外交部的挑战是极大的。”⑧对于如何利用好这些数字工具、调整外交部门的组织文化,目前各国外交部门还未达成共识。尽管有些外交部门将这样的改变视作改革的契机,但对于另一些外交部门来说,这些改变意味着对外交传统的挑战,它让约定俗成的国际关系准则或外交机构的自身利益变得岌岌可危。⑨因此,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兴起引起了学者和从业人员的广泛讨论,并引发了各国外交部内部的激烈争论,以寻求如何调整其内部文化来高效利用这一数字技术。这些争论背后隐藏着一个问题,即这些数字工具如何影响了外交部门的组织文化,或者说,外交部门在利用这些数字工具的过程中,它们自身的运转流程和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外交部门对数字时代的适应将会在何种情况下形成新的组织文化?本文旨在探讨数字时代外交转型面临的一些挑战,尤其关注数字时代如何引发外交机构组织内部的文化变革,并分析其衡量的标准和维度,再结合美国国务院的案例模型进行实证讨论和评估,为未来数字化时代外交的研究和实践提供新的路径。

  

   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与外交转型

  

   英国学者哈罗德·尼科尔森曾对外交方式的演变做出了非常经典的阐述。在他看来,外交的演变主要经历了希腊罗马外交、意大利式外交、法式外交和一战后新外交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外交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⑩用转型标准来衡量,从意大利式外交到法式外交,外交更多的是一种“术”的变化,是外交理念从欺骗外交到诚信外交的转变。从法式外交到新外交,主要是从秘密外交向公开外交的转变。而进入全球化时代,外交的转型则更加彻底。(11)无论是从主要理念、规则规范、沟通渠道还是从行为体等各个方面来看,现代外交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布赖恩·霍金、扬·梅利森等学者近年来专门提出“整体外交”(integrative diplomacy)的分析框架来阐述外交转型和未来外交发展的方向和趋势。(12)

   在当代外交转型中,数字化已成为最不容忽视的驱动力之一。最近几年,对数字时代外交的探讨已成为外交学研究的热点。(13)从科学技术对外交的嵌入视角出发,学术界对于数字时代的外交有各种不同的叙述方式,如网络外交(cyber diplomacy)、数字外交(digital diplomacy)、虚拟外交(virtual diplomacy)、电子外交(e-diplomacy)或者新媒体外交(new media diplomacy),然而它们大多数内核较为模糊,缺乏严谨的学术界定,概念之间的重叠也较大,(14)而这也正体现了学术界对于数字化时代外交转型本质的不同认识。简单来区分,有学者在与数字外交对比后将网络外交界定为“利用外交的方式、外交的思维来解决网络领域产生的种种问题”,而将数字外交界定为“用数字化的工具和技术来从事外交工作”,(15)或者说是“国际行为体(包括国家行为体、超国家行为体和次国家行为体)将数字技术运用于外交事务,以和平方式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行为”。(16)而电子外交、新媒体外交等多侧重于外交中电子设备、新媒体等数字化载体的广泛使用。虚拟外交则被界定为多元化的外交行为体利用影像手段向观众传递观念、制造和传递服务特殊目的的信息,从而影响、塑造和改变行为体之间以及他们同公众之间的关系。(17)尽管在术语上还未取得共识,但这些新概念的出现反映了数字时代外交更为广泛和深刻的变化。数字时代的外交可以成为当前外交转型的一种元叙事,数字化是外交本身正在进行中的革命性变化与适应过程中的一部分。

   学界目前研究数字化对外交的影响主要有三种路径:第一是功能主义路径,关注不同外交行为体对数字化工具的广泛使用。各国外交部门对于数字化工具的选择、使用范围和特点等都有很大的差异。外交研究基金会在2016年专门对世界范围内将近50个国家的外交部的社交媒体使用情况进行了统计,并对比了不同国家的使用率。(18)他们将此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外交机构数字化程度的重要标准,认为这将直接影响国家形象、外交机构的工作效果以及外交机构的转型程度。从功能主义来看,危机沟通和公共外交是数字化时代外交转型的典型体现。一方面,各国都开始在危机管理中运用数字外交。(19)另一方面,数字外交带有很强的公共外交的属性,这也是外交转型很重要的一个方面。(20)

   第二是规范主义路径,关注数字化对于外交规范的冲击和重塑。在数字化时代,外交正在接受不同规范、规则的挑战。(21)首先是外交的透明化。外交主体需要减少对信息流的控制,传统的“秘密外交”在数字化时代面临着巨大冲击。其次是外交的扁平化。“对话的价值”在数字化时代体现得非常突出。不仅在各国外交部门之间,而且官方行为体和全球公民社会之间的“线上”和“线下”互动也非常重要。再次就是外交的新伦理化。比如,我们应该如何重新认识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等长久以来颠扑不破的外交“真理”?近几年来,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国际规则已经反复与数字外交策略产生冲突,在一些双边关系中,似乎不干涉原则已被“有责任干预”所取代。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数字化时代,需要重新评估1961年颁布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中的部分原则,以适应外交转型的需要。

   第三是批判主义路径,强调科技进步和数字化工具的发展并没有改变外交的本质。批判主义者强调不管外交的形式和手段如何变化,其本质仍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他们更多关注近年来外交僵局的突破与政治领导人在其中发挥的核心作用,而不是使用数字化工具的结果,(22)神经科学在外交学中的运用成为研究的最前沿。(23)这些研究集中在外交中的个体互动,而不是挖掘外交实施的新技术。当然,也有学者试图弥合“泛数字化”趋势和传统外交之间的鸿沟,阐释数字化工具与传统外交结合起来重塑和改革外交的进程。(24)

   迄今为止,学术界主要从上述三种路径思考数字化给外交带来的冲击和变化,较少专门讨论数字化时代外交文化的转变。在实践层面,对外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也大多仍然执着于传统外交的范畴,更多强调数字化的功能主义效用,集中在对眼花缭乱、层出不穷的社交媒体工具的使用上。实际上,数字化时代外交转型所引发的冲击是多方面的,导致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外交形态并存的局面,形成了超越传统外交的各种机制所构成的网络体系。真正给外交共同文化带来巨大冲击的是信息和网络技术所引起的时代变革,这将是一次真正革命性的变化。(25)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各国外交部门必须调整根深蒂固的组织文化与数字外交的平台、特质和前提假设之间的张力,真正迎接数字化外交时代的到来。

  

   二、组织文化、数字化与外交机构的调适

  

   “组织文化”这一概念最初发轫于文化理论,且主要用于企业研究。艾尔维森、丹尼森、哈兰和戈尔泽、哈奇、霍夫斯塔德等学者富有开创性的作品中对此都有所涉及。(26)他们的作品要么涉及社会和组织文化的各个方面,要么关注与公司实体高度相关的组织中的领导实践。事实上,作为从社会文化中分离出来的一个概念,组织文化已经被学者们研究了几十年,在20世纪80年代更是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最终出现了许多跨学科的分析模型。随着研究成果的不断丰富,学者和相关从业人员开始认识到理解和加强组织文化的重要性,他们在研究中指出,关注组织文化是企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27)另外,组织文化可以帮助人们探索和理解工作与生活,并能让工作与生活更有人情味、更有意义。(28)格雷夫斯肯定了组织文化的重要性,并明确了研究组织文化的组成元素和运作过程的策略,他提出,对于企业来说,文化是“将一个公司同另外一个公司区分开来的特质,它会使公司上下运作统一,还能让公司员工充满信心且更有条不紊地工作”。(29)

   尽管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兴趣在不断增加,但他们对到底什么是企业的“组织文化”并未达成共识。一些学者将其定义为人际交往中可观察到的行为规则,(30)一些学者则将组织文化定义为一个组织里的主流价值观,(31)而另一些学者则将其定义为一个组织内形成的共识。(32)文化在将看似随机的小团体统一为实体时,满足了人们寻求归属感和安全感的需求。在小团体中特立独行可能会带来机遇,追求一致则可能实现安全稳定,而文化实现了二者间的折中,因此,如果没有认识到组织文化是变革阻力的主要来源,就无法真正理解组织学习、组织发展和文化变革。此外,认识和评估自身文化的不足以及自身的文化适应力,是领导层面对的终极挑战,也是其存在的意义所在。

长期以来,文化的概念不仅在组织行为的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认可,它在当代外交研究中也有一席之地,其与外交文化本身的关系尤为受重视。在宏观层面,维斯曼将外交文化定义为:为了改善关系和避免战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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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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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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