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忠夏:合宪性审查制度的中国道路与功能展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1 次 更新时间:2019-12-24 23: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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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忠夏  
Duncker & Humblot, Berlin 1986, S.41; N. Luhmann, Das Recht der Gesellschaft, Suhrkamp, Frankfurt am Main 1995, S.297 ff., S.472.

   [34] 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载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彭真文选》(1941—1990),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54页以下。

   [35] 参见王旭:《国家监察机构设置的宪法学思考》,《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第138页。

   [36] 参见前引[27],张翔文,第290页。

   [37] 参见刘刚:《政治代表概念的源流——兼论我国宪法的代表结构》,《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4期,第122页以下。

   [38] 习近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8页以下。

   [39] 2018年6月22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职责问题的决定》,决定由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继续承担统一审议法律草案等工作的基础上,增加推动宪法实施、开展宪法解释、推进合宪性审查、加强宪法监督、配合宪法宣传等工作职责。有学者指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只是一个工作机构,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才是有权作出合宪性审查的决定机构。参见张春生、秦前红、张翔:《推进合宪性审查,加强宪法实施监督》,《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4期,第10页以下。

   [40] 参见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49页。

   [41] 前引[34],彭真文,第453页。

   [42] 参见韩大元:《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宪法地位》,《法学评论》2013年第6期,第3页以下。

   [43] 关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属性和边界,参见黄明涛:《“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边界》,《中国法学》2019年第1期,第104页以下;胡锦光:《新时代背景下人大制度的发展》,《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第3页以下。

   [44] 彭真曾指出,“宪法修改草案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是《总纲》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的原则规定的延伸。……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社会的利益同公民的个人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只有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和根本利益都得到保障和发展,公民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才有可能得到切实保障和充分实现”。前引[34],彭真文,第442页以下。

   [45] 在合宪性审查的双重功能中,政治功能具有奠基性,法律功能需要在政治功能的基础上结合宪法相关规定展开,某种程度上需要超越立法法中既有的立法审查框架,在法律制度层面有所突破。

   [46] 关于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立法分工方面的讨论,参见前引[42],韩大元文,第3页以下。

   [47] 参见张翔、赖伟能:《基本权利作为国家权力配置的消极规范——以监察制度改革试点中的留置措施为例》,《法律科学》2017年第6期,第30页以下;陈柏峰:《党内法规的功用和定位》,《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第105页以下。

   [48] 参见[德]克劳斯·施莱希、斯特凡·科里奥特:《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地位、程序与裁判》,刘飞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42页。

   [49] 关于法律草案的合宪性审查,参见前引[4],邢斌文文,第61页以下。

   [50] 关于适当性审查能否被纳入合宪性审查,王锴认为二者应有区别,同时又认为适当性审查中的比例审查已被吸收到合宪性审查中。参见前引[2],王锴文,第5页以下。

   [51] 也有学者指出,立法法中还规定有另外一种审查机制,即备案审查机制。参见前引[2],王锴文,第5页以下。

   [52] 尽管可以通过对“不适当”或者“超越权限”等事项进行扩大解释,将违宪情形纳入其中,但从法律文本和立法原意来看,似乎并不包含对于违宪情形的审查。如果将适当性审查解释为合宪性审查,则意味着合宪性审查未能跳出立法法所规定的立法审查的窠臼,难以解决立法法在合宪性审查机制方面存在的固有问题,例如无法对全国人大通过的基本法律进行审查。

   [53] 立法法第99条第3款规定,相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对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主动审查”。备案审查的问题在于,相关程序、审查内容以及效力都还不够明确。并且,备案机制难以通过公开透明的说理方式运行,只能在内部政治过程中解决,因此乔晓阳曾将备案审查形象地比作“鸭子凫水”。关于备案审查与合宪性审查的关系,参见前引[3],胡锦光文,第22页以下。

   [54] 参见胡锦光:《论我国法院适用宪法的空间》,《政法论丛》2019年第4期,第13页。林来梵也曾提出要建立“合宪性审查优先移送”制度。参见林来梵:《合宪性审查的宪法政策论思考》,《法律科学》2018年第2期,第37页以下。

   [55] 参见王建学:《法国式合宪性审查的历史变迁》,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139页;陈淳文:《从法国2008年修宪论抽象违宪审查制度的发展》,《“中研院”法学期刊》第17期(2015年),第96页以下。

   [56] 参见上引陈淳文文,第109页以下。王建学将这种宪法审查机构“司法权化”趋势称为是“实质性宪法法院的确立”以及对所谓“政治机构审查模式”的最后一击。参见上引王建学书,第129页以下。

   [57] 参见秦前红:《地方人大专门委员会的功能设计及其监督实践》,《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第15页以下。

   作者简介:李忠夏,法学博士,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法学研究》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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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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