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响:“按劳分配”在中国:一个宪法概念的浮沉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9 次 更新时间:2019-12-24 22:58:40

进入专题: 按劳分配   宪法概念   主体地位  

李响  

   摘要:  按劳分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多有论述的重要政治经济概念,也是不应忽视的宪法概念。制宪时,中国未效仿苏联等国规定按劳分配内容,这是从实际出发、自主作出的决定。而“按劳分配”在成为通行中译后,历经曲折于1975年实现入宪。在七八宪法继续规定“按劳分配”以及在此前后展开按劳分配大讨论的基础上,八二宪法完善了相关规定。但随着按劳分配作为分配制度主体的地位在现实中相对下降以及1993年并未启动宪法解释,该规定最终在1999年被修改,按劳分配由此整体上趋于边缘。只有在理论上明晰当前条件下按劳分配的基本内涵进而使之走向实践,它才能摆脱百年来数度浮沉的困局并迈向勃兴。

   关键词:  按劳分配;宪法概念;主体地位

   我国现行宪法第6条第1款后段规定:“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该条第2款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表明,按劳分配被宪法规定为基本的分配原则和分配制度的主体,它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学)概念,也是一个不应忽视的宪法(学)概念。本文旨在揭示按劳分配经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与概括之后,移译、形成与确立的中国化历程。[1]从宪法学视角考察这一概念,既能使我们对其本身的数度浮沉有更为清晰的认识,亦构成重新观察与思考我国宪法史上若干问题的独特契机。

  

   一、浮现:按劳分配的概念及其形成过程

   (一)按劳分配概念的经典论述与概括

   经典意义上的按劳分配概念可回溯至马克思1875年写作的《哥达纲领批判》。在这篇重要文献中,马克思先是指出:所谓“劳动所得”,是必须完成了两步共六项的“扣除”之后才能“进行个人分配”。这种分配方式的背景是: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之中,“个人的劳动……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故一方面,社会依然“通行的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另一方面,相较“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其“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分配采取的是“一定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于是,“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领回来。”接着,马克思又指出:前述社会条件之下分配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但这种平等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因为人们的体力、智力等存在着差异,“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故“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进而,由于人们还存在结婚与否、子女多少等差异,“在提供的劳动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基金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就会出现“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的结果。针对这一问题,马克思表示: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的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 “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2]由此,马克思将共产主义(第二)阶段的分配原则[3]直接概括为按需分配,并指出第一阶段(后称社会主义阶段)分配原则的基本内涵是“给予社会的,就是个人的劳动量”“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给予社会的”,并未将其概括为“按劳分配”。但他深刻揭示和强调了按劳分配的平等与不平等都是相对的,而且总体上是“进步”的,故应以此作为第一阶段新社会的分配原则。

   1917年4月,列宁在《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中谈到:“人类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和按每个人的劳动量分配产品……社会主义必然会逐渐成长为共产主义,而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4]由此,上述马克思提出的按劳分配的基本内涵被概括为“按每个人的劳动量分配产品”。数月后,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进一步谈到:马克思认为,在社会主义阶段“最初只能消灭私人占有生产资料这一‘不公平’现象”,使“人剥削人已经不可能了”,可是“却不能立即消灭另一不公平现象:‘按劳动’(不是按需要)分配消费品”。这意味着:“‘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对等量劳动给予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的不等量(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权利’。”不过,列宁随即解释:“不能认为,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人们立即就能学会不要任何权利准则而为社会劳动”,由于除了“资产阶级权利”以外“没有其他准则”,故“还需要有国家在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同时来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5]可见,列宁不仅主张“对等量劳动给予等量产品”,也强调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这样的资产阶级权利要同生产资料公有制一起得到保障。

   1931年,斯大林在解释怎样看待社会主义所追求的“普遍的平等”与平均主义的关系时谈到:社会主义从来不意味着人人都“领取同样的和同等数量的产品”。事实上,马克思说的是,在阶级还没有彻底消灭之时,在劳动还没有从生存手段变成人们第一需要、变成为着社会谋福利的志愿劳动之时,只能实行“按自己的劳动来领取工作报酬”。只有进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能实行“每个人一方面尽自己的能力来劳动,另一方面将按自己的需要来领取劳动报酬”。后者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前者则为社会主义阶段的分配原则——“各尽所能,按劳分配”。[6]由此,斯大林不仅提出了“按自己的劳动来领取工作报酬”这样的新表述,而且权威性地将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概括为“按劳分配”。

   (二)“按劳分配”概念的形成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作为共产主义阶段分配原则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首先得以流行。[7]1919年4月,王光祈在介绍马克思相关主张时,对于社会主义阶段分配原则采用了“各售所能,各取所值”的中译。[8]四个月后,“各售所能”被张闻天改译为“各尽所能”。[9]1921年1月,恽代英的译作《阶级争斗》出版,进一步区分了“各取所值”和“各取所需”。[10]基于此,毛泽东在向劳工发出的一份倡议就使用了“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表述。[11]1922年1月,邓中夏在引述《哥达纲领批判》时,正式将“各取所值”作为“去资本主义社会未远,流风遗沫,浸焉未泯”的“共产主义的初期(即半熟期)”的分配原则,将“各取所需”作为“生产力已经发达到了极点”、“各个人都能够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完成期”的分配原则。[12]就此,二者成为以后相当长时期内对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分配原则的通行中译。

   然而,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实际上较少直接谈“各取所值”,而是主要着眼于“反对平均主义”。1929年底,毛泽东在红四军党代会决议案第一部分[13]谈到:因为“斗争环境所需要”, “红军人员(在分配上)应该做到最大限度的平均”。但是,搞“极端平均”, “不问一切理由”追求平均,则不仅“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的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即使是未来“社会主义经济时期,物质的分配亦当按照各人及各工作的需要,决然无所谓绝对平均”。[14]这段论述,一面在理论上较为深入地剖析和批驳了绝对平均主义,一面也承认了彼时革命战争条件下分配中存在的平均化实践。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背离恰反映出毛泽东反对的是特定意义的平均主义,即“绝对”的平均主义,而非平均主义本身。[15]抗日战争时期,分配平均化的实践得到适当控制。此时,毛泽东谈到:平均主义是“使积极分子、平常分子向落后分子看齐”, “抹杀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差别,也抹杀了勤惰之间的差别,因而降低劳动积极性”,不利于“增加生产的数量与质量”。[16]然而,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后,他又转而指出:“劳资关系必须取合作方针,以达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工人之福利必须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中求之,任何片面的过火要求,都将破坏解放区的经济”, “决不可只顾工人暂时片面利益,结果害了自己”。[17]不过,总体上看,当时的领导层对于平均主义本身弊害的认识有所加深,所以并不主张趋向“完全一律”那种狭义上的平均主义,而是强调抑制收入差别,使能力、劳动与所获报酬形成比较正常的对应关系。

   1951年7月,《人民日报》刊发前引[192]9年底毛泽东相关论述的修订版本,将“最大限度的平均”改为“大体上的平均”,也将“按照各人及各工作的需要”改为“按照‘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18]三个月后,新中国第一版《毛泽东选集》出版,又将“各尽所能各取所值”进一步改为“各尽所能按劳取酬”。[19]于是,“各尽所能,按劳取酬”成为建国初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分配原则最权威的表述。[20]到1958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使用的仍然是“按劳取酬”。然而,四个月后,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第一部分出现了“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即按劳付酬)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即各取所需)”的说法,之后内容便一律使用“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再未出现“按劳付酬”或“各取所需”,也未出现“按劳取酬”或“各取所值”。对此,《人民日报》刊文评释:过去使用“各取所值”是错误的,因为“如果劳动者把所创造的价值都分掉了”,就无法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流行的“按劳取酬”这一中译“也不够确切”,不能够准确表达“各人是被付给、被分配以一定报酬(而不是各人自己去分取报酬)的意思”。[21]由此,“按劳分配”取代了“各取所值/按劳取酬”,正式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分配原则的标准中译,并沿用至今。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下,按照劳动者的劳动量(数量与质量)进行分配。

  

   二、沉潜:“按劳分配”入宪的曲折历程

   (一)制宪时未规定按劳分配的原因

   新中国成立时,根据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实际情况,《共同纲领》有关劳动与分配的内容主要是:第4章“经济政策”首条(第26条)规定“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第32条规定“国家经营的企业中,目前时期应实行工人参加生产管理的制度”, “私人经营的企业,为实现劳资两利的原则、应由工会代表工人职员与资方订立集体合同”。尽管《共同纲领》本身没有载明社会主义前途,也未明确表示将实行各取所值,但在第一届政协会议期间,陈叔通代表工商界的发言即已谈到:“新民主主义是徐步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对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需要“认识到是以公为主、以私为辅”,还要认识到“劳动是建设的基本动力,资本的运用……也应该是为全国人民谋福利的”。[22]

1951年初,中共中央正式将“力争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工人生活”列为全国性城市工作要点之一。随后,毛泽东也谈到,福利“不能太低,但又决不可太高,致陷自己于被动”,工资待遇大体也要“一视同仁”, “高的一般不降,低的也不一定都提,要看具体条件和技术水平”,并且“不能提得过高,提高容易降则难”。[23]由此,随着经济开始全面恢复与发展,过去刻意抑制收入差别的政策得到适当“松绑”,不再是整体抑制分配,转为要求“限高”。总体上,毛泽东在此期间更为关注的是农村及工农业协调问题,他主持制定的中央文件指出:“实行一定的按劳分配制度……能够大大地鼓励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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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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