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英 王瑞民:农业工业化与服务规模化:理论与经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1 次 更新时间:2019-12-23 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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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守英 (进入专栏)   王瑞民  

  

   专业化分工是实现规模报酬的重要条件,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平均成本会下降。但是,一般认为,规模报酬主要存在于制造业,除了非常特殊的情形,农业生产的规模报酬并不存在。分散的农业生产需要根据天气等变化随时进行调整,潜在的规模报酬也因管理、监督等边际成本增加而大打折扣。来自世界多个国家的经验研究证实了农场规模与土地生产率之间呈反向关系。中国农业生产的典型事实也表明,大规模户的土地生产率远低于小规模户的土地生产率,当家庭农场规模小于616~619亩时,土地规模与农业生产率的反向关系一直存在。中国以小农为农业生产基本单位,因此,家庭农场生产规模很难突破上述反向关系的规模区间。如果单纯扩大土地规模,代价是土地生产率下降,这意味着不仅规模报酬落空,而且农业现代化难以实现。因此,以农户为基础的农业工业化,围绕家庭农场制度实行农业部门要素组合的重构与连续性变化,实现农业分工深化,主要依赖农业各环节服务规模的扩大和服务水平的提高,才可能实现农业中的规模报酬。

  

   近年来,山东农业在劳动力投入不断降低的同时技术和服务等投入不断增加,带动山东农业工业化、服务规模化和区域生产专业化进程。在农业工业化实践中,山东以供销社为主体进行农业生产要素重构,通过土地托管而非土地流转推动服务规模化,通过标准化、易监督的环节实现服务专业化,通过搭建为农服务中心集约化供给不可分割的大型农业投入,以及利用村级组织资源降低农业经济活动的组织成本,既通过分工效率提升实现了服务环节的规模报酬,又避免了单纯农场规模扩大引致的监督成本攀升。山东在农业工业化和服务规模化方面的试验值得进一步观察与分析。在保持农户家庭经营和农业要素禀赋条件下,以服务规模化推进农业工业化与现代化,是中国农业发展的现实选择。

  

一、农业规模报酬:一般理论与经验研究

  

   (一)规模报酬与农业中的规模报酬问题

  

   人类对经济效率的追求是无止境的。亚当·斯密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开篇就论述了分工是效率提升和增加国民财富的关键,工人反复从事某种专门操作,逐渐会发现更好的方法。分工还使得一组复杂的过程转化为相继完成的简单过程,特定过程的专门化最终导致了机器的采用。机器采用带来的效率提升,导致分工的进一步深化,规模报酬也因此得以实现,即随着生产规模扩大,平均成本下降。

  

   规模报酬带来的经济效率提升依赖于以下三点:一是产业的不断分工和专业化是实现规模报酬递增的基础;二是报酬递增取决于劳动分工的发展;三是市场规模的扩大将进一步促进劳动分工。

  

   一般而言,制造业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但农业生产中规模报酬有限。大部分文献认为,除了某些非常特殊的情况,农业生产的规模报酬根本就不存在。

  

   农业生产可能存在规模报酬的最重要原因是大型投入具有不可分割性。农场规模必须达到一定程度才能有效使用联合收割机、大型拖拉机等农业机械,降低单位面积的作业成本。据此,有论者认为农业机械化将为农业生产带来规模报酬,但会导致小农场的消失,因为小农场似乎无力购买上述昂贵但能够极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农机。事实上,农机租赁可以使得小农也能享受农业机械化带来的效率提升。欧洲19世纪就开始租赁单个农户买不起的脱粒机,美国的联合收割机则在收获季节里从南到北流动作业,中国2003年以来农机跨区作业面积也迅速增加。因此,虽然农业机械化带来的规模收益会刺激农场规模扩大,但农机租赁市场的存在,使得农场的规模不一定要大。

  

   管理也属于农业经济活动中不可分割的整体投入。技术发展与进步使得有先进管理经验的技术人员成为农业经营中的稀缺人才。但如同大型农机一样,管理也可以依靠市场提供,农经站、农技站等在一定程度上可弥补小农场管理的不足。加之家庭经营的小农场,成员间的信任与监督成本非常低,依靠农业工人的大农场管理优势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

  

   综上,大型农业机械的使用和管理带来的潜在规模报酬,因农机租赁市场、提供农业公共服务的农技站等的替代性而有所削弱。加之分散的农业生产需要根据天气等变化及时进行调整,农业中的潜在规模报酬也因管理、监督等边际成本增加而大打折扣。

  

   (二)农场规模与农业生产率:国别经验

  

   农场的土地规模与农业生产率之间是什么关系?大部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两者呈现反向关系。即随着土地规模扩大,农业生产率是下降的。

  

   早在20世纪20年代,恰亚诺夫基于对苏联家庭农场的调查与研究,即已经发现上述反向关系:大农场不如小农场有效率。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农场微观调查数据逐渐丰富,农场规模与农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成为国际农业经济学界的一个争论焦点。农场规模与农业生产率之间的反向关系被不断验证,以至于上述反向关系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农业的“典型事实”。

  

   贝里和克莱恩利用联合国粮农组织(FAO)1960年的20个经济体农业普查数据,检验农场规模与单位产出之间是否存在反向关系。该研究将大农场定义为每个经济体面积前40%的农场,而将小农场定义为每个经济体面积最小的后20%的农场,并计算了大农场和小农场土地利用效率(正在耕作的土地所占的比例)比值。其结果显示,除了东亚的中国台湾和韩国外,其余国家和地区的这一比值均小于1,这意味着小农场的土地利用效率要显著高于大农场,且土地充裕的国家或地区(如拉丁美洲)大农场和小农场之间的土地利用效率差别要显著高于土地相对稀缺的国家或地区(例如东亚)。其进一步的回归结果显示,土地分配越不均等、土地禀赋越充裕的国家,大农场土地利用率越低。

  

  

   科尼亚对15个发展中国家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农场规模与每公顷单产呈反比。这15个国家中的12个小农场高效率的原因是土地复种指数高,投入也高。普罗斯特曼和里丁格尔基于117个国家数据的研究表明,谷物单产最高的14个国家中有11个是小规模农场占主导地位的。

  

   亚洲。菲律宾人地关系较为紧张,以小农场为主。在20世纪60年代,只有38%的农场超过3公顷,19%的农场超过5公顷。贝里和克莱恩的研究结果显示,随着农场面积扩大,土地生产率急剧降低。50公顷以上农场的单产要比1~3公顷农场低32%~45%,前者单位面积的增加值仅为后者的22%~39%。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管井等农业基础设施的发展,巴基斯坦的农业灌溉条件大大改善,赫尔特堡利用巴基斯坦农场层级的面板数据,得出农场规模与单位产出之间的反向关系是非常显著的,即使在控制了农户固定效应后依然显著。赫尔特堡认为导致发展中国家小农场比大农场更有效率的原因,包括劳动力、土地、信贷与风险等要素市场不完善。于纳尔利用土耳其5003个农场的微观调查数据验证农场规模与单位面积的产出,小规模农场(20十公亩以下)的单位产出约为中型农场的3倍、大型农场的5倍、超大型农场的9倍,控制了村庄、农户和气候的异质性后,回归结果依然显著,在土耳其的各个地区,单位产出与农场规模之间都存在显著的反向关系。

  

   南美。巴西单位面积土地的纯收入随着农场规模的增加而递减。规模不到1公顷的农场比规模在1~10公顷的农场的纯收入高出2倍,比规模在200~2000公顷的超大农场高出30倍。贝里和克莱恩利用1962-1963年的巴西农场调查数据以及1973年对巴西西北部的调查数据,得出农场单产随着农场面积扩大而缩小,即使控制了土地质量之后上述结论仍然稳健。农场规模与单产的反向关系并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对哥伦比亚的研究中,贝里和克莱恩同样发现了上述反向关系。500公顷以上的大农场的单产仅为3~5公顷的小农场的15%左右。控制了土地质量后,大农场相同质量的土地单产为小农场的45%左右。由于农村要素市场发育不完善,对于小农场而言,土地和资金的机会成本较高,劳动力成本则要低很多。因此,大农场单位面积的劳动力用量仅相当于小农场的1/50,即使按照有效种植面积来算,也仅相当于小农场的1/15。小农场单位面积的化肥使用量要高于大农场,而机械使用量则要低于大农场。就全要素生产率而言,假定农业劳动力的机会成本为非农就业的一半时,5~10公顷的农场是最有效率的;假定农业劳动力的机会成本为0时,5公顷以下的农场仍是最有效率的。马斯特森对巴拉圭的研究也发现小农场比大农场更有效率,小农场单位面积的净收入要高于大农场。

  

   北美。规模大与机械化是美国农业的显著特征。但规模和资本密集,内生于美国的资源禀赋。由于劳动力稀缺,而资本和土地相对充足,通过机械化用资本替代劳动力成为美国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非洲。世界银行对肯尼亚农场的研究表明,规模在0.5公顷以下的农场单产是规模在8公顷以上农场的19倍,前者的劳动力用量是后者的30倍。卢旺达是非洲人口最为密集的国家之一,每个农户家庭平均拥有0.72公顷土地(2008年),按照每个农户家庭平均4块土地,平均每个地块仅0.18公顷。尽管政策制定者认为细碎化的农地与狭小的农场规模是制约卢旺达农业发展的主要障碍,阿里和丹宁格利用卢旺达全国范围内的地块层级数据,在有效地控制了农户家庭的异质性后,还是证明了农场规模与土地单产之间存在显著的反向关系。当农户家庭的劳动利润用农户家庭劳动力的影子价格衡量时,这一结论仍然成立,但当用村庄层面的劳动力市场价格衡量时,这一结论不再成立。

  

   (三)单纯扩大土地规模无法实现中国的农业规模报酬

  

   在中国传统的小农模式下,人地关系始终紧张,农业发展的核心在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与土地单产。低水平的人均耕地面积使得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缓慢,随着劳动的密集化,农业劳动报酬甚至会递减,导致相当时期内,中国农业一直是“没有发展的增长”。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大量农业部门人口开始向农村的非农部门以及城市转移,每年从农业向城镇地区非农就业转移的劳动力超过1500万,中国已经由“乡土中国”较快地转型为“城乡中国”。在“一半是城市、一半是农村”的城乡中国格局下,传统的人地关系也在转变并重构。家庭联产承包时的远近、肥瘦搭配,导致中国家庭农场的土地规模过小、地块过多、土地细碎化严重,大型的农业机械无法有效发挥作用。在此背景下,各地开始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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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经济评论》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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