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泉:重塑文人精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9 次 更新时间:2019-12-22 21:3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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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单纯地追名逐利。在这方面,传统士大夫情结与现代自由主义,其实是可以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即使是作为自由主义领袖人物的胡适先生也是如此。胡适在1936年回复周作人的一封信中曾经坦白其生活信仰:“生平自称为‘多神信徒’,我的神龛里,有三位大神,一位是孔仲尼,取其‘知其不可而为之’;一位是王介甫(王安石),取其‘但能一切舍,管取佛欢喜’;一位是张江陵(张居正),取其‘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垢秽之,吾无间焉,有欲割取吾耳鼻者,吾亦欢喜施与’。嗜好已深,明知老庄之旨亦自有道理,终不愿以彼易此。”作为晚年胡适生活中最亲近的后学,胡颂平在他编著的《胡适之晚年谈话录》中多次谈到,读《论语》等古代典籍所意会到的学人气象,在他接触的胡适身上时有流露。

  

   胡适的可贵之处在于终其一生,做到家国情怀的言行一致。1917年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胡适,在上海登岸时目睹祖国山河破碎,教育文化凋敝,遂下决心做一个将真理与光明传导给中国人的启蒙主义者,他认定只有从教育、思想与文化入手才可以为现代中国的新生奠定基石,于是决定“二十年不谈政治”,以《新青年》等刊物为阵地,大倡中国的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之类的文艺复兴,并提出重估一切价值。而在好友陈独秀等人被捕,他接手政治性刊物《每周评论》之后,潜伏胡适内心而一贯被自我压抑的政治意识就发抒出来,并一发而不可收拾,从《努力周报》倡导好人政府,到《新月》时期的讨论人权与约法,公开挑战国民党一党独裁的威权统治;从1930年代因为日寇侵入而心忧国家命运,与丁文江、蒋廷黻等人发起《独立评论》,提倡“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一直到1950年代的台湾政论刊物《自由中国》,胡适一直是现代中国公共舆论最重要的推手。

  

   胡适曾经在发表于《努力周报》的《政论家与政党》一文中如此申述他的政论理想:“只认是非,不论党派,只认好人与坏人,只认好政策与坏政策,而不问这是哪一党的人与哪一派的政策:他们立身在政党之外,而影响自在政党之中。他们不倚靠现成的势力,而现成的势力自不能不承认他们的督促”。1933年4月,当汪精卫盛情邀请胡适出任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而其友朋如傅斯年、翁文灏、吴景超等人纷纷入阁,他如此婉言拒绝:“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一个国家不应该没有这种人;这种人越多,社会的基础越健全,政府也直接间接蒙其利益。我深信此理,故虽不能至,心实向往之。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这确实是见证了政治的黑暗,却又力图革新政治,为中国政治生活浇灌一种新生命的胡适,在现代中国全力塑造的一种新气象,也就是通过知识人的讲学议政,而让科举制废除后日益边缘化的知识人重返社会中心,重建政治权威和心灵秩序的一种努力。

  

   与胡适较为单纯的自由主义者立场不同的是,主持《大公报》笔政的张季鸾的政治色彩似乎更为复杂,很难说张季鸾是一个纯粹的传统主义者或西化的自由主义者,他似乎是一个无法被历史论述归类的人。但是在小兵看来,张季鸾却是一位弥漫着浓厚士大夫意识而又深具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报人。正如张季鸾自己所说:“我的思想,是赞成维持中国的家族主义,但是要把它扩大起来。扩大对父母对子弟的感情,爱大家的父母与子弟。从报答亲恩,扩大而为报共同的民族祖先之恩。这种思想,是很对很需要。同时,应该排斥只知自私的错误的家族主义,不要只求自家繁荣,甚至于不惜损人利己。”张季鸾将其人生观的核心命名为“报恩主义”:“我的人生观,很迂浅的,简言之,可称为报恩主义。就是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我以为如此立志,一切只有责任问题,无权利问题,心安理得,省多少烦恼。不过我并无理论,不是得诸注入的知识,是从孤儿的孺慕,感到亲恩应报,国恩更不可忘。全社会皆对我有恩,都应该报。现在中国民族的共同祖先,正需要我们报恩报国,免教万代子孙作奴隶!”

  

   正如书中所强调的那样,即使像吴宓、梅光迪那样秉持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文人,也同样具有家国天下情怀。吴宓在哈佛大学的老师白璧德先生比较反感新文化运动,认为中国文化遭到了破坏,他希望自己的学生吴宓、梅光迪回到中国后能够拯救中国文化。吴宓回国创办《学衡》杂志,其实就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文化情怀在里面。甚至包括上海不少左翼知识分子,也有很强的救国情感在,包括那些生活在底层的所谓“亭子间里的文人”。书中引录《申报.自由谈》栏目不知名作者的一段文字,“为了生活,我拍卖了我的灵魂,为了生活,我拍卖了我的青春。我吃自己的脑汁,嚼自己的灵魂,是苦?是涩?也只有自己才知道。天啊,这是生活吗?这样,我所以每一看见笔,便存着敌意,便想逃,然而,直到现在我每天还是得寻找我的笔,握着,紧紧地。我想,总有一天我得搁下这劳什子,总有一天我得把我的灵魂叫回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家国天下情怀对于那个时代的文人来说,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哥伦比亚大学英美文学教授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就是一些具有业余精神的人。“知识分子”不是为了稻粱谋,而是以一种业余的精神去做研究的。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讲得更为明确,“知识分子”不是靠思想生存,而是为思想而活着的人。许纪霖先生也不止一次地强调 “知识分子”都有家国天下的大情怀,他在《“我是19世纪之子”:王元化先生的最后二十年》一文中提到,王元化先生晚年心境常怀苦痛,身体的痛苦尚在其次。他说真正折磨他的是精神上的忧患。这与他们的家国天下情怀、忧患意识有关。

  

  

   小兵在书中专门辟有《故旧》一辑,谈及关于清末民初的新旧之争。就时代特色而言,民国时期与今天的相似之处,都是一个转型时代。如李大钊所言,在北京看见贺新年的人,“有的鞠躬,有的拜跪,有的脱帽,有的作揖;有的在门首悬挂国旗,有的张贴春联”。张灏先生也强调近代中国是一个转型时代,特别指出随着科举的废除和皇权的瓦解,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开始边缘化。余英时更是认为,这种边缘化是政治、经济、文化乃至自我的边缘化。

  

   知识分子身处其中,其精神文化痛苦是不言而喻的。周作人在1925年的《语丝》周刊上有一篇文章,叫《十字街头的塔》。他就认为,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旧的房子已经拆掉,新的却还未建起。对于时代的巨变,相比其他群体而言,知识分子更容易感知,与此同时,他们会有种无力感,毕竟无法短时期内造就一个新的秩序,这一秩序包括政治、社会、文化乃至个体的心灵秩序。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也曾经论及这一点:“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气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

  

   在一个漫长的历史转型时代,无论是制度文明,还是道德文化,均是在重建进程之中。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生活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如何安身立命,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民国时期知识界的焦灼、彷徨与苦闷,作为今天的知识人同样感同身受。但是与百年前的知识分子相比,当代中国知识界最大的不同,或许还是一种文人精神的缺失。掩卷深思,笔者以为在百年后的今天,是不是我们在谈论人文精神之前,有必要倡导一种传统与现代文化兼容的文人精神,为这个浮躁的社会注入一股清流,让这种文人精神重塑中国知识界的文化面貌,重建当代知识界的尊严与荣耀。《易经》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但是没有真正的文人,何来人文精神?

  

   (作者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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