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 苏剑:2020年经济形势展望与政策建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55 次 更新时间:2019-12-21 21:4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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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 (进入专栏)   苏剑  

   3.进出口

  

   预计2020年进出口均呈回升态势。

  

   出口方面,从拉升因素看,第一,受贸易冲突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因素影响,多国货币政策已经进入宽松周期,将刺激全球经济复苏势头将对中国出口贸易形成有利支撑。第二,人民币汇率可能会略有下行,这将对我国出口具有拉动作用。压低因素方面,第一,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发酵,如何解决成为影响中国出口近期最重要因素。第二,世界经济增速下降、不确定性提高。

  

   进口方面,拉升因素主要在于中国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方面的举措。中国扩大进口政策发力,一系列自主降低关税政策落地,营商环境持续优化,贸易便利化水平大幅提升,将有力支撑2020年进口增速。从压低因素看,第一,从国内经济基本面来看,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内需收缩,制约进口增长;第二,中美贸易摩擦可能会对进口增速形成扰动。综合来看,预计2020年全年进口增速较2019年将有所回升。

  

   结合进出口两方面来看,2020年贸易顺差将继续收窄。

  

   (二)总供给的自然走势

  

   受美国限制中国企业对美高科技产品进口,中国劳动力供给下降以及中国对美贸易反制措施的影响,预计2020年总供给增速将呈现一定程度的收缩。能源价格保持低位将对2020年中国经济总供给起到支撑作用。外资企业在华投资结构变化将导致中国低端制造业供给下降,高端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供给上升。

  

   1. 外资企业在华投资结构变化

  

   2019年受中美贸易摩擦以及中国国内生产成本高企的影响,外资企业在华投资结构发生变化。2019年,外资企业对中国加工制造业的投资降低,但对高技术产业的投资不断增加并保持较高增幅。其中,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9.8%,占比达到29.8%;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129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1.3%。但是,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预计外资企业在华降低低端制造业投资,加码高技术产业和高端制造业的状态将在未来延续,从而导致中国低端制造业供给下降,高端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供给上升。

  

   2. 美国加征关税,冲击生产企业供给

  

   2019年美国商务部把包括海康威视、大华科技、科大讯飞、旷视科技、商汤科技、美亚柏科、溢鑫科技和依图科技等在内的28家中国机构和公司列入美国出口管制“实体名单”(又称黑名单),限制这些机构从美国购买零部件并高度限制美企与这些企业的其他往来。

  

   在中美贸易谈判没有达成完整协议的条件下,预计美国将保持对中国高端工业产品的出口限制。美国信息技术业占据绝对领先地位,限制中国企业对美国高端工业品采购将严重影响中国企业的正常生产,导致中国信息技术产品总供给下滑甚至停产。

  

   3. 能源价格持续波动

  

   预计2020年中国能源价格将保持低位。

  

   2019年受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全球原油需求降低以及美国、沙特石油增产的影响,2019年国际原油价格维持在60美元/桶的历年较低价格水平上下保持震荡。由于美国经济逐渐出现衰退信号以及欧洲和亚洲经济增长放缓,预计2020年原油需求降低,2020年原油价格将保持低位震荡。并且由于中国在中美贸易谈判中承诺进口美国能源产品,2020年中国国内能源价格将进一步降低。

  

   此外,受中国国内供给侧改革政策以及环保政策影响较大的煤炭在2019年前3季度产量稳步增长,同比增长4.5%,比2019年上半年加快1.9个百分点,前三季度,进口煤炭同比增长9.5%,比2019年上半年加快3.7个百分点。预计2019年中国煤炭价格将保持平稳趋势。

  

   4. 劳动力供给下降,劳动力成本增加

  

   2010年劳动人口占比总人口的比重74.5%,随后几年开始下降,到2018年,下降至71.2%。未来随着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劳动人口占比将继续下降。与劳动人口占比的持续下降并存的就是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因此,未来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将面临着劳动力供给规模减少、低龄劳动力参与率逐渐下降以及劳动力年龄人口内部结构老化等问题。劳动参与率下降、劳动力供给下降直接导致了劳动力成本增加。

  

   5. 中美贸易摩擦中中国反制措施的影响

  

   中国对从美国进口的商品加征不同程度的关税,一方面将抬高企业的生产成本,造成企业因利润下降而经营困难,短期来看,必然会导致总供给减少;另一方面将大大降低企业对未来收益的预期,总供给进一步收缩。

  

   (三)总结:中国经济的自然走势

  

   自然走势下(即没有政策进一步干预下),2020年的中国经济将出现供给和需求“双收缩”的局面。

  

   供给方面,扩张性因素主要是技术进步、外资投资增加、能源成本可能下降;紧缩性因素包括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劳动力成本增加、中国反制措施提高生产成本等影响。综合来看,总供给应该是收缩的。

  

   需求方面,扩张性因素主要是部分领域投资的增加;紧缩性因素是受多重影响,消费、投资和出口均有回落可能。综合来看,总需求大概率收缩。

  

   结合总供给和总需求的自然走势,我们判断,自然走势下的2020年GDP增速可能为5.1%-5.5%之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我们认为,受中美贸易摩擦、环保限产、非洲猪瘟等影响,供给收缩幅度小于需求收缩幅度,预计2020年自然走势下的CPI增速为1.8%,较2019年有所下降。总体走势前高后低,2020年通胀整体无忧。

  

四、2020年中国经济的主要风险点


   (一)房地产市场的风险

  

   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处于房价持续下跌风险和房地产企业债务风险并存的时刻。房价持续下跌恐将进一步恶化房地产企业财务状况,但若政策转向房地产市场,又会进一步助推高涨的CPI,同时定向降准扶持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也将大打折扣。

  

   第一,房价持续下跌风险。从2019年房价数据来看,10月70城房价数据显示,北京二手房均价环比下降0.6%,跌幅居4个一线城市首位,在70城中仅次于济南、西安等跌幅0.7%的城市。1-10月,北京二手住宅网签11.86万套,同比下降9%,二手住宅成交量创2015年以来同期最低值,二手房成交占比全市房屋总成交量下降至71%,为近五年最低值。[4]

  

   第二,房地产企业经营风险。2019年上半年,174家房企的加权平均净负债为91.37%,较年初增加了4.29个百分点,达到历史最高值,总有息负债66283亿元,较年初增长11.3%,近六成房企的净负债率有所上升。净负债率方面,2019年上半年174家房企的加权净负债率约为91.37%,达到2015年以来的最高值,较年初上涨了4.39个百分点,其中59.9%的房企净负债率呈上涨形势。[5]

  

   因此,房价下跌叠加房企经营困难对中国房地产行业造成了潜在的风险。

  

   (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当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已成为金融体系稳定性的一大隐患。整体地方债务面临以下风险特征:第一,地方显性债务压力处于可控范围,但地方隐性债务压力较大。根据Wind数据,2018年地方债务到期规模为8389亿元,2019年将达到1.31万亿元。2020~2022年到期年均超过2万亿元。第二,2019年开始步入债务到期高峰,城投企业还本付息压力增加,数据显示,2018年地方政府显性债务26.2万亿元,年应付利息超过1万亿元(其中包括债券融资18.46万亿元,以3.5%利率计,年应付利息约6400亿;城投债7.78万亿元,以市场平均利率5.5%计,年应付利息约4000亿元),若算上隐性债务,每年应付利息近4万亿元。第三,资管新规落地,理财产品转向净值型,金融机构加强对产品流动性管理,导致城投企业低评级外部融资压力增加。

  

   (三)外资撤离风险

  

   随着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以及中国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一些外资企业开始将生产转移到其他低成本国家。而中美贸易战的爆发进一步推动更多外资企业选择撤离中国。资料显示,当前撤离的外资主要是制造业为主,如以标致为代表的汽车产业,以三星为代表的手机产业,除了制造业之外,一些零售业外资也相继撤离,如进入中国市场24年之久的欧洲最大的零售商家乐福6月23日迈出了撤出中国的决定性一步。

  

   外资企业的撤出会冲击整个产业生态。很多撤出的外资已进入中国很多年,与中国市场的合作关系也已很多年,如标致已合作27年,家乐福进入中国市场也有24年。它们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已形成了产业生态和体系,是中国产业生态和消费生态中很重要的一环。因此,这些外资企业的撤出会打乱这种生态体系,与它们在同一体系的上下游产业都将受到影响。特别是与这些外资配套的一些供应链企业,可能会跟随外资撤出中国市场。

  

   (四)国际金融风险的传导

  

2019年以来,美国衰退风险指标首都突破32%(近半个世纪里,倘若上述指标超过28%,专家便会认定经济衰退的发生殊无悬念)[6],是自2009年以来的首次。而且,今年也同样出现了美国国债长短期利率的倒挂,倒挂的出现被普遍认为唯有经济衰退进入倒计时才会出现,这也一定程度加深了对美国经济衰退的担忧。此外,更令市场担忧的是,近40年来美国首度出现债务违约的风险。据美国两党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显示,创下历史新高的22.4万亿美元国债跟萎靡不振的预算收入增长,加重美国财政收支的压力,随时可能出现无法按时足额支付债务的情形。同时考虑到中美之间的经贸摩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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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发性金融研究》201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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