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飞 陈恋:美国《无辜者保护法》十五年:回顾与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7 次 更新时间:2019-12-13 20: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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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飞 (进入专栏)   陈恋  
对不服司法机关生效裁判、决定的申诉,逐步实行由律师代理制度。对聘不起律师的申诉人,纳入法律援助范围。”2015年6月8日,中央政法委实施的《关于建立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制度的意见(试行)》要求,在条件成熟时,将律师代理申诉纳入法律援助的范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于2017年4月1日实施的《关于逐步实行律师代理申诉制度的意见》第1条明确规定,“申诉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律师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上述规定的出台是我国申诉史上的一大突破,为申诉者提供法律援助是保障当事人依法行使申诉权利,实现申诉法治化,促进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维护司法权威的重要途径。接下来的重点是如何落实这一措施。

   应当确保申诉律师享有查阅、摘抄、复制已经审理终结案件的案卷材料的权利。我国现有法律没有规定申诉过程中的律师阅卷权。虽然《逐步实行律师代理申诉制度的意见》第9条规定:“依法保障代理申诉律师的阅卷权、会见权。在诉讼服务大厅或者信访接待场所建立律师阅卷室、会见室。为律师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等提供方便和保障。对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律师复制相关材料的费用予以免收。有条件的地区,可以提供网上阅卷服务。”但遗憾的是,我国法律并没有规定在再审立案前律师有阅卷权,而发现案件错误,需要在审前阅卷。虽然在决定再审后,律师可以阅卷,但再审决定前的阅卷权具有更大的必要性。

   最高人民法院自2018年9月1日起施行的《关于人民法院通过互联网公开审判流程信息的规定》第10条、第11条规定:“庭审、质证、证据交换、庭前会议、调查取证、勘验、询问、宣判等诉讼活动的笔录,应当通过互联网向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公开。”“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申请查阅庭审录音录像、电子卷宗的,人民法院可以通过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或者其他诉讼服务平台提供查阅,并设置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笔者建议,为解决申诉过程中、再审立案前申诉律师的阅卷权问题,应当赋予该规定以溯及力,申诉律师通过原审当事人的授权,对于该规定实施以前的所有案件都有权查阅、摘抄、复制所有卷宗材料和庭审录音录像。

   (三)吸取美国的教训:完善错案赔偿机制

   2004年《无辜者保护法》虽然增加了联邦对被错误监禁罪犯的赔偿金额。但遗憾的是,该法案第432条没有强制要求各州向被判死刑的无辜者提供合理赔偿,也没有提到向未被判处死刑的无辜囚犯提供赔偿。各州可以无视国会建议,而不给予被错误定罪的人任何补偿。对于未被判处死刑的囚犯没有任何法律上的赔偿,各州应认识到这种情况极不公平。

   从公平的角度来看,被判处死刑的无辜者和被判处25年监禁的无辜者在监狱度过的时间没有任何区别。但《无辜者保护法》第431条做出了这样的区分。在联邦案件中,该法要求美国政府每年支付10万美元,用于赔偿无辜的人在死囚区度过的每一年,但对于其他被错误关押的人,每年只支付5万美元。在被判处死刑和监禁刑这两种情况下,个人都将被隔离于朋友、家人之外,两者的牢狱之刑是一样的。尽管被判的刑罚类型不同,但无辜的囚犯应得到大致相同的赔偿数额。因此,有学者认为各州应当制定法律,保证每一个被误判的人在监狱中度过的时间得到同等的补偿,无论他们是否被判处死刑。[67]

   相较于美国区分刑种而制定不同的赔偿标准,我国对于被错误关押的罪犯给与相同的赔偿是一大进步。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规定,当国家刑事司法机关的有罪判罚被推翻或赦免,除非证明当时判罚完全或部分是其个人缘故所造成,被定罪而受罚者有权获得赔偿;除此之外,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国家机关非法侵犯人身权利及财产权利的,公民也有权获得赔偿。[68]我国也于1998年签署了《公约》(但全国人大尚未批准)。1994年5月12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7次会议通过了《国家赔偿法》(1995年1月1日起施行),标志着我国刑事赔偿制度建立。但是《国家赔偿法》一直存在获得赔偿过难、赔偿范围过窄、赔偿金额过少、赔偿标准过于模糊等突出问题。[69]通过2010年以及2012年的两次修改,明确了赔偿的归责原则,取消了确认程序,增加了精神损害赔偿,适当扩大了赔偿范围,改善了该法的运行效果。但是《国家赔偿法》的赔偿标准整齐划一,没有体现个案的特殊性,精神抚慰金赔偿并没有落到实处,吸取美国冤狱赔偿不力的教训,我国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赔偿制度:

   第一,细化赔偿标准。我国因刑事错案致使公民人身自由被剥夺,每日赔偿金只能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赔偿。无辜者在被错误追诉之前的境遇大不相同,现行赔偿标准一刀切式的规定忽略了不同原因、不同情形以及不同行业和地区之间的差异。可以规定一个下限即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赔偿,设定一个上限,由法院综合裁量赔偿金额。

   第二,落实精神抚慰金赔偿。2012年《国家赔偿法》在第35条[70]新增了有关精神抚慰金的规定,但是司法实践中精神抚慰金金额较小且裁判标准不一,赔偿结果与当事人的赔偿预期之间仍然存在较大落差。对于“严重后果”的界定,立法上应当进行列举式规定,一方面方便办案人员裁量,另一方面可以确定申请人的既得利益。此外,应当设定精神抚慰金的上下限,在决定具体金额时法院除了考虑受害人精神损害程度以外,受害人可预期的收入、受害人家庭生活受到的影响、地区收入水平的差异、诉讼费用和律师费用等等,都应当尽可能纳入到考虑范围内,作为数额裁量的因素。[71]综合考虑受害人具体情况确定赔偿金额,从形式平等过渡到实质平等。

  

原载《澳门法学》2019年第1期,第104-124页。

  

  

收稿日期:2018年11月24日

   * 高一飞(1965—),男,湖南桃江人,西南政法大学诉讼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 陈恋(1990—),女,重庆人,西南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方向博士研究生。

   本文为2017年度司法部重点课题《优化司法机关职权配置研究》(17SFB1006)、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看守所法立法研究》(立项号[18BFX078])的阶段性成果。

  

  

   [1] Bill Rankin, Reno Decries conviction errors,the Atlanta Journal-Constrrution, Aug.6, 2004, at 13A.

   [2] 刘品新:“职务犯罪侦查信息化与电子取证”,《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第166页。

   [3] Julie E. Samuels Elizabeth H.Davies Dwight B. Pope.Collecting DNA at arrest: policies, practices, and

   implications.The Urban Institute.Final Technical Report ,May 2013. https://www.urban.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23666/412831-Collecting-DNA-at-Arrest-Policies-Practices-and-Implications.PDF.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2月5日。

   [4] 祁建建:“美国无辜者被定罪及其纠正的程序研究——无辜者修正美国刑事司法”,《中国刑事法杂志》,2014年第5期,第109-123页。

   [5] 陈学权:“发现冤案的新方法——美国定罪后DNA检测立法及启示”,《当代法学》,2013年第5期,第108-116页。

   [6] 陈卫东:“刑事错案救济的域外经验:由个案、偶然救济走向制度、长效救济”,《法律适用》,2013年第9期,第20-21页。

   [7] Scott Christianson, Innocent: Inside Wrongful Conviction Cases.New York Univ Press, 2004, pp.27.

   [8] Jim Dwyer, Peter Nenfeld&Barry Scheck, Actual Innocence Appendix2.Doubleday Press, 2000.

   [9] Scott Christianson, Innocent: Inside Wrongful Conviction Cases.New York Univ. Press,2004, pp.27 .

   [10] Lissa Griffin, The Correction of Wrongful Convictions: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16 AM. U. INT'L. L. RE v. 1241,

   1263 (2001).

   [11] Michael E. Kleinert,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Justice:The Innocence Protection Act 2004 Ensures Post-Conviction

   DNA Testing, Better Legal Representation, and Increased Compensation for the Wrongfully Imprisoned, 44 Brandeis L.J Press, 2006, pp.491.

   [12] Randall Coyne & Lyn Entzeroth , Capital Punishment and the Judicial Process 2d ed., Carolina Academic Press,2001, pp.35.

   [13] Michael E. Kleinert,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Justice:The Innocence Protection Act 2004 Ensures Post-Conviction DNA Testing, Better Legal Representation, and Increased Compensation for the Wrongfully Imprisoned, 44 Brandeis L.J Press, 2006, pp.491.

   [14] 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 post conviction DNA testing: recommendations for handling requests 1 (1999).

[15] The Justice Project, Kirk Bloodsworth, availableat http://ccjr.(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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