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飞 陈恋:美国《无辜者保护法》十五年:回顾与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7 次 更新时间:2019-12-13 20: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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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飞 (进入专栏)   陈恋  
以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为代表的5名大法官认为罪犯利用定罪后DNA 检测证明自己无罪不是美国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各州有权决定是否给予被判刑人DNA检测权。最高法院法官承认DNA技术可以“提供前所未有的强有力的新证据”,并承认它暴露了刑事司法系统可能产生事实错误的倾向。但是这一技术不应该颠覆现有的刑事司法制度,如果将定罪后DNA检测权利宪法化,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司法会面临更为复杂的问题,如政府是否有保存样本的宪法义务、样本应该被保存多久、保存方法的规格如何、不同类型的样本是否有不同保存要求,等等。[57]这一判决明确了定罪后DNA检测权的属性,也给予了各州立法较大的自由空间。

   (三)50个州都通过了定罪后DNA检测法令

   无辜者保护法项目推行释放了越来越多的无辜囚犯,各州认识到定罪后DNA检测的重要性,截至2015年,50个州都通过了定罪后救济法令,为罪犯提供了定罪后DNA检测的机会。[58]然而,定罪后DNA检测程序的启动仍然较为艰难,一方面有前述辩诉交易的阻碍,即有些州规定在先前的定罪程序中作有罪答辩的罪犯无权申请定罪后DNA检测;另一方面执法者不愿破坏原有判决的稳定性,他们同时需要考虑司法资源的耗费、程序合法性审查带来的不利影响等问题。各州对允许定罪后DNA检测设定了极为苛刻的条件,如宾夕法尼亚州要求申请人提供一个初步的证据,证明DNA检测结果(如果有利的话)将确立真正的无罪。[59]这一要求为那些寻求定罪后DNA测试的人建立了一个几乎不可能达到的标准。其他州也要求申请人证明通过DNA检测产生的证据有影响案件判决结果的可能性。包括宾夕法尼亚州在内的至少19个州,要求寻求定罪后DNA检测的申请者在申请测试时被监禁。另外还有21个州对这一问题保持沉默,没有明确其态度。[60]这一要求忽视了部分已经出狱的被冤枉者的权利。对于某些性犯罪者而言,在获得减刑假释后出狱,即使其是无辜的,在一些州也无法获得救济。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生活在性犯罪者的污名之下。

   定罪后DNA检测程序在推翻以鉴定为中心的不准确的和无效的司法程序、为被错误定罪的人洗脱罪名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定罪后DNA检测程序越容易操作,过去的错误就越快得到纠正,那些被高级技术证明不科学的技术手段就越早被淘汰。可能预见,尽管今天仍然有很多陈腐的条条框框束缚着定罪后DNA检测作用的发挥,但那些阻碍司法错误的纠正、不符合司法规律的限制性条款,在今后的司法运动中将被逐渐改进。


五、《无辜者保护法》的经验和教训

  

   在立足我国现行制度的基础上,探究与建立制度化、规范化、长效化以及科学化的错案纠正机制是未来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61]《无辜者保护法》致力于降低无辜的人被错误惩罚的风险,在联邦和州的两套刑事司法系统中均确立定罪之后的DNA检测机制,强调搜集和保存遗留在犯罪现场的生物性检材,而且授权检察人员在采用其他方式收集案件证据的同时采取DNA检测技术。此外,美国国会提供资金资助DNA检测计划,通过提高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办案水平以提高司法质量,并对接受监禁惩罚的无辜之人提供赔偿以平衡司法公正。立足我国司法实际,我国错案纠正机制对美国《无辜者保护法》可以吸取两方面的经验和一方面的教训。

   (一)确立定罪后的DNA检测机制

   世界各国的司法实践表明,无论多么完备的司法系统都不可能完全杜绝冤假错案,纠正冤假错案的态度和力度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人权保障程度的重要标尺。冤假错案的出现不但放纵了真正的罪犯,更使无辜者被剥夺了自由甚至生命。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指出,2013年至2018年,我国依法纠正了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等重大冤错案件39件78人。[62]尽管重大冤假错案是少数的,但这些冤假错案的发生造成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质疑,损及司法权威,阻碍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对待刑事错案的态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发展水平的重要考量因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63]十八届四中全会重申了这一要求。为减少和纠正冤假错案,我国司法机关做出了不懈努力。公安部于2013年6月5日发布并实施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刑事执法办案工作切实防止发生冤假错案的通知》、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9月9日实施了《关于切实履行检察职能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法院2013年12月9日出台并实施了《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司法部于2014年2月23日实施的《关于进一步发挥司法鉴定制度作用防止冤假错案的意见》要求全面加强司法鉴定管理,进一步规范司法鉴定活动。这些规定的出台有助于各机关正确履行职责,严格把握案件质量,从源头上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在冤假错案发生之后,正面积极予以纠正,尽最大可能降低冤假错案造成的伤害。从防范和纠正冤假错案的力度来看,我国并不逊色于美国。定罪后DNA检测机制,是美国《无辜者保护法》最大的特色,这是我国冤案预防和纠正机制所缺乏的,我国可以借鉴。

   我国从1987年开始研究DNA技术以来,DNA技术己经广泛应用于刑事侦查工作,法医鉴定意见己经成为检察机关指控犯罪和审判机关认定犯罪的重要证据之一,但DNA检测技术尚未强制性要求应用于错案发现和纠正。2009年6月,日本通过DNA检测,释放了19年前因杀害枥木小足利市女孩而被抓的巴士司机菅家利和,这是日本首次通过定罪后DNA检测释放罪犯的案例。[64]DNA检测技术在纠正冤假错案中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我国有必要推进定罪后的DNA检测立法,对刑事案件所涉的DNA生物学证据进行永久性保存,并建设符合有效保存DNA证据条件的场所,通过立法赋予特定人员有权通过申请DNA鉴定以证明自己的清白。我国定罪后DNA检测机制应当包括以下具体内容:

   第一,健全DNA检测管理体制。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了健全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改革任务,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部门按照中央要求,大力推进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改革。从全国人大常委会2015年实施的《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来看,国家对四类司法鉴定业务[65]的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实行登记管理制度,从该决定第17条[66]来看,刑事诉讼中的DNA检测属于上述登记管理范畴中的法医物证鉴定,理应纳入统一管理的范围。但目前民间DNA检测机构数量之多,且设备、技术参差不齐,缺乏统一管理,容易造成DNA检测的混乱。因此,有必要统一管理DNA检测机构。

   此外,司法部2017年11月22日实施的《司法部关于严格准入 严格监管 提高司法鉴定质量和公信力的意见》强调,司法鉴定实施严格准入,从准入范围来看,对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一律不予准入登记。从准入条件来看,申请人必须自有必备的、符合使用要求的仪器设备,自有开展司法鉴定业务必需的依法通过计量认证或者实验室认可的检测实验室。在严格管理方面,意见强调省级司法行政机关要统筹规划司法鉴定机构布局,支持依托大专院校、科研院所设立集教学、科研、鉴定于一体的鉴定机构的发展。支持大、中型鉴定机构加大投入、扩大规模、做大做强,大幅度降低鉴定人数小于5人的鉴定机构数量。DNA检测需要精密的仪器与特定的场所,对于从业人员的技术更是有极高的要求。因此,司法部应当在审查DNA检测机构设立过程中,严把质量关,甚至提高准入要求;在DNA检测机构无法达到技术要求时,及时取缔。

   《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7条明确规定了侦查机关可以根据侦查工作的需要设立鉴定机构,但不得面向社会接受委托从事司法鉴定业务。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不能设立鉴定机构。目前,侦查机关为侦查犯罪已经开始进行DNA检测,现有的检测机制已经趋于完善,要完全剥离还需要时间。但将其纳入有效的统一管理是保证鉴定中立化的必然要求。

   对于鉴定人要开展定期培训。《关于进一步发挥司法鉴定制度作用防止冤假错案的意见》与《司法部关于严格准入 严格监管 提高司法鉴定质量和公信力的意见》均强调要完善司法鉴定人教育培训制度,司法鉴定人参加继续教育必须达到每年不少于40学时的规定。持续学习并保持一定的学习量才能保证DNA鉴定人及时掌握最新科技手段,保证DNA检测的质量。

   第二,明确定罪后DNA检测的受理条件。首先,侦查机关应当保存完好的生物检材,这是定罪后进行DNA检测的前提。其次,只要被判处有罪的罪犯都可以申请,这符合我国有错必究的刑事诉讼要求,也与我国普通人朴素的价值观一致。再次,申请人必须在判决生效日起5年内提出DNA检测申请(有特殊原因耽误申请的除外)。这是为了维护裁判结果的稳定性作出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

   第三,国家财政应当提供资金支持。为了保证申诉人的权利,对于申请人无法承担DNA检测费用的,应当由国家提供资助。

   第四,定罪后DNA检测权利不可放弃。2018年《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侦查、审查起诉以及审判阶段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处理。此外,《刑事诉讼法》第288条至290条规定了刑事和解程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可以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进行刑事和解以求得到从宽处理,三机关对和解协议的合法性、自愿性进行审查并主持制作和解协议。在上述两制度中,我国均没有规定在认罪认罚具结书或和解协议中相关机关或者当事人有权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放弃诸如上诉权等权利。笔者认为定罪后DNA检测权利不可放弃符合中国诉讼文化和传统正义观。首先,我国刑事司法追求的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究,注重实体真实,这与美国刑事司法追求程序公正至上的价值有所差异。其次,从人权保障角度考虑,保障罪犯在定罪后享有DNA检测权利是纠正冤假错案的最后一道关卡,实为底线权利和最终救济保障,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保留。

   由于冤案出现后需要追究有过错人员的责任,定罪后DNA检测机制的出台可能会遭到司法实务部门的抵触。但是,这一机制可以倒逼公检法三机关在承办案件过程中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使其办案更加谨慎,保证案件质量,从源头上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推行定罪后DNA检测机制,符合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

   (二)完善申诉法律援助机制和申诉律师权利

   刑事申诉作为发现冤假错案的方式之一,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认真审查申诉案件,对于查清案件事实,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正有重要作用。但是就法律规定来看,目前当事人的申诉对于法院、检察院而言只是启动再审程序的材料来源,不具有诉讼的性质,根本不是诉讼行为,案件是否进入再审程序是由法院、检察院根据情况而决定的,刑事申诉只是一个过渡阶段。由于许多申诉案件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本身不了解法律,申诉人根据《刑事诉讼法》以及《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规定,多委托律师代为申诉。申诉人能否获得律师专业的法律帮助对于冤假错案能否得以平反具有重要作用。

2014年10月23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落实终审和诉讼终结制度,实行诉访分离,保障当事人依法行使申诉权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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