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飞 陈恋:美国《无辜者保护法》十五年:回顾与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7 次 更新时间:2019-12-13 20: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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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飞 (进入专栏)   陈恋  
三、DNA检测权利受到辩诉交易的冲击

  

   DNA检测可以提供最确凿的证据,证明被告清白或有罪,从而为包括受害者在内的所有当事人提供一个可以确定的案件走向。定罪后进行DNA检测可以在刑事案件的最后阶段做出努力,保证无辜的人不被错误惩罚。与目击者的证词不同,DNA证据并不依赖于模糊的人类记忆,虽然DNA检测并不能弥补当前刑事案件中调查、定罪和量刑程序的所有缺陷,但是,目前的刑事案件中,有10%到20%的案件有必要进行DNA检测。[29]

   DNA检测结果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弥补调查和判决过程中的缺陷,从而降低刑事案件的错判率。截至2010年,美国已经有联邦政府、48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确立了被定罪囚犯获得DNA证据保存、获取和检测的法定权利”。“当程序的发展为刑事被告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时,它就有一种迅速关闭另一扇门的倾向。[30]正如其他变革性权利一样,DNA检测权利也面临重要的现实困境——受到辩诉交易的冲击,被告人与控方可能达成DNA检测权利放弃的辩诉交易,实际上排除了罪犯行使《无辜者保护法》所赋予的权利。

   (一)DNA检测权利放弃的整体情况

   “尽管人们固执地认为,无辜的被告不会认罪。”[31]但是在被错误定罪的被告中,有8%的人在最初辩诉交易过程中认罪。[32]许多无辜的被告即使知道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但是由于无法获取案件的关键证据,无法有效反驳检方的指控,因而同意包含放弃DNA检测权利的辩诉交易。只要促使无辜被告选择认罪以换取较轻刑罚的动机仍然存在,DNA检测权利放弃的现状就将会持续下去。

   2004年《无辜者保护法》增加了允许放弃DNA检测权利的措辞:“在批准对案件进行DNA检测之前,法院必须确认被告没有明知而自愿地放弃对该证据进行DNA检测的权利。”[33]易言之,若被告知情且自愿放弃DNA检测权利,法院就不得在后续程序中批准被告人的DNA检测申请。在该法案获得通过后,司法部向48个州政府发出了一份秘密备忘录,敦促他们使用DNA检测权利放弃协议。[34]司法部的这一备忘录直接将部分州和联邦允许放弃DNA检测权利推向常态化。

   由于2004年的备忘录,一些地区使用了一项标准的认罪协议,其中载有一项放弃《无辜者保护法》所赋予的DNA检测权利条款。这一权利放弃既排除了对证据的检验,也允许销毁相关生物证据。例如,哥伦比亚特区的一份标准认罪协议表明:“你的当事人完全明白,由于这项权利放弃,政府不会保留本案中的任何物证,因此今后将无法进行DNA检测。”[35]伊利诺伊州南部和北部地区的DNA检测权利放弃协议包含了几乎相同的语言:“放弃了未来所有DNA检测和保存相关证据的权利。”[36]其他州的豁免虽然不直接授予销毁证据的权利,但暗示证据销毁将会发生。例如,康涅狄格州的认罪协议写明:“被告理解,由于他放弃了这项权利,本案中的物证将有可能被销毁,今后将无法进行DNA检测。”[37]弗吉尼亚东区的DNA检测权利放弃同样包含明确禁止未来进行DNA检测的规定,但其措辞并不意味着销毁相关证据:“这一豁免适用于对本案中可能进行的任何DNA测试,并且放弃了在本案或任何定罪后程序中为任何目的提交DNA测试申请的任何机会,包括放弃对本认罪协议中所承认的指控进行无罪抗辩的主张。”[38]这些州对于DNA检测权利放弃问题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规定,辩诉交易内容基本已经标准化。上述州在法律上明确了DNA检测权利放弃的有效性,但大部分州并没有明确认可DNA检测权利放弃有效,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存在疑虑。

   2010年11月,总检察长霍尔德(Holder)向所有联邦检察官宣布,在对2004年法案的修订中,“作为一项一般政策,司法部不应将《无辜者保护法》中的内容作为被告认罪协议的一部分,从而排除定罪后进行DNA检测的可能性。相反,放弃DNA检测权利必须只有限制在特殊情况下才能被联邦检察官接受。”[39]由于联邦检察官不支持放弃DNA检测权利的辩诉交易,在短期内,包含DNA检测权利放弃的辩诉交易协议可能会在联邦一级迅速减少。

   (二)联邦及州法院对DNA检测权利放弃的态度

   尽管被告以以下各种理由辩称DNA检测权利放弃是无效的,但联邦法院均能予以反驳并论证其认可DNA检测权利放弃的合理性。

   一名反对联邦法院认可DNA检测权利放弃的被告可能会辩称,国会和各州在批准《无辜者保护法》时,并不打算让被告放弃这项DNA检测权利。但联邦法院援引锡克(Schick)诉美国[40]一案认为,当没有宪法或法定授权,也没有公共政策禁止时,被告可以放弃他享有的任何特权。因此美国联邦法院认为《无辜者保护法》并未禁止被告放弃DNA检测的权利。

   根据美国诉梅扎纳托(Mezzanatto)案[41],放弃DNA检测权利可能存在使联邦法院名誉受损的风险。即在辩诉交易中,如果法院允许被告人放弃DNA检测权,就是允许检察官阻止发现潜在的证据来揭露案件真相,这将损害公众对法院的信任。但是,联邦法院认为审判阶段法官并没有权力或者义务去评价检察机关如何使用证据,DNA检测权利放弃可能令人反感,但也是可以接受的。

   DNA检测权利放弃会影响公众利益,允许放弃检测权利违背法定政策。[42]许多权利法规基于对金钱和情感成本的考虑,本身就已经被相对化,如上诉权,就不是绝对不可放弃的。但是,社会对DNA检测是有期待利益的:除了释放无辜者之外,DNA检测会逮捕真正的犯罪者,而且DNA检测权利放弃可以帮助警方和检方隐藏大量不当行为获取的证据。但是,联邦法院认为,仅仅是滥用权力的可能性本身不足以使DNA检测权利放弃的协议无效。[43]

   总之,反对使用DNA检测权利放弃的公共政策论点是有力的,但最高法院并没有判例支持上述论点。而在各州,对DNA检测权利放弃存在三种立场:

   第一种,自2009年以来,几个州明确宣布在辩诉交易中放弃DNA检测权利是无效的。如加利福尼亚州[44]、西弗吉尼亚州[45]、怀俄明州[46]。

   第二种,允许放弃保存DNA证据的权利。科罗拉多州和南达科他州遵循联邦做法,允许在诉讼的任何阶段放弃保存DNA证据的权利,只要放弃是知情且自愿的。[47]此外,北卡罗莱纳州也规定,只有在法庭诉讼程序中才能放弃DNA证据的保存权利。[48]

   第三种,没有明确是否允许被告放弃DNA检测权。除了上述两情况以外,其他的州并没有明确是否允许被告放弃DNA检测权。[49]

   (三)对DNA检测权利放弃的评价

   在今天的美国,尽管检察官对DNA检测权利放弃的使用率至少会在联邦层面暂时下降,但并不能保证未来的司法部长仍然坚持同样的态度。[50]正如检察官在认罪协议中要求被告人放弃上诉权一样。但是,我们应当看到的是,允许放弃DNA检测权利,违背了《无辜者保护法》的立法原意。

   立法机关既然认识到无辜者认罪这一现实问题,从而制定保障无辜的人不被错误惩罚的法律,从立法意图来看,DNA检测权利不可放弃。允许放弃这一权利明显与该法案保护被定罪人权益、纠正错案的立法原意不符。塞缪尔·怀斯曼教授认为尽管这一论点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但历史表明,它不会得到广泛的认可。很多时候,法院都没有认识到DNA检测在辨别无辜上的独特性质和潜力。[51]美国法院不大可能接受DNA检测权利放弃无效的观点,任何法院在审查被告带有DNA检测权利放弃的辩诉交易时,都首先推定辩诉交易有效。[52]立法者应当明确规定DNA检测权利是否可以被放弃,但却没有这样做,让众多的学者去猜测“立法原意”,这是任何一个国家立法预见性的局限所难免的。


四、《无辜者保护法》的运行效果

  

   《无辜者保护法》生效至今,已经有了约15年的时间,在很多方面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363人通过定罪后DNA检测被证明无罪

   传统观念认为,即便案件重审,传统的证据固定方法使重审结果并不会发生很大变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庭无法可靠地重审事实,因为目击者的记忆会逐渐消失,物证也会退化。DNA检测改变了这一传统认知。随着DNA技术在20世纪90年代的稳步发展,执法部门建立了庞大的DNA数据库,通过DNA检测破获了数万起犯罪案件,排除了数千名犯罪嫌疑人。定罪后DNA检测机制作为纠正冤假错案的手段在追求公平正义的刑事司法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18年11月5日,经过14年多监禁的克莱门特·哈维尔·阿吉雷(Clemente Javier

   Aguirre)被宣布无罪。[53]2004年阿吉雷被指控谋杀其邻居谢丽尔·威廉姆斯(Cheryl Williams)和卡罗尔·巴里斯(Carole Bareis),他最初被判谋杀罪名成立,并于2006年被判处死刑。2016年,因为有新的证据显示阿吉雷无罪,而该案原陪审团从未听说过这些证据,新的证据包括对犯罪现场证据的DNA检测以及萨曼莎·威廉姆斯(Samantha Williams)向许多与阿吉雷没有任何关系的朋友和熟人承认了谋杀,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Florida Supreme

   Court)一致推翻了阿吉雷的定罪和死刑判决。然而,尽管有了新的证据,州检察官菲尔·阿彻(Phil Archer)还是宣布,该州不仅将重审阿吉雷,还将寻求第二次判处死刑。阿吉雷请求血液DNA检测,测试的结果表明,萨曼莎·威廉姆斯的血液与案发现场的血液吻合。面对无罪的DNA证据和萨曼莎的多次供认,2018年11月5日,阿吉雷被无罪释放。阿吉雷的无罪释放不仅得益于自己对于公平正义的坚持,而且与定罪后DNA检测机制和律师的有效帮助密不可分。自1992年开始,截至2018年12月,美国联邦及各州已有363人通过定罪后DNA检测被证明无罪。[54]如本文开头所述,1992年至2004年8月《无辜者保护法》出台之前12年占了146例;而2004年8月《无辜者保护法》出台之后至今的14年多,则占了217例。《无辜者保护法》出台之后,通过定罪后DNA检测被证明无罪的案件年均数量明显增长。

   申请者有权通过定罪后的DNA检测机制获取能够证明他们清白的证据,而且复审这类案件是毋庸置疑的。[55]当然,在寻求复审之前,申请者首先需要获取并检测他们案件中的DNA证据。

   (二)定罪后DNA检测权没能上升为宪法性权利

   在定罪后DNA检测权的性质问题上,美国最高法院通过判例否决了获得定罪后DNA检测权是一项宪法权利,认可了各州有权决定是否给予申请者定罪后DNA检测权。2009年,在第三司法区地方检察官办公室(District Attorney's

Office for the Third Judicial Distric)诉奥斯本(Osborne)一案[56]中,奥斯本认为获得定罪后DNA检测权利是宪法赋予的正当权利的一部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5比4的多数票驳回了奥斯本这一主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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