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登山:龙沐勋:现代词学奠基人之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6 次 更新时间:2019-12-13 17:5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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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登山 (进入专栏)  

  

   说到龙沐勋,词学的爱好者几乎无人不知。他的《唐宋名家词选》《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以及《唐宋词格律》数十年风行海内外,历久不衰。龙沐勋从黄季刚、陈石遗学诗,从朱祖谋(彊邨)修音韵学和诗词,先后在上海暨南大学、上海音乐学院、广州中山大学、南京中央大学等校担任教授。自1929年开始撰写词学论文,对词的起源、词的发展、词的创作、词的艺术风格及作家作品进行了全面的探讨,重点着眼于唐宋词,奠定了现代词学研究的基础。还有《唐宋诗学概论》《中国韵文史》《词曲概论》《词学十讲》《风雨龙吟室丛稿》《东坡乐府笺》,皆为诗词界瞩目之作。其词学成就与夏承焘、唐圭璋并列,是20世纪最负盛名的词学大师之一。

   龙沐勋(1902—1966),又名元亮,字榆生,号忍寒。出生于江西万载,在家族中行七,故又自称龙七。生平爱竹,四十岁后又自署箨公。父龙赓言是光绪庚寅恩科进士,和文廷式、蔡元培、董康是同榜,后来做了二三十年的州县官,一直是两袖清风。母亲杨玉兰是继室,生子女四人,在龙沐勋五岁时就去世。由于生母早逝,童年时龙沐勋的温饱学习无人关心,因而身体瘦弱,性情孤僻;十岁前,只在钟祥、随州念过一年多初小,在家乡读过一年蒙馆。十岁那年父亲弃官归里,在家乡创办集义小学,龙沐勋在《苜蓿生涯过廿年》的回忆文章(以下所引,皆出于此文,不再注明)中说:“我和我的几个堂兄弟也做了那所学校里的基本队伍……他教学生相当的严厉。每天叫学生们手钞古文以及《史记》列传、顾氏《方舆纪要总序文选》、杜诗之类,每个学生都整整地钞了几厚本,钞了便读,读了要背,直到颠来倒去,没有不能成诵的,方才罢手。一方面又叫学生们点读《通鉴》,每天下午大家围坐起来,我父亲逐一发问,有点错句子,或解释不对的,立即加以纠正。一星期之内,定要做两次文章……单说我个人,经过这一番严格训练,一年之后,便可洋洋洒洒地提起笔来,写上一篇两千字的很流畅的议论文。到了高小毕业,就学会了做骈文诗赋。”

   高小毕业后,龙沐勋并没有再进任何学校。他说:“我在高小毕业之后,便抱着一种雄心,想不经过中学和大学预科的阶段,一直跳到北大本科国文系去。那时我有一个堂兄名叫沐光的,在北大国文系肄业。一个胞兄名叫沐棠的,在北大法科肄业。他们两个,都和北大那时最有权威的教授黄季刚先生很要好。每次暑假回家,总是把黄先生编的讲义,如《文字学》《音韵学》《文心雕龙札记》之类带给我看。我最初治学的门径间接是从北大国文系得来,这是毋庸否认的。我那堂兄还把我的文章带给黄先生看,黄先生加了一些奖诱的好评,寄还给我,并且答应帮忙我直接往入北大本科。后来我在十七岁的那一年,生了一场大病,几乎一命呜呼……等我病体回复健康,黄先生在北大,也被人家排挤,脱离他往了。我的父亲因为供给三个子侄的学费,和几十口的大家庭生活,积年廉俸所入,也消耗得差不多了。我只好打消这升学北大的念头,努力在家自修,梦想做一个高尚的‘名士’。”

   1921年春,大病初愈后,受新思潮影响,龙沐勋开始不安于封闭落后的江西,于是由堂兄沐光介绍,前往武昌从黄侃(季刚)学习声韵、文字及词章之学,边在黄侃家中教其次子念田读《论语》。他说:“黄先生除声韵文字之学致力最深外,对于作诗填词,也是喜欢的。他替我特地评点过一本《梦窗四稿》。我后来到上海,得着朱彊邨先生的鼓励,专从词的一方面去努力,这动机还是由黄先生触发的。”

   1923年春,龙沐勋将妻儿安置在九江丈人陈古渔家中,然后他只身到上海,开始他执教四方的生涯。首先由同乡郭一岑之介绍,到上海北四川路横滨桥的神州女学教高小最高年级的两班国文,但因他不谙吴语,教了一个多月,就还给教务主任谢六逸去兼了。他回到武昌去看黄侃,由黄侃介绍任教于武昌私立中华大学附中,但仅三个月就辞职,率妻儿返乡过年。

   龙沐勋说:“我回家不到几天,忽然接着上海转来的电报,说有一位朋友张馥哉先生——他是北大国文系毕业,也就是当时所谓黄门四大金刚之一……要我到厦门陈嘉庚先生办的集美学校去,代他的课……我毫不踌躇地,又动了远游之念了。登时回了一个电报,答应下来。就在正月初三的那一天,辞了老父,别了妻子,冒着大风雪,独自一个人坐着山轿,走了两天,到萍乡搭火车,转到武昌,顺流东下,经过上海,取得馥哉的介绍信,换上太古公司的海船,一直漂到厦门去。”同年秋天,龙沐勋被聘为集美学校中学部正式教员。在这期间他还不断地认真学习,他说:“我在集美四年半的时间,除掉一心一意地教书改文外——我做专任教员,只教两班国文,每周担任教课十二小时,隔一周作文一次,时间是相当充裕的——就是跑到图书馆去借书来看。我这时感觉我的常识太缺乏了,就是在国学方面,也算不得有了怎样深的造诣。所以我就努力地向各方面去寻求新的知识,把时人的作品,不拘新旧,以及翻译的文学、哲学、社会科学等等,涉猎了许多。又深恨我往年不曾多学习外国语,以致不能直接去读西洋书籍。听到人家说,读东文比较容易,我就特地买了不少的日本书,请同事黄开绳先生——他是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后来染了肺病死了!——来教我读了两三个月,因为黄先生吐血,不便打扰他做这义务教师,这事就中途而废了,我至今还引为大憾!”

   当时诗坛老将陈石遗(衍)在厦门大学任国文系主任,龙沐勋说:“那时我在集美教过的学生邱立,已经升入厦大,从他老先生去受业了。我反而由学生的介绍,拿点诗给他老先生看,他说我的绝句很近杨诚斋……我这才深深地佩服他老先生的眼光不错,也就备了些贽仪,向他碰了头,拜在他的门下。从这以后,我常常渡海到厦大去,向石遗先生领教——他给我论诗的信札,整整的一大本,可惜那年由沪南游岭表,在海舶中遗失了!”

   1928年9月,因陈石遗的介绍,龙沐勋出任上海暨南大学中文系讲师,教各体文。又因陈石遗的介绍,得以拜谒诗词大家夏敬观(吷庵)。他说:“最初器重我的是新建夏吷庵先生,他作了一篇《豫章行》赠给我。先后见过了陈散原、郑苏戡、朱彊邨、王病山、程十发、李拔可、张菊生、高梦旦、蔡孑民、胡适之诸先生,我不管他们是新派旧派,总是虚心去请教,所以大家对我的印象,都还不错。我最喜亲近的,要算散原、彊邨二老。我最初送诗给散原、苏戡两位老先生去批评,散老总是加着密圈,批上一篇叫人兴奋的句子,苏翁比较严格些,我只送三四首诗给他看,只吃着二十八个密圈子。我因为在暨南教词的关系,后来兴趣就渐渐地转向词学那一方面去,和彊邨的关系,也就日见密切起来……我总是趁着星期之暇,跑到他的上海寓所里,去向他求教,有时替他代任校勘之役,俨然自家子弟一般。他有时候填了新词,也把稿子给我看,要我替他指出毛病。我敬谢不敢,他说:‘这个何妨,你说得对,我就依着你改,说得不对,也是无损于我的。’这是何等的襟度,我真感动到不可言说了!他替我扬誉,替我指示研究词学的方针,教我不致自误误人,这是我终身不能忘的。”

   龙沐勋1930年在上海曾与“旅沪词流如番禺潘兰史(飞声)、宁乡程子大(颂方)、歙县洪泽丞(汝闿)、吴兴林铁尊(鲲翔)、如皋冒鹤亭(广生)、新建夏剑丞(敬观)、湘潭袁伯夔(思亮)、番禺叶玉虎(恭绰)、吴县吴湖帆、义宁陈彦通(方恪)、闽县黄公渚等二十余人约结‘沤社’,月课一词以相切磋,共推先生(朱彊邨)为盟主”,当时龙沐勋“年最少,与先生往还最密。屡欲执贽为弟子,而先生谦让未遑也。先生尝语予:‘生平不敢抗颜为人师。除任广东学政时所得士例称门生外,不曾接受谈词者列弟子籍。有以此请,即为转介于临桂况蕙风(周颐)’”(见《彊邨晚岁词稿跋》)。

   对于朱彊邨,龙沐勋又说:“在他老先生临殁的那一年,恰值‘九一八’事变。他在病中,拉我同到石路口一家杭州小馆子叫知味观的,吃了一顿便饭,说了许多伤心语。后来他在病榻,又把他平常用惯的朱墨二砚传给我,叫我继续他那未了的校词之业。并且托夏吷庵先生替我画了一幅《上彊邨授砚图》(按:1931年10月绘),他还亲眼看到。”朱彊邨是希望龙沐勋传其衣钵。龙沐勋于1932年又请吴湖帆绘“授砚庐图”,是为第二幅。又请陈散原作《受砚庐图题记》,并乞夏闰枝、张孟劬、邵瑞彭等词人题词,悬之书斋中,雨夕灯窗,治词学时,恒从其吸取精神力量,终身服膺彊邨词学而不倦。龙沐勋说:“我从他下世之后(按:朱彊邨殁于1931年12月30日),就把所有的遗稿,带到暨南新村去整理。‘一·二八’的晚上,我用我的书包,把这些稿件,牢牢地抱在身边,首先把它送入‘安全地带’。后来就在音乐院(按: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一间仅可容膝的地下室里,费了几个月的工夫,把它亲手校录完竣。同时得着汪先生(按:汪精卫)和于右任、刘翰怡、陈海绡、叶遐庵、李拔可、林子有、赵叔雍诸先生的资助,刊成了一部十二本的《彊邨遗书》。我和汪先生的关系也是从这个因缘来的。”

   汪精卫在1901年应广州府试第一,因深受当时广东学政朱彊邨及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的赏识,所以汪精卫一直对朱彊邨持弟子礼。1932年7月22日汪精卫从南京行政院写信给上海的龙沐勋,函曰:

  

   榆生先生惠鉴:

   奉诵手书并大著,佩仰兼至。

   师葬事未竣,至用挂怀。弟与右任先生谈及,尚无定议。如彊邨师在日曾营生圹,则诚宜尊其遗志。未可擅作纷更。世变方殷,妥灵宜早。诚如尊论。如窀穸有期,尚祈示知。俾得稍尽棉力。是所至感。余不一一。专此敬请台安!

弟汪兆铭顿首七月二十二日


   龙沐勋在1928年秋冬间,曾应国立音乐院(按:1929年9月改名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教务主任兼代院长萧友梅(时院长蔡元培)之请,代易孺(大厂)上课,讲授诗词。他以词与音乐之关系极为密切,宋末始不复被之管弦,历元明而就衰敝,他试图就商重振诗乐合一之宏图于音乐专科学校诸先生,遂不顾两校相距数十里之遥,毅然前往兼课。从此到1940年春,他在该校兼课十二年,也与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据钱仁康的《龙榆生先生的音乐因缘》文中说:“榆师在音专教课,十分认真负责。音专同学很少对诗词发生兴趣,榆师循循善诱,培养出了不少能写诗词的学生。早期学生刘雪庵就是在榆师栽培下,擅长作词兼作曲的多才多艺的学生。我也是在榆师的栽培下,粗通写作诗词的门径……‘一·二八’事变后,榆师过闸北旧居,看到闸北一带被日军大肆破坏,只剩下断垣残壁的凄惨景象,在满怀悲愤中写下了《过闸北旧居》的歌词,由刘雪庵同学谱曲,音专声乐组学生在音乐会上演唱,唱到‘断瓦残垣,经几多灰飞弹炸。问何人毒手相加,深仇不报宁容罢’时,听众无不咬牙切齿,同仇敌忾。淞沪抗战停战后,榆师到音专上课,见校园里的玫瑰凋零,景物全非,仍用‘龙七’为笔名,写了《玫瑰三愿》的歌词以寄感慨,黄自先生马上把它谱写成了一首声情并茂的艺术歌曲,不仅在当时的音乐会上经常演唱,至今还是许多声乐家的保留节目。”另外还有李惟宁作曲的《秋之礼赞》《逍遥游》和《嘉礼乐章》,以及后来由钱仁康作曲的《小夜曲》《春朝曲》《沧浪吟》《骸骨舞曲》《是这笔杆儿误了我》《山鸡救林火》《一朵鲜花》《梅花曲》等,优美的歌词都出自龙沐勋之手。

1933年6月初,曾被鲁迅讥讽、指斥过的作家曾今可,会同张资平、胡怀琛等受过鲁迅嘲笑的文人,联络了黎锦明、傅彦长、张凤、龙榆生等一些文化界朋友,组织了一个文艺漫谈会。并于7月1日出版《文艺座谈》半月刊第一期,其中刊登白羽遐的《内山书店小坐记》,诬陷内山完造是日本侦探,并以此攻击鲁迅。对此,章石承在《榆师在暨南大学及其后情况之零星回忆》文中说:“1933年6月底,上海无行文人曾今可(按:原文以×××代之)因受鲁迅及左翼作家之揭发、批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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