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军:重思战争与和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7 次 更新时间:2019-12-13 08: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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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即便在该联盟中,实际上也存在着“宽容”与“得到宽容”的内在等级差别。进而,从罗尔斯拒绝“一种全球性原初状况”(61)转而采用从各自由人民向外逐级“扩展”的“程序”来看,其诸人民之法实际上具有一种“自由人民中心主义”。尽管罗氏本人试图拒绝“种族中心主义”或“纯属西方观念”之类的批评,并因此反复强调诸人民之法符合“相互性标准”(62),然而,在自由人民与正派等级制人民之间,根本不存在“相互性标准”,而只有宽容与被宽容、扩展与被扩展的等级关系。在组织良好人民与非组织良好人民之间,那就更无“相互性标准”可言。

   更值得注意的是,为了论证从各自由人民之间所得出的诸人民之法是可以向各正派等级制人民“扩展”的,罗尔斯竟以“历史上的征服和移民潮”作为论据。(63)对比生活在两百年前的康德对殖民主义所作的严厉批判,罗尔斯恰恰是一退千里,不惜正面言说“历史上的征服”。(64)在这里,罗尔斯已经为其“正义战争学说”洞开大门,铺设好了快行轨道:论述完诸人民之法在前面两种组织良好人民之间进行“宽容”与“扩展”的“理想理论”部分后,罗氏转换到组织良好人民对非组织良好人民的“非理想理论”部分,而这个部分的核心,便恰恰是针对法外国家的“正义战争学说”。

   罗尔斯提出,一旦自由人民投入战争,只能是针对法外国家,而后者根据其界定就是“某些拒绝奉行诸人民之法的政权”。换言之,所谓的法外国家在定义上就是诸人民之法的敌人。在这个意义上可见,罗尔斯在着手构思《诸人民之法》整个框架时,就已结构性地设立了敌友划分。因此,他所思考的从一开始就不是如何避免战争,而是要讨论,自由人民和正派人民能“正当地接受[战争]以保卫他们自己对抗法外国家”以及能运用经济制裁乃至军事干涉去“纠正”法外国家的错误(诸如“非正义的国内制度”“侵犯人权”等)的“尺度”(measures)是什么。(65)于是,不只是罗尔斯关于五大社会的类型学框架已俨然呈现施米特笔下敌友划分的政治世界,他继而还努力为敌友之间的战争提供正当性理由。并且较之施米特,罗尔斯的“战争正当性”论说实是有了进一步的强势拓展——尽管罗氏明确反对“旨在合理追求国家合理利益的战争权利”(66),但在“正义战争学说”的标题下,罗尔斯给出了两种战争的正当性理由:

   首先,罗尔斯重复了施米特关于“生存意义上受到威胁”的论述,提出第一种战争之正当理由即在于自卫:“当一个国家的政策威胁到他们的安全”,甚至“当其受到一国的苛酷压力”,他们就会投入战争。罗尔斯把矛头集中到法外国家上:“组织良好的人民,既包括自由人民也包括正派人民,都绝不会发动相互间的战争;只有当他们真诚而理性地相信,他们的安全已经遭到法外国家扩张政策的严重威胁,才会展开战争。”罗氏直白地赋予组织良好人民以先发动战争的权利,并且只需自由及正派人民的“相信”存在威胁(无须那些法外国家事实上已发动战争),即可对“法外国家”进行战争。罗尔斯甚至写道:“法外国家富于侵略性和危险性;如果这样的国家发生变化或被强迫发生变化,所有的人民都会更加安全、更加无虑。”即使是那些国家“绝不危险,亦不具侵略性,并且实际上可能是十分弱小”,但只要是法外国家,对其进行武装的干涉便是“可以接受,也应予提倡”。(67)此处可见,旨在继承康德永久和平事业的罗尔斯非但没有应对康德在自卫战争问题上的困境,相反,在认肯“自卫战争的权利”(68)之同时,罗氏大幅度地扩大与改变了“自卫”的范围与性质:自卫战争不再必须是在生存意义上的侵略面前被迫卷入,而是凭主观的“相信”或感到“压力”便可以正面发动。这种边界被放宽、性质被改写的“自卫战争”,被罗尔斯称作为“正义战争”。

   就在《广岛50年祭》这篇批评美国以及英国领导人曾因“实用思维”而犯下“不可饶恕错误”的著名文章中,罗尔斯写道:“战争的责任很少归咎于一方,这一点不言而喻。然而,同为脏手,但一些人的手比另外一些人的手更为肮脏。有时候,民主的人民有权利甚至有义务用脏手去进行自卫。这种情况在二战中屡见不鲜。”这段论述随后基本原封不动地再移至《诸人民之法》中,用来作为组织良好人民对非组织良好人民进行战争的注解(只是作了些细微的字词增添与必要调整,比如将“民主的人民”改为“组织良好的人民”等)。(69)罗氏一方面承认民主人民一方也承担了战争的责任,另一方面却正面赞同民主的人民使用“脏手”进行战争(只要不比对方更肮脏即可)。通过种种“脏手”造成肉体杀戮的战争,在罗氏笔下不仅可以成为一种权利,而且更是一种义务。此处罗尔斯实则把康德的道德义务论嫁接到了施米特主义轨道上:康德把脱离战争状态视作道德义务,而罗尔斯则用义务论来为“正义战争”中的“脏手”进行论证。

   第二种战争的正当性理由在于人权。在罗尔斯眼中,“正义战争”不但包含“自卫战争”,也包括“人权战争”。罗氏强调,“自由及正派等级制体制所尊重的人权清单,应理解为普遍性权利”。进而他从一种功能主义角度提出:“第一,实现这些人权,是社会的政治制度及其法律秩序之正派性的必要条件;第二,实现这些人权,可以充分排除其他人民正当的强行干涉,例如通过外交及经济制裁,或在严重情形下的武装干涉;第三,人权在诸人民之间设定了多元主义的界限。”换言之,一个国家如果不维护人权清单上的“普遍权利”,便会从诸人民社会中被开除而变成法外国家,从而遭到其他国家强行干涉乃至武装干涉的威胁,“侵犯这些权利的法外国家将受到谴责,在严重情形下可能遭到强行制裁甚至干涉”。“根据我们为自由及正派的人民所制订的诸人民之法,这些人民唯不宽容法外国家。拒绝宽容这些国家,是自由主义与正派性的结果。”(70)当罗尔斯把“自由及正派等级制体制所尊重的人权清单”作为发动战争之正当性理由时,他的战争正当性论说比施米特版本要更为强势得多:侵犯人权的法外国家,是绝对的“敌人”。以“维护人权”作为理据的话,战争的肉体杀戮便可以被正当化。现在我们已能很清晰地看到,康德反对以战制战,而罗尔斯的“正义战争学说”恰恰就是建立在以战制战之上。尽管罗尔斯以康德的继承者自居,他实是施米特的继承者——不但结构性地认肯敌友划分的政治状态,更是进一步升级了施氏关于战争正当性的论说。(71)

   究其根本,罗尔斯面对和康德相似的困境:其所处身的现实世界并非一个由民主制(共和制)国家组成的世界。采取现实主义视角的罗氏,较之康德更难回避来自经验世界的挑战。对罗尔斯而言,“正义战争”变成了改变现实世界、使之适合“诸人民之法”框架的根本手段。换言之,法外国家必得通过战争予以消除。罗氏宣称,“我们决不允许过去与当下的巨大罪恶破坏我们的希望,这份希望就是,我们社会的未来属于整个世界自由与正派人民的社会。否则,他者的错误的、邪恶的、恶魔般的行为会毁了我们并封存他们的胜利”(72)。罗尔斯不但频繁使用“他们”和“我们”的对立划分,并且使用了一系列贬义词(“错误的”“邪恶的”“恶魔般的”)来描绘自由与正派人民的“敌人”,这和小布什总统将美国的“敌人”描绘成“邪恶轴心”几乎如出一辙,都表达出了同一个意思——“敌人”必须予以消除。于是,“正义战争”势所难免。这才是罗氏实际上的“更精确的民主和平理念”。在论述“民主和平”的那节里,罗尔斯实则已经清晰地表明出自己的真正论旨:“通过勾勒一种民主和平的观点,以导出另一种战争观。”(73)当年的施米特早已说过,当和平主义者对和平的愿望强大到足以导出一种战争观(以战制战)时,他们就确证了他对“政治”的分析:“没有事物能逃离政治的逻辑结论。如果和平主义者对战争的反对强烈到驱使他们进入反对非和平主义者的战争中,即以战争反对战争,这就将证明和平主义真正拥有政治能力,因为它强大到足以将人区分为朋友和敌人。事实上,如果废除战争的意志强烈到它不再回避战争,那么它已经成为一种政治动机,亦即,哪怕仅仅作为一种极端的可能性,该意志肯定了战争乃至战争的理由。当下,这看上去是一种使战争正当化的独特方式。”(74)

   本文通过四节的细致分析,力图破除政治哲学史中的一组“固见”:施米特是霍布斯的继承者;罗尔斯是康德的继承者;康德是霍布斯的反对者;罗尔斯是施米特的反对者。从施米特的挑战切入,本文提出一组颠覆性论题:霍布斯是“永久和平”论的第一个拥护者;康德是霍布斯的继承者;施米特是霍布斯的背离者;罗尔斯是康德的背离者、施米特的继承者。

   施米特与霍布斯主义-康德主义现代政治哲学的实际分歧就在于:前者认为,人类世界无法摆脱敌友划分状态,“只要这种划分在人类中实际存在或至少是潜在地可能存在,战争就具有意义”(75);而后者则认为,人类必然能摆脱敌友划分状态(自然状态)而进入公民状态(权利状态),因此必然会逐渐迈向永久和平。当代的罗尔斯以推进康德“永久和平”论题为己任,然而却恰恰采取敌友划分的类型学框架,并且实质性地进一步发展了战争正当性论说:“民主和平”论实是一种战争论;而罗尔斯本人实是施米特而非康德的继承者。

   ①Carl Schmitt,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expanded edition,George Schwab trans.,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7,p.65,pp.33-34,p.27.

   ②③④Ibid.,p.34; p.79; pp.32-33.

   ⑤Carl Schmitt,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p.35,p.53.

   ⑥Ibid.,p.46.

   ⑦Thomas Hobbes,Leviathan,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1999,p.556.

   ⑧Carl Schmitt,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p.52.

   ⑨Ibid.,p.65.施特劳斯透露,在《政治的概念》第一稿中,施米特用来形容霍布斯的原句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或许是唯一真正系统的政治思想家”。参见Leo Strauss,"Notes on Carl Schmitt,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J.H.Lomax trans.,in Schmitt,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p.108n.

   ⑩霍布斯:《论公民》,应星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前言第15页。

   (11)Hobbes,Leviathan,p.98,p.100.霍布斯:《论公民》,第3页。

   (12)霍布斯:《论公民》,第9页。

   (13)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84页,译文有调整。

   (14)Hobbes,Leviathan,pp.110-111,p.113.霍布斯:《论公民》,第26-27页。

   (15)Hobbes,Leviathan,p.129.霍布斯:《论公民》,第54页。

   (16)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第202页。

   (17)Hobbes,Leviathan,p.273.

   (18)霍布斯认为,即使在没有外部敌人的情况下,人们仍是会为各自利益而发生内战,所以利维坦式国家仍是必须的。Ibid.,pp.129-130.

   (19)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35-136页,译文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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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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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9 年第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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