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军:重思战争与和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1 次 更新时间:2019-12-13 08: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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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康德看来,无人可以废止一个人作为“世界公民”的权利——他有权同其他所有人沟通并为此目的访问地球上一切地区。(39)这种沟通的逐步扩大与充分,则将有助于形成一个所有民族的可能联合体,并由普遍法律来促使与调节彼此之间的交流。

  

   三、施米特的挑战

  

   康德坚决拒绝霍布斯的利维坦国家,那是因为,在他看来唯有共和制才能够同这三位一体的公共权利相契合,故此,也唯有共和制才能真正保障永久和平。那么,什么是康德眼中的共和制国家呢?因为只有原初契约才能使组织宪法的过程具有正当性,所以共和制必须建立于原初契约之上:

   原初契约的精神包含了一种责任,并把这一责任施加于那个建立政府的权力,从而促使政府的模式与其理念相符合。如果不能立刻做到的话,那么就逐步地、不断地改变它,直到政府在其工作中与唯一正当的宪法和谐一致。这样的政府便是纯粹的共和制。(40)

   康德进而追随卢梭指出,“国家所使用的权力是基于由使许多个人变成为一个民族的普遍意志所产生的宪法之上”。这种政府形式只能是共和制,通过将行政权力(政府)与立法权力(主权)相分离而使政府的权力彻底受限于人民的普遍意志。在康德看来,如若所有国家均为共和制,那么一个永久和平的可期前景便是可保证的。这是因为,在基于契约的共和制下,决定是否应当进行战争需要由国家公民表示同意,而公民必然会考虑战争发动后将面临的所有的艰难困苦,比如:自己要上前线作战,从自己的财富里付出战争耗费及为备战而筹措的国债,若侥幸没有在战场上牺牲的话还要担负战争所导致的荒芜……而得不到民众的同意,共和制国家的政府便无权将他们送上战场。然而一个非共和制的国家则不需要公民的同意就能发动战争,那样一来,共和制也将被迫应战,从而永久和平便殊无希望。(41)

   而施米特的挑战,恰恰正是落在这个关节点上:现实的世界绝不是一个“所有国家均为共和制”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国家必须对战争的真实可能性时刻做好准备。对于施米特来说,做好战争的准备,“优先于下面所有的问题:发动战争的技术手段,军队组织的性质,以及战争胜利的前景如何等”(42)。施米特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强调“和平”从来是幻觉,认为“相信终结一场现代战争就能通向世界和平,这完全是自我欺骗”;而关于“人类”(humanity)的高谈更是卑鄙,“当一个国家以人类的名义来同其政治敌人战斗,它不是一场为人类而战的战争,而是一个特殊国家试图篡取这个普遍概念以反对其军事对手的战争”。(43)敌友之间的战争,是人类所无法摆脱的一个现实,在施米特看来,不论赞成抑或反对,都得正视现实世界中的战争纷繁不休的现实以及随时可能发生的肉体杀戮。这一现实是道德中立的,既与正邪无涉,也与善恶无关。

   更关键的是,施米特不仅仅从现实主义视角出发强调战争的实然存在、“战斗的永远的当下现实性”,并且还沿着霍布斯主义轨道进而提出了“战争的正当性”命题:战争不仅是一个现实,而且在某种状况下战争行为(the conduct of war)本身就具有规范意义上的正当性。换言之,政治不仅是人类因无法避免而不得不卷入的现实,更是人类在某种情况下有充足的道德或政治之规范理据可积极从事的一项行为。在《政治的概念》中施米特写道:

   如果一个人在肉体上毁灭人类生命的动机不是出于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在生存意义上受到威胁,那么,这种毁灭行为就无法正当化。这正如战争无法由诸种伦理规范和法理规范正当化一样。如果真正存在着生存意义上的敌人,那么在肉体上击退敌人、与敌人战斗就是正当的,但是,这也仅仅在政治意义上具有正当性。(44)

   在上述段落中施米特正面提出,战争能够得到正当化,那就是“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在生存意义上受到威胁”。我们无法否认,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施米特关于战争正当性的论证仍然切中现实世界——作为施米特主义总体国家之“反面”的诸自由民主制国家,不正是恰恰都采用了施米特主义战争正当性论证?施米特之所以主张国家必须是总体性的,那是因为,在他看来,国家必须能够强有力地决定敌友并保持敌友界线之张力,如果“它们自身没有足够的力量决定是否发动战争,那么这种统一的政治实体将不复存在”(45)。而从宣布“要么站在我们这边要么站在邪恶一边”的小布什总统到致力于到处“建墙”的特朗普总统,当代的美国实则已然处在了施米特主义轨道上——总统经由划分敌友而使自身“正当地”上升为主权者。(46)

   于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如下论题:施米特重新逆转了霍布斯通向康德的现代政治哲学轨道,并且这一逆转恰恰实质性地主导着二十一世纪的当代政治世界。实际上当年的康德也承认:只要受到进攻,即使是共和制国家,也必会卷入战争;这种“正当”的自卫战争,实则使得永久和平成为空想,民族国家之间返回到自然状态。这实际上便正是施米特对战争之正当性的论证,并据此强调主权性一至高性的民族国家将永远处于敌友划分的状态中。可见,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实是无法应对施米特的挑战。康德本人从当时欧洲政治角度出发,曾经感慨“普遍和平”的幻觉:

   人性表现得最不值得受尊敬的地方,莫过于在整个民族彼此之间的关系这方面了。任何时刻都没有一个国家在自己的独立或自己的财产方面,是有安全保障的。彼此互相征服的意志或者说侵犯对方的意志,是任何时候都存在的;用于防务的军备——那往往使得和平甚至于比战争还更加压迫人、更能摧残内部的福祉——是永远也不会放松的。对于这些并不可能有什么别的办法,除非是每个国家都要服从一种以配备有权力的公共法律为基础的国际权利(可以和个人之间的公民权利或国家权利相类比)。因为通过所谓的欧洲的势力均衡而来的持久的普遍和平,只是一场幻觉罢了。(47)

   值得进一步提出的是:康德认为诸民族国家脱离自然状态的方式应是建立“诸民族恒久的联合大会”而非主权性的国家,但问题恰恰在于,倘若诸民族国家仍然保持至高的话,如何确保诸民族国家的这种联盟始终稳定,而不会从“友”中生出敌来,或者今天的“友”变成明日的敌?康德自己也认为这种不具至高权力的联盟“可以随时被解散”,那么,“诸民族恒久的联合大会”又是通过什么方式来保障“恒久”?我们看到,康德那基于共和制国家联合体之上的永久和平论,很难经受住施米特的挑战。

   对于其眼中的共和制国家,康德尝言:“当人民的主权(the 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得以实现之时,也就是共和制被建立之日。”(48)近二百年后,罗尔斯在其《诸人民之法》一著中用“宪政民主制”来替代康德笔下“共和制”,并在这基础上提出“民主和平”论:民主和平是可能的,这不是因为宪政民主社会的公民特别正义而善良,“而只因为他们没有理由作战”,“务商的民主人民倾向于没有原因彼此作战”。这样的人民既不会要求他人改信宗教,也不会侵占更大的领土,更不会以政治权力支配其他人民。通过谈判与贸易,他们就能实现自己的需求与利益。于是,“我们熟悉的战争动机将会缺席”。(49)罗尔斯以“人民”代替“民族”或“国家”,将人民视作为国际社会的行动者。通过这个方式,罗尔斯回避了主权问题(“人民缺乏传统的主权”);同时,进一步推进了康德的“道德人”论题(人民具有“确定的道德本性”,负有实践上的义务,其中包括作为公民义务的公共理性)。(50)

   通过对康德永久和平论的这些改造,即使经历了兵连祸结的二十世纪,罗尔斯仍与康德当年一样,坚信“宪政民主社会不会相互作战”。和平不是主权国家之间的一种暂时性的力量均衡状态、一种“权宜之计”(modus vivendi);民主和平是一种“正义与持久的和平”。(51)同康德一样,罗尔斯也认为,维持和平的世界性政治结构乃是诸人民之间的联合体或联邦,而非世界国家:

   这里我遵循康德《永久和平》(1795)之引导,认为一个世界政府——我指的是一个统一的一般由中央政府行使各种法律权力的政治政体——将要么是一个全球性的专制主义,要么是统治着一个脆弱的帝国,各个地区与人民为努力取得他们政治自由与自主而发动的频繁内乱,将把这一帝国害得四分五裂。(52)

   那么,现在的关键问题就是:较之当年的康德,罗尔斯的民主和平论是否能回应施米特的挑战?尽管罗尔斯本人明确拒斥施米特式的“敌友政治论”(53),然而本文提出的最后一个论题便是:就战争与和平论题而言,康德主义者罗尔斯恰恰重新滑到了施米特主义轨道上。

  

   四、作为施米特继承者的罗尔斯

  

   首先,和施米特一样,罗尔斯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采取的是现实主义视角。(54)该视角使得提出民主和平论的罗尔斯不得不承认:宪政民主制度的国家有着许多不良记录,“它们经常干涉弱小的国家,包括某些方面不失民主的国家,它们甚至也为扩张主义的理由进行战争……虽然民主人民不是扩张主义者,但他们毕竟要保卫自己的安全利益,而一个民主的政府能很容易地唤起这种利益去支持秘密的干涉,甚至实际上是被隐藏在背后的经济利益所驱动”(55)。2002年去世的罗尔斯承认,民主国家仍会主动地去干涉其他国家,基于经济利益以其他国家哪怕是民主的政权为敌。而今天以“使美国重新伟大”为政治纲领的特朗普政府,对这一点实已毫不掩饰。

   罗尔斯承认,当代那些宪政民主国家历史上也曾“进行过帝国建设”,并为争夺殖民地而发动过大量恶劣的战争。这些不容否认的经验事实使得罗尔斯最终表示,民主国家之间不存在战争只是一个“假设”(hypothesis),其论证归根结底只是个人的“相信”:“若这假设正确,民主人民之间的武装冲突将随着他们逐渐接近理想而趋于消失,而他们之进行战争,只会结成自卫联盟对抗法外国家。我相信这一假设是正确的,我也认为它保证了诸人民之法之作为现实主义的乌托邦。”(56)可见,采取现实主义视角的罗尔斯,最终把对民主和平论的政治哲学论证变成了个人性的相信。

   让我们再把分析进一步推进。罗尔斯在《诸人民之法》一开篇便区分了五种类型的国内社会——“理性的自由人民”“正派的等级制人民”“法外国家”“温和绝对制”以及“负担不利境况的社会”。前两种为“组织良好的人民”,而后三者则是非组织良好的人民。(57)显而易见的是,罗氏从理性自由人民角度出发,虽把正派等级制人民确定为“友”,但仍结构性地规定了“敌”。罗尔斯明确地只将自由与正派人民看作“人民”。(58)换句话说,后三种国内社会从一开始在框架上就已被排斥在了“诸人民之法”之外,并且在这三种社会中,“法外国家”这个命名已预先在类型学框架上就被设定为“诸人民之法”的“敌人”,即,它是会给“诸人民社会”造成压力并带来威胁的“歹徒”(outlaws)。于是,即使罗氏的“诸人民联盟”(confederation of peoples)得以组建而成,那也不是康德意义上世界性的普遍的和平联盟,而是仍然存在着“诸人民联盟”外部的敌人。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正义的敌人”,罗尔斯顺理成章地提出了“正义战争学说”:无论具体的“法外国家”本身怎样,只要它被归到“法外国家”名下,便是理性自由人民(以及正派等级制人民)的敌人,他们即拥有对这类国家发动战争的权利。(59)已然清晰可见的是,罗尔斯对诸人民之法的论述,却恰恰正面认肯施米特笔下朋友、敌人、战争三位一体的“政治”状态。

罗尔斯强调,自由人民与正派等级制人民能够实现联盟;然而他又写道,“将诸人民之法扩展到非自由人民,主要工作便是确定自由人民在多大程度上去宽容非自由人民”(60)。(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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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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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9 年第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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