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军:重思战争与和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2 次 更新时间:2019-12-13 08: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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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初契约也不是一项事实,“这样一项事实是根本就不可能的”,而“只是纯理性的一项纯观念”,“仅只是作为一般地评判任何公共权利体制的理性原则”。(22)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德强调,必须以尚未用法律加以调节的自然状态作为政治哲学规范性论证的出发点。那是因为,唯有从这个概念出发我们才能看清楚,“在一个社会的法律状态能够公共建立之前,单独的个人、民族与国家绝不可能是安全的、不受彼此暴力的侵犯”。自然状态实际上事关人类的一种“非社会的社会性”,即人类在彼此侵犯的自然状态下,必然会产生出进入社会的倾向,然而这一倾向又会经常受到一种分裂社会的阻力的威胁。基于对自然状态的分析,康德认为,“人们第一件负有义务去做的事,便是接受这样一条原则:必须脱离每个人追随自己倾向的自然状态,并同所有无法避免相互沟通的人建立一个联合体,大家共同服从由公共强制性法律所规定的外部限制”。因此,公共权利必须被看作“先天的必然”,这种纯粹的权利原则(pure principles of right)为不同的联合体提供了规范性标准,而个体行动者必须把脱离自然状态视作其道德义务。“我们并非是从一个外在权威的立法之前的任何经验中,就认识到人们之间自然暴力的规律,以及使他们彼此战争的罪恶倾向。在这里也用不着假定,仅仅是由于一些特殊历史境况或事实,才导致公共立法的限制成为必要。”(23)

   此处可见,康德完全沿着霍布斯主义的政治哲学轨道继续前行,并在原有论述中添入了道德实践的康德主义义务论。康德进而提出:民族(或国家)如同个人一样,在自然状态中会因共存而彼此侵犯,每一方都可能且应该出于自身安全的缘故而要求其他民族同其一起进入相当于公民境况的法律状态,在其中确保自己的民族权利。因此,“不管什么地方的国家,都被视为道德人;如果它与其他国家按照存在于自然的自由境况下行动,那么结果就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战争状态”。即是说,自然状态下的民族权利(国际权利)必然会迫使各民族从战争状态过渡到去制定一部共同的宪法以建立永久和平。“各民族间的自然状态与作为个体的人们之间的自然状态一样,是一种有义务去摆脱的状态,以便进入一个法律状态。”但和霍布斯不同,康德认为这将是一种诸民族的联盟而不必是由诸民族组成的国家。在这种转变之前,各民族的一切权利都是暂时的,而唯有当他们联合成为一个普遍的联合体后才能够变为永久的,这种联合同一个民族成为一个国家相似。故此,公共权利既是人们之间也是诸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必需的法律体系。“公共权利包括为形成一个社会的法律状态而需要普遍公布的全部法律。”(24)

   在康德看来,在自然状态下不同的个人或民族仅仅是因为相邻这一状态便产生了彼此间的威胁与伤害,于是他们必然互相迫使一起进入公民法状态或相互远离至不再相邻。换言之,“所有能够彼此影响的人们必是处于某种公民宪法之下”。这种公民宪法构成了一个民族内部人们的“公民法”(civil law)、各民族彼此间的“诸民族之法”(the law of nations)以及个人与国家均作为人类普遍状态下的公民的“世界公民法”(the law of world citizenship)。(25)与此对应地,公共权利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上的权利形式(在德语中“法”与“权利”本为同一个词):(1)内部的民族权利(national right),或称国家权利;(2)外部的诸民族权利(the right of nations),或称国际权利;(3)普遍的世界权利(cosmopolitical right),亦称世界公民权利(the right of world citizenship)。这三个层面的公共权利三位一体,“如果这三种可能的法律关系形式中任何一种不能通过法律表达那些应当用来调整外部自由的根本原则,那么,由其他两种公共权利来建立的立法结构也将同样被破坏,整个体系最终将土崩瓦解”(26)。

   正是在第一个公共权利层面(即国家权利)上,康德激进地反对霍布斯——反对其利维坦主张。康德认为,每个国家的公民宪法都应当是共和制,也即是说,从所有立法必须依据的原初契约中能够得出的唯一宪法便是共和制。在公民宪法之下,法律自由(外部自由)即是不服从任何外部法律的特殊权利(privilege),除非法律得到本人同意。法律平等(外部平等)即是没有人可以合法地约束他人而与此同时自己可以不受法律以同样方式对其之约束。利维坦在根本意义上必定会破坏基于契约的公民宪法,“任何人一旦将权力掌握于自己手中,都不肯让人民去替他制定法律”。那时任何关于公民权利、国际权利以及世界公民权利的所有理论规划都将化为空洞的、不可实践的一堆概念。在这个意义上,康德甚至声称,“战争状态比普遍的君主制尚较为合理可取些,这种政府的范围越大,法律就越是丧失其活力。因此在根除了善的种子之后,一个没有灵魂的专制主义便会沦为无政府状态”(27)。

   我们看到,尽管两人关于统治形式的主张完全不同,但实质上康德的主张是对肇始于霍布斯的现代权利论贯彻之结果。在霍布斯这里,个人因其生命权可以不服从统治者要求上战场的命令,甚至被统治者判为死罪的人有权拿起武器进行反抗。在这个意义上,正是霍布斯首创用人的权利来为国家的统治权力划定不得逾越的界限,而康德只是在这个方向上进一步用权利来限制国家,促使霍布斯这里仍大权在握的利维坦进一步分解,立法权力、司法权力与行政权力彼此分离。其根基都是来自于公民彼此间的社会契约(原初契约),对于这样的契约来说,协调人们彼此之间不得不发生的相互影响即成了首要任务。霍布斯与康德都从这种人与人的外在关系中找到并确定了人的权利,只不过霍布斯仅仅愿意承认最低意义上的生存权,而康德则进一步发展为一般意义上程序化的主体间形成的公共权利,“权利乃是以每个人自己的自由与每个别人的自由之协调一致为条件而限制每个人的自由”。公共权利就是使这样一种彻底的协调一致成为可能的所有外部法则的综合。既然由社会契约产生的公民状态(权利状态)先于国家的形成,那么人的权利就不是国家所给定的实定法则,反而国家是依据权利才建立起来的。(28)同霍布斯在生存权面前对利维坦毫不退让一样,康德在权利面前对统治权力也毫不退让,权利是理性迫使人们要直接尊敬的,“一切政治都必须在权利面前屈膝”,“人的权利是不可亵渎的,无论它可能使统治权付出多么大的牺牲”。(29)而这正是霍布斯所开创的现代权利论的逻辑发展之产物。

   在第二个公共权利层面(即国际权利)上,康德实则继承性地发展了霍布斯的“诸民族之法”理念。既然利维坦国家事实上会对基于契约的公民权利造成破坏,并且一个世界性国家在康德看来只能通过战争而无法通过契约来实现,于是“诸民族之法”则唯有建立在自由国家的联邦之上。具体地说,国际权利(诸民族权利)包含以下四项元素:

   (1)国家,作为民族来看,他们彼此间外部关系——同没有法律的野蛮人一样——很自然地处于一种无法律状态;(2)这种自然境况是一种战争状态,“强者即正确”盛行,尽管事实上并非总是处于实际的战争状态和不间断的敌对状态,尽管无论对那里的人做任何事都不存在真正的错误,这种境况本身即为最高程度的错误,相邻国家的民族必定要相互摆脱这种状态;(3)民族的联盟(alliance),依靠原始社会契约的概念,是为了彼此保护免受外力侵犯与进攻,但不涉及一些内部困境与争论;(4)由联盟带来的相互关联,无需一个显著的至高权力(sovereign power),其本身设置于公民宪法中,并以联邦作为唯一形式,它可以随时被解散,从而也即意味着必须不时更新。(30)

   在康德看来,诸民族权利(国际权利)保证了一个持续的、自由结合的“和平联盟”(a league of peace)之必然形成,这种权利状态乃建立于一个各个民族普遍意志基础上的契约。康德参照现实世界中海牙的国际大会,设想了一个由各民族自愿结合而建立的“诸民族恒久的联合大会”(permanent congress of nations)。这个普遍而和平的联合体所依据的原则不是博爱原则或伦理原则,而是法律原则。(31)由于从自然状态到公民状态在康德笔下是一种必然,所以诸民族权利先天性地不断阻止各民族彼此陷入实际的战争状态中。在康德看来,“诸民族权利作为一种进行战争的权利,实在是不可思议的”。这是因为,进行战争的权利不是根据普遍有效的、限制每一方自由的公共权利,而是根据单方面准则通过强力来决定权利是什么。这最终将导致互相毁灭、尸横遍野的一片坟场。康德认为,尽管格劳修斯、普芬道夫、瓦特尔(Emerich de Vattel)等人用哲学性或外交性方式论述的关于战争的法典始终被人引用来论证战争的正当性,但这类法典却无任何法律力量可言。(32)

   既然进行彼此战争的原始权利必将创造某种社会条件以使各民族摆脱自然状态而走向有法律的权利状态,那么国家统治者便无权随意将民众送上战场,无权“为向其他国家发动战争而动用他们财产乃至生命,或至少将他们置于危难与困险之中”。康德同霍布斯一样(甚至比霍氏更强烈),强调统治者无权要求民众为国家而牺牲。这样的情形是荒谬透顶的:“统治者自己不必置身于危险之中,却让成千上万的人在其命令下为着同他们毫无关系、根本无须去冒险的事情而牺牲生命。”公民作为一国的成员,有参与立法的权利,不能仅仅作为别人的工具,他们自身的存在就是目的。要他们作战必须经过他们的自由同意,否则国家无权令他们承担如此充满危险的任务。(33)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德坚决反对以战制战,或者说,用战争的方式谋取和平,因为“胜利决定不了权利”。“国家之间的契约仅以保持彼此之间以及同其他国家之间的和平为目标而制定,而绝非以征服为目标。”康德尤其反对持如下观点的理论:“通常是人为一次不正义的行动,可以一劳永逸地使得正义建立在更加牢固的基础之上,并且使之兴盛”。和平必须不是通过一个国家用战争征服乃至摧毁其他国家而得来,诸民族权利使得永久和平必然是通过契约的方式来实现。“如果一种关于用强力来建立一个法律状态的周密论调始终被认可,整个地球就将仍然处于一种无法律状态。”(34)

   第三个公共权利层面,即世界公民权利,系康德公共权利理论的首创。康德认为,公共权利最实质的核心乃是一种“公共性”。公共性之可能性是每一项权利要求都内含的,因为没有它就不可能存在正义。公共权利的先验公式即:“所有关系到他人权利的行动,若它们的准则同公共性不相一致,均为不正义。”(35)人们在自然状态下确实会因彼此威胁而进入战争状态,但人们彼此之间的公共性则必然使得他们走向公民状态,从地球封闭的整体角度来看,公共性就体现为人人均有的世界公民权利。人们因生活在一个“土地共同体”(a community of the soil)中,故而每个人都对地球的一部分拥有原始权利。这种土地共同体中的原始权利使人们彼此物理的交流成为可能。“他们处于每一个人对其他所有人的全面关系中:他们能够彼此要求交流并拥有权利提出在这方面作出尝试,而一个异国民族也无权将他们当作敌人。”(36)

   从根本上说,世界公民权利所针对的就是自然状态下的敌友划分,其实质便为“普遍友好”(unversal hospitality)。“友好即是指陌生者来到另一片土地不会被视作敌人的权利。”因为没有人对地球上的一块土地拥有比他人更多的自然权利,所以,世界公民权利是属于人所共有的,人们必须互相宽容对方的存在。(37)

既然大地上各人民或广或狭的共同体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任一地方对权利的侵犯便会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被感觉到,所以世界公民权利的概念并非是高抱负或扩大的观点,而是不成文的公民法与国际法的一项补充,其对于公共人权的维护必不可少,因此对永久和平的维护也是必不可少。惟有在这种境况下,我们才可自诩为在不断地趋近于永久和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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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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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9 年第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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