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亦工: “八议”源流与腹边文化互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6 次 更新时间:2019-12-11 10: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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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亦工  

   内容提要:“八议”律条自曹魏入律以后,经晋唐以迄明清,成为中国固有法律的鲜明特征之一;但近世西学东渐以来,亦曾饱受訾议。“八议”语源出自《周礼》“八辟”,或许在某种抽象意义上反映了两周时代的礼制精神。申言之,“八辟”可能是出自君臣之礼,或君臣之礼的某一环节,以示君主对臣下的体恤和优抚。从两周时代的国体、政体和君臣关系考察,这种君臣之礼的存在也是可能的。本文进而比较了中原王朝与边疆诸族政权在君臣关系和政治伦理等领域的差异,指出前者是尊卑关系,后者是主奴关系,伦理亦然。源于八辟的八议律条是中原政权的独特创造,有赖于农耕文化的支撑;在以游牧、渔猎文化为主导的边疆政权入主之时,便难免会发生种种变异。

   关 键 词:八辟;《周礼》;君臣伦理;农耕文化;游牧渔猎文化

  

   中国法律自东汉以后逐渐走向“儒家化”。①作为法律儒家化典型代表的“八议”,自曹魏时开始入律,阅晋唐以迄明清,千六百年间,始终为各朝律典之一条,对中国社会及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在晚清西方平等思想输入以后,其也受到了不少诟病。本文试就“八议”的制度渊源及文化意义略抒己见,以期就正于方家。

  

   一、如何看待“八辟”及《周礼》

  

   “八议”之称始见于汉代,考其语源,应脱胎于《周礼·秋官·小司寇》中的“八辟”:“以八辟丽邦法,附刑罚:一曰议亲之辟,二曰议故之辟,三曰议贤之辟,四曰议能之辟,五曰议功之辟,六曰议贵之辟,七曰议勤之辟,八曰议宾之辟。”东汉郑玄注谓:“其犯法则在八议。轻重不在刑书。”②孙诒让说:“八辟皆不用恒法,故须临时议之,《汉书·刑法志》谓之八议。”③

   耙梳文献,汉人提及“八议”的情形不一而足。例如《后汉书·应劭传》载:“今杀无罪之初、军,而活当死之次、玉,其为枯华,不亦然乎?陈忠不详制刑之本,而信一时之仁,遂广引八议求生之端。夫亲故贤能功贵勤宾,岂有次、玉当罪之科哉?”④《汉书·刑法志》载:“《周官》有五听、八议、三刺、三宥、三赦之法……八议:一曰议亲……八曰议宾。”⑤《史记·五帝本纪》舜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轨,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维明能信。”《史记集解》引马融语曰:“谓在八议,君不忍刑,宥之以远”。⑥

   程树德说:“八议之制,见于《周礼》,至秦而废……是八议之说,至汉末始盛。……则律无八议甚明。三国时盖犹沿汉制。《唐六典》注八议始于魏,是汉时尚未以八议入律也。”⑦按此说法,八议之制在先秦时既已存在,到了嬴秦统一中国以后方予废止。此说是否可信呢?要想说清这个问题,就不能不探讨《周礼》之真伪及年代。然而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学界历来聚讼纷纭,争论不休。⑧诚如李学勤先生所言,《周礼》一书“为儒家经典中争论最久也最多的一种”。虽然对《周礼》一书的认识尚未完全统一,但已形成不少共识。《周礼》应非出自周公,也“不全为实录”,⑨但确实保留了包括西周在内的许多先秦史料。⑩因此,对于《周礼》所记述的各项制度的所属时代,应采取“动态的眼光”,经过具体的分析考证方可确定。

   日本学者竹内康浩指出:研究西周的历史,如果利用《周礼》来进行考察的话,“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在西周时代,刑罚体系和执行机构都已经非常完备了。再者,如果依据《周礼》编纂者为周公之说,那么周公在法律思想史上的地位也会得到高度评价。”然而在他看来:“只要还没有能够确立稳妥的标准,能将《周礼》中所含的史实和非史实部分区别开来,那么在考察西周时期的实际情况时,就首先要把《周礼》从资料中剔除。这样的考虑在方法上是适宜的……因此,以《周礼》作为材料的研究是《周礼》研究而非西周史研究,由于这样的理由,决定一律不予采用。”为此,竹内康浩专门批评了中国1980年代以后出版的几部有代表性的《中国法制史》教材,特别是“胡留元、冯卓慧两氏的《西周法制史》”。他指出:这些研究“自身是否经过确切的论证,并非没有异论存在,特别是在日本持否定见解的人是很多的。这样看来,那里论述的种种的事例,极端一点可以说,对于我们日本研究者来说几乎没有任何意义,甚至可能只是空谈。”(11)

   胡适常言:“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只可说七分话,不可说八分话,更不可说十分话。”(12)竹内康浩对于《周礼》和《吕刑》的看法可能有点走极端,但是按照胡适之先生的治学原则还是可取的。

   具体到《周礼》中所载的“八辟”,我们究竟应当怎样看待呢?若似程树德先生那样不折不扣地相信其为先秦实行过的制度,显然是不足以服众的。若像竹内康浩般一概弃置不信似也不妥,还是应该采取前述李学勤先生主张的那种“动态的眼光”,审慎地鉴别求证,可疑者存疑,可信者采信。

  

   二、“八辟”为两周君臣之礼说

  

   自汉代起,人们确认《周礼》史料价值及其所属时代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借助《左传》等先秦文献加以相互印证。汉人若郑众、郑玄,唐人若贾公彦,清人若孙诒让以及现当代诸多学者皆然。晚近以来,也有不少学者通过金文等出土材料,从文字和制度等不同层面证明《周礼》是先秦的文献和制度。

   范文澜先生《群经概论》中《周礼》部分第三节《周礼不伪证》归纳清人汪中、陈沣,近人黄侃、陈汉章等人的研究成果,共罗列73条证据证明《周礼》确为先秦的制度。(13)与此大致同时,刘师培在其所撰《群经大义相通论》一书中特辟有《周官左氏相通考》《周易周礼相通考》两章,也提出30条证据。(14)许子滨先生在《陈汉章〈周礼行于春秋时证〉析论》一文中又进一步增补了7则《周礼》《左传》可以互证的事例。(15)

   除了文献考据以外,自20世纪初始,更有学者“利用金文研究的成果来判定《周礼》的成书时代”。譬如1928年杨筠如的《周代官名略考》、1932年郭沫若的《周官质疑》,特别是1986年张亚初、刘雨的《西周金文官制研究》等,都收获不小。目前,学者们在这方面的努力仍在持续,兹将相关成果,列表如下页。

   从表中所举各例可以看出,历代学者以《左传》证《周礼》者最为普遍。“八辟”中的“议亲”“议贤”“议能”“议贵”“议勤”“议宾”,均能从《左传》中找到曾在先秦施行的直接或间接的例证,应非出于偶然。诚如有学者指出:“《左传》据事直书,所载春秋时人的言行,绝大部分是春秋时代的实录。书中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典章制度、礼乐文化,如实地记录了各种礼典,包括冠、婚、丧、祭、饔、射、朝、聘,其中聘礼尤备,还有丰富的军礼。春秋时人的言行往往与礼仪密切关联,说明当时礼乐虽有所崩坏,但仍得到相当程度的保留。综合《左传》所录,并与《国语》等文献参互证明,庶几可重构春秋时之礼制。”(16)

   然而从总体上看,尽管学者们在“八辟”行于先秦时代的史实考证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甚至突破,但具体到某些特定的制度和细节,则依然是“信者自信,疑者自疑。”(17)无论是传世文献考据还是结合金文的研究成果,可以证明八辟行于先秦之世的直接证据仍嫌不足。

   有学者提出:“从中国古代法制演进的角度看,‘八辟’反映了周代的历史实际。”(29)但他又说:“这并不意味着当时已有如此完备的法律条文。从法制发展的一般规律看,当然不能排除其时尚未形成系统的规定,上引条文乃后人根据周代法制的实际情况加以整理、归纳而成这种可能。”(30)另一位学者也认为:“在先秦的司法实践中,确实贯穿着‘八议’原则”。(31)但其同样承认:“说明《周礼》中的‘八议’应形成于战国之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当时就存在如此系统的规定,不排除《周礼》作者根据实际情况加以整理完善的可能。”(32)这两位学者的态度是审慎的,他们并未宣称两周时期已经形成了像后世“八议”那样完备的法律和制度;而只是证实在先秦的司法实践中,针对某些特殊身份的人,存在着特殊对待并临时议定处分办法的实例或原则。

   沈文倬先生指出:“近代学者往往不理解礼书与《诗》、《书》等书的功用不同,就一般特征而言:《书》是朝廷文诰,《诗》是宫廷乐词,都是托文字以流传;而‘礼’则在于实践。‘仪礼’指各项典礼,重在从演习到实行的仪容动作;‘周礼’指朝廷实施的职官制度。所以,当实行时最多札记备忘,毋须写成文本;一直到快要(或已经)失于实用时,才有好事者加以记录。理所当然,成书在其部分亡佚之后,因此,纵然《周礼》‘后出’,也不妨碍这书本保持‘周礼’的本来面目;不该因‘后出’而将其看成‘伪作’。”(33)这段话指出了非常重要的两点,一是周礼重在实践而非文本;二是“周礼”是官制,要从官制的角度去考察“八辟”。从前述历代学者断定《周礼》不伪的方法中可以看出,借助《左传》展开论证者最为普遍。为什么会这样呢?有学者指出:“《左传》一书,是今天研究春秋时代的一部最重要和必读的书。弥足珍贵的是,书中如实记录了春秋时期的礼乐文化……《左传》是先秦礼书的重要辅助读物。从某种意义上说,《左传》本身就是一部重要的礼书。”(34)

   《左传》类似史书,是“纪实之作”,真实地记录了周礼在春秋时代实行的事例;而《周礼》《仪礼》之类礼书,则有如法典或法规,“只是礼制条文的陈述”,是否得到遵行,无从自证,必须通过客观的、外在的证据方能证明。(35)借助《左传》来考察周礼的施行状况,正如借助案例报告来检验法律的实际运行情况一般。通过考察文献,“八辟”中至少有六种均能从《左传》等先秦文献中找到施行过的证据,应是对当时社会真实状况的某种反映。

   《周礼》是官制之书,“八辟”是治官之法。孙诒让说:“‘以八辟丽邦法,附刑罚’者,《大司寇》云:‘凡卿大夫之狱讼,以邦法断之。’注云:‘邦法,八法也。’此八辟所议,百官府为多,故亦以邦法丽之。贾《疏》云:‘案《曲礼》云“刑不上大夫”,郑注云:“其犯法则在八议轻重,不在刑书。”若然,此八辟为不在刑书,若有罪当议,议得其罪,乃附邦法而附于刑罚也。’诒让案:依《曲礼》注义,盖凡入八议限者,轻罪则宥,重罪则改附轻比,仍有刑也。”(36)

   钱玄先生更进而解释说:“邦法即《大宰》之八法,八法中有‘官法’‘官刑’均为治百官之法……按此八议之人,以官吏为多,故此八议之人犯罪,先议其所犯之罪,然后以治理百官之官法、官刑处理,此即所谓‘以八辟丽邦法’,再结合一般之刑法科条,此即所谓‘附刑罚’……以上‘八议’‘不躬坐’‘三宥’,为统治者对宗族及卿大夫有罪者之特殊待遇,意即‘刑不上大夫’一语所包含之具体内容。”(37)

   沈文倬先生也指出:“《周礼》是记录官制的书,大宰居众官之首……其所掌职事中,‘八法’治官府是治理众官之法,实是全书纲领,最为重要。八法阐明,就能若网在纲,无事不举……八法,就是官属、官职、官常、官成、官法、官刑、官计……而八法是治百官府的‘法’。”(38)

换言之,“八法”是治理官僚群体的内部规章的总称。有资格列入八议之人,以官吏为多。凡此类人犯罪,先按“邦法”,也就是“八法”处理,然后再按刑罚处置。由此推断,两周时期的八辟,应该与魏晋以后法律化的“八议”截然不同;但从表面上看略似汉代的情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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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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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研究》(京)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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