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思思:从赤脚医生到仪式专家:传统知识在乡村社会中的延续——一项阅读史的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36 次 更新时间:2019-12-11 09: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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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思思  

   【内容提要】 本文讨论的是集体化时期乡村社会中传统知识的传承问题。在这一时期,国家出于意识形态的考量,一方面在国民教育中推行新课本,另一方面则严格管控“旧书”的流通,试图借此改造乡村社会的传统文化。但是,在一些经济模式相对稳定的乡村社会,其日常生活仍在一定程度上按照传统经验运作,也因此,承载着传统知识的“旧书”在政治运动中得以保存。本研究的主要受访者均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生,作为回乡知青,他们出于生计考虑,加之国家医疗政策的推动,选择成为赤脚医生。在对医书与其他“旧书”的接触中,他们习得乡村社会的传统知识,并在经济因素和乡村日常生活逻辑的双重影响下,在后集体化时期不约而同地成为仪式专家,以满足乡民的精神需求和社会需求。

   【关键词】 阅读史,集体化时期,仪式专家

  

   一、引言

  

   在集体化时期,乡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受到了新政权的深刻影响。一方面,传统宗族组织和宗族关系受到沉重打击,宗族的精英分子、经济基础,以及社会职能都被国家政权所取代;另一方面,传统风俗习惯被当成“封建迷信”而加以取缔。①20世纪80年代以降,集体化时期之后,宗族、民间信仰等传统文化和社会组织迅速重现于乡村社会。许多人类学家以民族志的形式记录了这一历史过程。其中,这一过程的主事者主要是乡村中的老人精英。在甘肃大川,负责重修孔庙的是一群“颇有传统文史知识,掌握文化权威”的老人;②在安徽李家楼,重新修谱的领导者是一位曾经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担任公职,后来又“当过算命先生、占卜者和针灸医生”的老者,而且,为祖先立碑而成立的筹委会也以在族亲和地方群众中享有威望的老人家为主。③张小军将这一特点称之为乡村的“老人政治”,并探讨了老人精英在宗族“复兴”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原因,认为其主要来源于社会主义和党的权力之积累,以及国家政治生态的影响和对恢复传统文化的鼓励。与这些老人相比,大多数年轻人对传统文化似乎并不感兴趣。④与之相应,前辈学者的研究均未过多关注年轻一代在传统文化回归中的作用。丁荷生(Kenneth Dean)在讨论福建的道教仪式和民间祭仪在80年代的回归时,强调了海外华人在这一过程中起到的作用;⑤景军则指出由于“熟悉传统仪式的老一辈人已经作古,而且宗教文本与器具遭到大面积破坏”,因此庙宇崇拜与庙会组织并不容易恢复。⑥

   与上述学者观察到的情况有所不同,2016年以来,笔者在福建省永泰县进行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当地的传统文化和知识在整个集体化时期都延续了下来,其中除了老人精英之外,在1949年前后出生的一代人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笔者调查的Z村、B村和N村⑦等村庄中,原本在村卫生所工作的赤脚医生⑧均不约而同地承担起了仪式专家的部分职责,为乡民择日、选地、看风水,代写各种仪式性和事务性文本。对于这一现象,我们似乎可以提出以下问题:集体化时期,在国家对乡村社会文化进行严格管控的背景下,这些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接受了意识形态教育的群体是如何习得在当时被视为“四旧”的传统文化的?他们又为何要介入传统知识的延续?以及,为何是“赤脚医生”而不是其他身份的同代人扮演了这样的角色?

   这些问题指向的是乡土社会中知识的传承机制。在一个理想型的“农民社会”中,稳定的世代更替和空间的隔绝,使得知识的传承通过口传心授即可完成,不必借助文字。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便认为中国传统村落之间是一种孤立、隔膜的状态。⑨这一结论遭到了后来学者的挑战。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从市场的角度出发,指出乡民的社交边界应当是市场共同体而非村落。⑩黄宗智在对华北乡村的讨论中则注意到了不同社会阶层的活动空间是有区别的。由于经济原因,富农和贫农往往超越村庄的边界,而中农则是最闭塞的群体。11在对前辈学者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刘永华通过对徽州“排日账”的分析,进一步深入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他指出晚清乡民的活动空间较大且空间流动性较高,在次数上也更为频密。由此观之,至少在明清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的活动空间并不如想象中的封闭,反之,跨地域的人口流动可能是寻常之事。12乡村社会的开放性,意味着文字在乡村也许并不稀见。已有一些研究指出,在明清以降的乡村,文字的流通和使用呈现逐渐普遍的趋势,以至于发展出了自身的文本文化。13永泰也不外如是。2016年以来,厦门大学历史学系师生在此地的田野工作中发现了数以万计的民间文献,其中日用类书不在少数。王振忠指出,日用类书“最为贴近民间的日常生活,其中的各种活套,反映了日常生活中的诸多惯例”14。由此可见,至少在永泰地区,借助文字传承日常生活中所需的知识,应当是习见之事。

   在集体化时期,口传心授的知识传承方式陷入了困境。由于国家对乡村社会文化的严格管控,其文化实践至少在公开场合完全无法进行,使得下一代人几乎无法通过观察、模仿和实践获取知识。例如,大川孔庙的年轻人就完全不知道祭孔仪式该如何操作。在这一背景下,乡村社会中书籍的意义被凸显出来,成为知识传承唯一的渠道。在其后的“传统文化复兴”中,乡民们往往求助于在政治运动中残留下来的“旧书”,从中寻找传统。另一方面,在集体化时期的乡村社会,国家开展了一系列以意识形态教育和政治认同为目的的政治运动,书籍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开始的扫盲运动,到其后的“学毛著”“破四旧”“立四新”,对书籍的阅读和学习都是工作重点。国家在对乡村社会中原有的各种书籍进行清理的同时,大力推行以毛泽东著作为主的革命书籍,二者相辅相成。

   概言之,在集体化时期的乡村社会,书籍在知识传承和教化民众方面都具备重要作用。那么从阅读史的角度出发,考察集体化时期乡村社会有哪些书籍,以及这些书籍如何在接受意识形态教育的一代人之间流通和使用,或可回答上文提出的问题。受资料所限,已有的中国阅读史研究以面向文化精英为主,对于普通民众的阅读史研究则往往面临着资料不足的困境。正如张仲民所言:“中国缺乏像近代西方那样保存下来的许多下层人士的资料……下层民众自己留下的文字记录更是极端稀缺。”15不过,在集体化时期,资料问题部分地得到了解决。由于该时期去今未远,许多历史事件的亲历人仍然在世,这使得通过田野调查和访谈来获取史料成为可能。同时,随着集体化时期农村基层档案近年来进入学术视野,也使我们能够对农村基层社会的具体情况有更为细致的了解,本文所使用的部分材料就来源于福建省永泰县某大队保藏的档案。资料的支撑使得我们对集体化时期乡村社会中的书籍及其使用情况进行初步考察成为可能。

  

   二、教育类书籍中的政治认同

  

   在笔者调查的数个村庄中,几位曾经担任赤脚医生的受访者都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生的,他们年龄相仿,受教育经历也大致相同,基本可以认为是同一代人。Z村卫生所的郭医生,出生于1961年,今年不到60岁。他1969年进入Z大队小学读书,1974年小学毕业后进入A公社中学,先后读完初中和高中,1979年高考失利后返回村里。16隔壁B村卫生所的鲍医生比郭医生小一岁,是1962年生人。他1971年进入Z大队小学读书,四年级转入Y大队小学,1977年中考进入A公社中学读高中,和郭医生参加了同一届高考,同样以几分之差落榜。17与前两位相比,隔壁N村的倪医生年纪稍长,他出生于1953年,7岁到Y大队小学就读,1968年到A公社读了一年初中后便辍学返乡。18

   与之相比,在新中国成立时已经或接近成年的上一代人,其受教育经历颇为不同。景军笔下的大川孔庙负责人中,有几位在接受学校教育之外,还接受过更为重要的担任“礼生”的训练,更老一代的读书人将祭孔仪式的原则与程序传授给了他们。景军称其为孔家“最后一代受过古典教育的人”,这也是在重建孔庙过程中由其主事的原因之一。19大川这些老人家的受教育经历,和永泰的同代人颇有类似之处,后者同样要学习与乡村社会密切相关的传统知识,这种学习往往都在私塾完成。一位年长的受访者回忆,新中国成立之前,本村的几户人家共同从邻乡延请了一位老师设立私塾,他大约在八九岁时进入私塾读了一年书,学习内容包括《三字经》《论语》《千字文》以及一本杂字20等,此后才转入邻村的公办小学继续读书,小学开设国文、算术等课程,且有配发的课本。21另一位年长的受访者也提到自己的二哥(现年八十多岁)虽然是中学毕业,但新中国成立前也读过私塾,同样学的是杂字一类的书籍,因此会写契约之类的应用文类。这一技能在集体化时期意外地派上了用场。1952年,县里搞土地确权,却没人会填写土地证表格里诸如“四至”之类的内容,只有他的二哥能胜任这一工作。22显然,私塾使用的某些教材与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在下文还会展开讨论。

   与之相比,公立小学中的教育类书籍则志不在此。文贵良在分析了民国政府、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后的若干种识字课本之后,得出如下结论:“从1920年代末民国政府把识字教育纳入训政建设开始,经过解放区的识字教育运动,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识字教育,识字教育的意识形态色彩越来越浓”23。简言之,在国家主导下,课本的功能更侧重于意识形态的培养和认同。无独有偶,研究者同样注意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的扫盲运动中所蕴含的政治意涵和诉求。满永在对扫盲运动期间的各种文本进行分析解读的基础上,指出扫盲运动并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教育,而是着眼于社会主义认同构建的政治教育,希望藉此塑造农民对新国家的政治认同。24孙晓忠也指出50年代识字运动的目的是让“农民从‘自然人’成为走进政治之内的‘政治人’”25。以上从政治层面做出的再诠释,提示我们可以从历史上“教化”这一观念出发,对识字运动进行理解。对于国家而言,教育始终与意识形态的建构和认同紧密相关。通过掌握教化的权力,国家得以保证政权的稳定和行政的畅通。如梁其姿指出:“教化民众是国家的任务,它对维护国家意识形态是如此的重要……”26因此,国家对于教化的重视其来有自,一以贯之。20世纪以降,在现代化国家的建设进程中,国家权力进一步下渗到个人层面,更加强了国家对乡村社会施行教化的力度。这种力度并不仅仅体现在运动式扫盲的读本当中,在更为日常的国民教育中,同样经由课本、报刊等书籍而呈现出来。

   根据三位“赤脚医生”对各自在校期间所读书籍之回忆,我们也能够证实以上的推论。年纪稍长的倪医生提到,20世纪60年代初还没有通往县城的公路,即使是课本和笔记本也要请挑夫从城关挑回学校,更遑论其他书籍。郭医生则表示小学时除了课本,几乎没有任何可资阅读的书籍,只有一些连环画,以及兄长读书时订阅的《红小兵诗刊》。和郭医生的回忆相似,鲍医生在小学阶段也没什么书可读,除了规定的课本之外,同样只找得到连环画。直到高中,适逢“文革”结束,学校图书馆才有了一些小说与报告文学。

应该说,受访者的个人回忆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时代的限制。事实上,在20世纪50年代,永泰县各级学校中还是有一些藏书的。1955年,永泰县清凉初级小学校还藏有图书40本、报刊337份,以及民校使用的教材7本;古岸第一初级小学校藏有各类书刊262本;箕山第一初级小学校藏有书报刊220本,民校使用的教材5本。在此基础上,即使去掉明显不是以学生为阅读对象的各类政治文献(《关于胡风集团》《婚姻法讲话》《政府工作报告》《宪法》等)、教辅材料(《课程标准》《怎样指导作文》《□式教学研究》等)和报刊(《福建日报》等),这些藏书中仍然包括了《儿童图画》《少年儿童队》《文艺小丛刊》《□剧歌本》《文化学习》《儿童时代》《新少年报》《儿童游戏》等书报刊。27不过,这些书报刊物的征订,似乎并不是完全由学校自行订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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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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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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