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焓:重写以“中央欧亚”为中心的“世界史”——对日本内亚史学界新近动向的剖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6 次 更新时间:2019-12-09 22:3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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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焓  

  

   摘  要:自1990年代以来,不少日本内亚史学者改用“中央欧亚”概括其研究的地域对象,构建起以“中央欧亚”为中心的全新“世界史”体系。通过剖析可知,这种看似充满新意的历史构建在基本史实上存在重大缺陷与误区,不能被视作具有实证性和说服力的知识体系。

  

引   言

  

   自19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日本内亚史(大体涵盖了我国的北方民族史和西域史等领域)学者倾向于使用源自英语Centural Eurasia的“中央欧亚”(中央ユラジア)一词来代指以前他们惯于使用的“内亚”研究(英语的Inner Asia,日语的内陆アジア)或“征服王朝史”领域,其使用程度之频繁,尤其表现在那些以提倡使用非汉文史料为研究特色的该国中青年学者群中。具体代表人物有杉山正明、森安孝夫、冈田英弘(已故)、杉山清彦、志茂硕敏、承志等。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同样是在日本的内亚史学者中,如果仍以使用汉文史料为主,则流行选用该国唐史学者妹尾达彦在1999年出版的《岩波讲座·世界历史》第九卷导语中所提出的“东部欧亚”(东部ユラジア)或与它类似的术语。有鉴于发掘非汉文史料的价值最近成为了我国民族史学界的重要关注议题,而且杉山正明等“中央欧亚”学派的中坚人物的相关著作已经通过翻译,渐渐进入汉语读者的视野,将来或会对国内学界产生影响;故本文的评析对象直接聚焦当下这一学派的主要观点,拟客观充分地检讨其得失成败,以作为我国民族史研究的镜鉴。据笔者观察,“中央欧亚”这一概念在该国学界的流行直接折射出日本内亚史研究思路在新的学术与时代环境下所发生的重大变迁,欲清晰地澄清这种变化所根植的相关学科背景,首先有必要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日本内亚史的自我转型和重新出发说起。

  

一、从传统的“满蒙史”研究格局到二战后的“征服王朝史”研究


   “二战”以后日本政治局势的巨大变化促使在昭和前期与军国主义的大陆扩张有着极深渊源的日本内亚史研究的最主要支柱“满蒙史”的整个学术体系砰然坍塌,再加上为该学术体系长期提供制度保障和经济支持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简称为满铁)、“西北民族研究所”及其前身“蒙古善邻协会”“厚和蒙古研究会”等相应机构的破产解散,以及东北内蒙的回归中国,使得日本学界既不可能像之前那样在侵华日军的武力保护下,肆无忌惮地在中国的内亚边疆进行考古发掘和文物征购以及民族学资料采集等种种有损中国主权的文化侵略行径,也无法再从经费上维持此前专门刊载此类研究成果的《北亚细亚学报》《蒙古学报》《内陆亚洲》《满洲学报》《书香》《蒙古学》等系列刊物的继续出版。政治经济局势的变革是如此剧烈,使得原先中日战争期间该国“满蒙史”研究的不少学者纷纷选择在战后转型,先后转入其他学术领域,最为典型的莫过于羽田亨栽培的得意门生、以研究塞外史和古突厥语碑铭见长的小野川秀美竟然从此改治清末民初史,其他还有在《蒙古学报》上发表其最初学位论文的榎一雄转向以厭哒史为中心的中亚史领域;在金史研究和东北亚民族史—考古学等方向均取得丰硕成果的三上次男则在战后由于无法利用中、朝等国新出考古资料,遂在其学术生涯的后半期径直投入到以东西方之间的外销瓷贸易为中心的“陶瓷之路”的全新分野中;原本主攻金元西夏史,既参编过《满和辞典》又从事过野外实地民族学调查的藤枝晃则成为了以写本断代研究见长而非主要依靠考古资料取胜的文献型敦煌学家。还有一些学者如小野忍、佐口透等也都相继离开了“满蒙史”领域。故随着之前在日本名噪一时的以宣扬“满蒙非中国领土”为宗旨的“满蒙史”的昭告终结,该国以“满蒙史”为台柱的内亚史一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打击与重挫,学术环境的低迷不振甚至波及日本内亚史的其他领域,像稍后的青年藏族史学者中根千枝干脆放弃了史学研究而彻底投身于社会科学领域内,最终成为日本社会学界的巨擘之一。正是在这种因形势严峻且前景暗淡而令人沮丧失意的悲观气氛下,美国学者魏特夫(K. A Wittfogel)倡导的“征服王朝”学说的出台,为日本内亚史学界消除这种因战败导致的经济和史观上的双重焦虑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转型契机。

  

   一提起魏氏的“征服王朝”理论,中国学界习惯于将其视作一种为日本的大陆扩张政策张目或者至少也与之暗合的具有分裂中国意图的学说。如果我们冷静地对该理论的萌芽背景加以分析的话,即知这一定位其实并不那么准确,因魏特夫酝酿构思这一理论的时间正值其和冯家昇、王毓铨等合作研究中国社会史的日本投降之前的太平洋战争期间,尽管完整阐释该理论的著作的出版已经晚至1949年。当时美日关系因珍珠港偷袭事件的爆发而急转直下,美国举国上下充斥着对日复仇的强烈民族情绪,甚至累及那些本来早已归化多时的日裔移民都在未作甄别的情况下悉数被强制关入集中营,完全被剥夺了基本的人身自由。与之相反,此前全凭自身力量单独坚持抗战多年的中国现在则作为美国的可靠盟友重新受到了美国社会各界的正面评价,遂致之前长期沦为二等公民的在美华裔的社会地位终于得到了空前的改善与提高。因此在彼时美国主流社会对中日两国的正反认知如此落差鲜明的时代背景下,对一向以政治嗅觉灵敏著称乃至惯于见风使舵的德裔难民魏特夫来说,他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甘冒美国社会之大不韪,在自己的学术著述中积极宣传有利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政治主张呢?何况在他的辽史研究过程中,无论是资料的分析综合,还是观点的提炼推敲,皆离不开精熟辽史的爱国学者冯家昇先生(1939-1947年在美工作)的无私相助和尽心指导。

  

   其次,从旗帜宣明地揭橥“征服王朝”命题的《中国社会史——辽》的导言等部分的表述中,也确实不见像当年的日本御用学者矢野仁一和后来的个别极右翼学人的著作中那类连篇累牍地充斥着某某地区非中国领土的赤裸裸的政治叫嚣和挑衅性分裂主张。确切地说,他只是将中国的历代王朝划分为传统的以汉族为主导的本土型政权和以北族统治者为主导的非汉族王朝,后者又再细划分为以十六国北朝为代表的渗透型王朝和以辽金元清四朝为载体的征服型王朝,但无论是渗透型王朝还是征服型王朝,他在导言中均将其列入中国王朝的一种特殊形态,绝未将其摈弃于中国之外,这正像其书名所昭示的那样,如此处理路径不仅有别于日本当时的“满蒙史”研究取向,乃至与今天有些国外学者在内亚史研究中津津乐道于传播和散布“去中国化”论调的学术理路相比,也是明显不同的。然而,由于魏氏本人自1940年代后期开始转为极右,加之在50年代又推出了完全为反苏反共的右翼意识形态服务的政治宣传性著作《东方专制主义》,这难免让人以后者那种完全沦为政治工具的标准来看待此前他和冯家昇合作完成的《中国社会史——辽》,从而怀疑其写作此书同样抱有十分阴险的政治目的,即配合日本军国主义瓦解分裂中国。其实只要稍稍了解魏氏的生平经历,我们就不难得出结论,尽管从其后半生至死未改的反共反苏的顽固政治立场上判断,1940年代以后的他无疑是一位右翼知识人士,但却属于表面上用“自由主义”为己张目的新右派阵营,而与矢野仁一和冈田英弘这类露骨的旧派军国主义极右分子立场迥异。既然魏氏在其书中并未将辽朝“去中国化”,那么他的学术态度甚至要比后来罗萨比(M. Rossabi)在1980年代主编的论文集《10-14世纪期间,棋逢对手下的中国》体现的史学观念更加客观开明,因为在后一书中,中国已经蜕化成了宋朝的同义词,故与宋朝对峙的辽夏金吐蕃等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政权均被视作中国的对等邻国。这样“中国”的空间范围被大幅度压缩到仅归宋朝统治的内地一隅。与之类似的还有英国辽史学者史怀梅,她在近年所撰的批评北方民族“汉化”的论文中,同样将内亚边疆及其历史上的非汉民族均摈弃于中国(China)之外,并坚持使用“外人在中国的统治”(foreign rule in China)这样一种将历史上的北方民族“去中国化”的表述方式来偷换消解魏特夫与冯家昇书中所见的“中国征服王朝”概念。

  

   正由于魏氏的“征服王朝”理论在政治上与日本军国主义素无历史瓜葛,故战后急需华丽转身以走出学术窘境的日本东洋史学界很快便接受了这种舶来学说,再予以局部的修改。响应此说的既有京都大学毕业的田村实造、藤枝晃、竺沙雅章等,又有出身东京大学的护雅夫、村上正二等,其中尤以田村实造对这套理论的吸收与改造最为用力也最有影响。以后他关于辽金元三朝历史的研究成果遂结集为三卷本《中国征服王朝之研究》,构成了其一生学术成就的主要基石。不妨说在战后的很长时段里,由魏氏首倡并被田村氏等改造发挥的“征服王朝史”理论,再加上考古学家江上波夫主创的“骑马民族国家”学说,以及中亚史学者松田寿男在终战前即提出,但起初尚影响有限的带有环境史学导向的“干燥亚洲论”(详后),共同构成了战后日本内亚史研究的三大全新理论支柱,一举取代了昭和前期彼国流行的“满蒙史”或“满鲜史”研究范式。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内亚史学界对“满蒙史”等军国主义史学遗产的切割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受制于政治形势的改变不得已而为之,并非基于学者的自省批判精神而主动扬弃之;故这种对军国主义学术流毒的清算带有明显的不彻底性,以致战前“满蒙史”的最核心内容“满蒙非支那论”的部分元素仍以换汤不换药的方式悄然得到保留。

  

以田村实造为例,他在接受“征服王朝”理论,将辽金元等朝代列为中国王朝的特殊形态的同时,却又将旧有的“满蒙非支那论”改换包装成“东亚世界”和“北亚世界”在历史上的长期二元对立,即前者以中国为中心,后者则仍以满蒙为中心,故作为塞外史的北亚史不属于中国史,两者各有彼此不同的发展轨道,且北亚与东亚分属游牧和农耕两种不同的文化圈。这种指导思想实际上意味着魏特夫的原有学说遭到了重大修改。如前所述,魏氏理论中“征服王朝史”的参照面是传统意义上汉族建立的“普通型中国王朝”,如汉、唐、宋、明之类,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史的全相。然而在被田村氏改造过的“征服王朝史”体系下,与“征服王朝”相互对照的却是被他明确置于中国史范围之外的所谓“游牧国家”群体,后者包含历史上游牧于蒙古高原的匈奴、柔然、突厥、回鹘等政权,从而形成了“中国征服王朝史”与“北亚史”平行齐驱的二元格局。故战前的“满蒙非支那论”一变而为现在的以突出北亚游牧政权为特征的“北亚非中国论”。另一位接受“征服王朝”说的学者护雅夫则在60年代将其关于东突厥汗国的研究成果结集成书时,特意取名为《古代トルコ民族史研究》,而トルコ一名在现代日语中系指一战以后才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及其前身奥斯曼土耳其,如果需指突厥语族的话,则通常其后要加一“系”字;后来为避免混淆,日本东洋史学界以テュルク指代尚在蒙古高原及其周边活动的突厥汗国等政权。故从书名抛弃后者而选取前者的手法上看,护氏显然是把东突厥汗国当作是土耳其人的古代祖先,这样东突厥汗国的历史不再属于中国北方民族史而是土耳其古代史的组成部分。如此处理当然是再直露不过的泛土耳其主义在学术上的扭曲反映,它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东突厥汗国的缔造者是以阿史那、阿史德等部落联盟为基础的鄂尔浑突厥人(古突厥人),这和今天大多数土耳其人在那时的祖先乌古斯人是有明显认同隔阂的,唐代这两大集团之间甚至经常发生你死我活的战争冲突,这在古突厥文碑铭的记载中历历可见。可以说隋唐时期的古突厥人只会认为乌古斯人是其汗国的下属臣仆,绝不可能认同将自己的历史与乌古斯人的历史混为一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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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史哲》2019年第6期,5-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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