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鹏: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村落共同体消解及地域共同体重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2 次 更新时间:2019-12-09 09:02:49

进入专题: 新型城镇化   地域社会   村落共同体   地域共同体  

田鹏  

   作者简介:田鹏,南京工业大学法学院讲师,博士,南京工业大学社会创新发展研究所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

   摘 要:从地域社会理论视角,以河南省新乡市M社区为例,系统性考察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村落共同体消解及地域共同体重建的实践逻辑。社会空间的集约化转型导致了传统村落共同体在社会边界、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等多重维度的消解,具体表现为地域边界、地域生活和地域功能不同程度消解,地域共同体重建具体包括基于特定节地率的地域边界重建、基于“户籍均沾”的房屋配置模式和轮流赡养安置策略的地域生活重建以及“大杂居、小聚居”原则下的地域公共性重建,就地域社会学理论视角而言,村落共同体消解及地域共同体重建的核心是地域社会整合机制,一方面,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村落共同体消解是一种建立在都市过密化和乡村疏离化产生的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另一方面,地域共同体是一个将都市和村落统合起来的统一体,是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其实践过程充满动态性、统合性和关联性。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地域社会;村落共同体;地域共同体

  

   一、问题的提出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有360万个自然村,到2010年已经减少到270万个,10年时间里约有90万个自然村落消失了,平均每天接近300个自然村落消失,而其中很多都是古村落[1]2。以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河南省统筹城乡发展试验区的新乡市为例,该市以城乡一体化为切入点,通过“农民自建、集体代建、招商建设、社会援建”4种建设途径和“城中村改造型、旧村完善型、村庄合并型、服务共享型、整体搬迁型”5种建设模式[2];计划用8年左右时间分三步基本建成重点区域内352个新型社区,实现农民就地就近城镇化。到2018年重点区域内新型城镇化社区全部建设完成,达到“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全部建设到位,规划农户全部入住城镇化社区,各项优惠政策兑现落实,社区管理运行规范,2/3以上的社区劳动力从事二三产业”的建设标准[3]。据《河南城市发展报告(2015)》的数据显示,截止2014年底,新乡市重点区域内352个社区已全部启动建设,累计完成各类资金投入288亿元,建房面积3 510万平方米,入住农户16.8万户,复耕或恢复生态面积3万亩[4]。

   新乡市的实践表明,作为新型城镇化推进模式的“三化”协调发展机制,新型城镇化社区已成为中原地区就地城镇化的重要载体[5];同时,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村落共同体的消解及其重建也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系统耙梳既有研究发现,目前,关于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村落共同体的消解及其重建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第一,中观层面的动力机制和实践逻辑研究。如新型城镇化的多维动力体系及其多元化推进模式[6];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多重实践逻辑[7];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撤并村庄”及行政社会的实践逻辑[8];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村落转型的实践过程及其“新乡村性”的生成机制[9]。第二,微观经验层面的社会风险和适应困境研究。如“撤村并居”和“农民上楼”引发的社会问题及其社会风险,包括因缺乏必要的人力资本导致的生计转换失败,因社区化居住方式导致的生活成本增加,因农耕文化延续导致的“文化堕距”以及社会心理失调等[10];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村落转型导致的社会治理困境,如“农民上楼”后因缺乏物业意识和业主认同导致的市场化物业管理机制迟迟无法有效运作,农民集中居住区物业运作模式呈现非市场化、非社会化之“政府兜底”的行政化特征[11];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村落共同体消解导致的社会经济生活变迁[12],如“农民上楼”社区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及其新型单位化现象[13]。

   对上述研究进行反思性梳理发现,就理论视角及分析框架而言,不同学科视角和理论框架下的研究成果难以进行学理对话并形成系统性知识脉络;同时,即使同一学科内部也因单纯问题取向的研究路径导致“见树不见林”的碎片化、散点式知识格局,从而无法形成学科内部的学术脉络和理论体系。而笔者认为,造成上述局限性的重要原因,正是当前学术界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不同地域类型和实践模式之理论意涵缺乏可对话的学理共识,且难以在理论视角及分析维度层面达成一致,换言之,当前,学术界关于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村落共同体的消解及其秩序重建议题的相关研究,因缺乏一种整体性理论视角及分析框架,而难以形成学术对话和学理共识。因此,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村落共同体的消解及其重建,亟需一种超越单纯问题取向和社会空间视域的系统性研究进路和总体理论分析框架,系统性考察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多元化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地域社会样态变迁过程及其秩序重建的实践逻辑。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城乡关系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必然要求相关学者超越既定学科界限,将城乡关系置于一个更大的理论范式和分析框架中。”[14]而地域社会理论及其分析框架不失为一种可能的选择。

  

   二、地域社会:一个整体性理论分析框架

   以战后都市过密化和乡村过疏化为背景,日本逐渐兴起了以研究地域社会结构以及人类行动为核心议题的地域社会学[15]。地域社会学试图超越农村社会学和城市社会学的学科背景和视域界限,以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地域生活社会化为理论预设,以乡村过疏化为研究重点,围绕“地域社会生活”“地域组织团体”“地域公共政策”“新地域公共性”等相关议题开展了一系列理论研究,并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学科范式[16]。

   1.地域社会的理论意涵。作为地域社会学的基本范畴和核心概念,地域社会是指一种基于新型地缘关系而建立起来的地域团体的社会结构及关系性总体,学术界也将其称之为“地域共同体”[16]。地域社会学意义上的地域共同体具有如下基本特征:(1)地域社会的动态性。所谓地域社会的动态性是指,地域社会学所关注的地域社会是一种不同于自然地理学科中的静态物理空间,也是一种有别于传统乡土社会,而是一种新型地域社会空间结构——流动的、重叠的、复杂的、变迁的,甚至是充满社会互动、利益博弈以及价值冲突的动态地域社会空间。(2)地域社会的统合性。所谓地域社会的统合性是指,实践中地域社会空间的动态性、复杂性、变迁性等特征是由城乡统合化变迁而引起的,且这种统合化变迁是建立在都市过密化和乡村过疏化的特定基础上的,其统合动力则来源于城乡地域社会经济结构转型。(3)地域社会的关联性。地域社会的关联性是由其动态性和统合性决定的,即地域社会是一个将都市和村落统合起来的连续统一体,是相互联结、深度融合的有机整体[16]。

   2.地域社会的基本议题。如果说“社会秩序何以可能”是经典社会学的元理论命题,那么,现代地域社会的组织化问题,即现代地域社会生成的动力机制及其统合逻辑则是地域社会学的元问题[15]。自20世纪60年代地域社会学在日本学术界兴起以来,针对现代地域社会的组织化问题,曾先后出现了一系列相关理论研究,如“地域生活论”“地域集团论”“地域经济论”“地域政治论”等,逐渐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学科理论体系。与此同时,日本学术界也积极将地域社会相关理论成果应用于公共政策和政府治理中,并针对二战后日本社会出现的“都市过密化—乡村过疏化”的畸形城市化困境提出了系统性政策措施和治理策略,具体包括地域结构的统合性规划、“城乡过密—过疏”的功能性疏解、地域社会经济转型、地域公共性重建与社会生活重构等。

   3.地域社会的研究进路。地域社会学持一种整体性、系统性的研究视角及其关系主义的方法论取向。地域社会学的整体性、系统性理论视角是由地域社会的理论意涵及其实践属性决定的,即动态的、统合的、关联的地域社会空间必然要求突破静态的、城乡对立的、单纯问题取向的既有理论预设及其研究视角,采取方法论上的关系主义导向研究进路和分析范式[16]。因此,地域社会学的整体性、系统性理论视角及其关系主义导向研究进路,为系统性考察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多元化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地域社会样态变迁及其秩序重建的实践逻辑,提供了一种超越农村社会学、城市社会学学科界限及传统城乡二元对立研究范式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可能。

   就理论解释效度而言,作为一个整体性理论分析框架的地域社会,一方面,强调社会空间的动态性和统合性,且这种统合动力机制正是建立在都市过密化和乡村过疏化产生的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基础之上;同时,地域社会将社会空间视作一种都市—乡村二元融合的连续统一体,是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具有较强的整体性、互动性、关联性等实践特征;另一方面,地域社会理论视角突破传统城乡二元对立研究范式,采用整体性、系统性研究进路,系统阐述地域社会动态性、统合性和关联性的生成机制及其实践逻辑。笔者此处借鉴地域社会理论视角及其研究进路,意在突破新型城镇化理论体系下中国城乡关系转型及融合发展的相关学术研究之既有局限,如孤立的学科视角、静态的社会空间预设、单纯的问题取向、碎片化的研究成果等。当然,地域社会学及其地域社会理论视角在分析中国经验时必然无法逃避理论适应度的拷问,换言之,理论自觉和学术自信的当下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如何有效对话日本学术界兴起的地域社会学相关理论,首先需要解决理论借鉴过程中的本土化问题[17]。因此,将地域社会动态性、统合性理论视角及其关系主义研究进路本土化为可操作的分析维度和解释框架,就成为理论对话的题中之义。

   笔者基于河南省新乡市M社区的实证经验,将地域社会理论及其关系主义研究进路本土化为“地域边界”“地域生活”“地域功能”“地域公共性”4个基本分析维度。

   1.“地域边界”。中国多元城镇化的制度投入实践取向及其政府主导推进模式[6],使得当前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不同地域社会类型的统合过程,首先表现为打破传统行政地域边界,通过“转”“并”“联”和土地集约化利用,实现社会空间的集聚化转型,换言之,行政力量主导下社会空间的集聚式变迁及其地域边界消解,是当前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村落共同体消解及其秩序重建的首要实践样态,因此,地域边界重构就成为地域共同体的首要议题。

   2.“地域生活”。随着社会空间的集聚和地域边界的消解,地域生活组织方式和运作机制也同步发生嬗变。换言之,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基于“转”“并”“联”等推进模式统合而成的多元化社区类型,其地域生活也不同于传统村落共同体,表现为社会结构的多元化、生计模式的非农化、人际互动的公共化、生活方式的市民化等一系列整体性嬗变。因此,如何重塑地域生活就成为地域共同体重建的另一重要实践议题。

   3.“地域功能”。地域社会的统合性空间结构以及整体性实践样态,使得地域功能在失去社会空间、团体生活、组织互动等必要的运作基础后,也无法有效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效,因此,传统村落共同体的地域边界和地域生活的双重消解,必然使得其地域功能发生嬗变,主要表现为生产、生活、生态功能有机体消失以及农业现代化背景下规模化经营导致的生产功能单一化。

   4.“地域公共性”。地域社会生成的动力机制及其统合逻辑是地域社会学的重要理论议题,而地域社会学的政策价值在于如何有效解决现代地域社会的组织化问题。因此,随着地域边界、地域生活以及地域功能的多重消解,如何有效重塑地域团体组织、营造地域社会生活就成为地域共同体重建的重要议题,而地域公共性重建则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采用地域社会理论视角,以河南省新乡市M社区为例,从“地域边界”“地域生活”“地域功能”“地域公共性”4个维度,系统考察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村落共同体消解及地域共同体重建的实践逻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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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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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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