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炎:司法解释制度之法理反思与结构优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7 次 更新时间:2019-12-09 08:4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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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炎  

   (31)参见注(27)。

   (32)2000年《立法法》第43条规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以及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解释要求。”

   (33)同注⑤,第80页。

   (34)同注⑤,第80、82页。

   (35)同注⑤,第99页。

   (36)同注⑤,第99页。

   (37)例如,最高人民法院针对《人民法院组织法》、《法官法》提出法律案。

   (38)根据2015年《立法法》第26条(即2000年《立法法》第24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等国家机关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案,须经过委员长会议决定后才能被列入常委会会议议程。此外,被列入常委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还要经过审议、表决等程序方能最终通过。

   (39)《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等三个决定(草案)的说明》中指出:“规定对法律、法规的解释,要根据不同情况,分别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负责。决议(草案)没有规定的一些有关法律的学术性和常识性的解释问题,可以由人民日报等宣传机构进行解释,一些专家、学者和法律工作者也可以对法律进行宣传解释,但这些宣传解释在法律上没有约束力,不能作为执行法律的依据。”同注⑦。由此可以看出,在立法原意上,司法解释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但其效力是与法律等同,还是与行政法规等同,抑或其他,在法律上始终没有得到明确。

   (40)1986年10月28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制定法律文书如何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复》中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贯彻执行各种法律的意见以及批复等,应当贯彻执行,但也不宜直接引用。”1997年7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则规定:“司法解释与有关法律规定一并作为人民法院判决或者裁定的依据时,应当在司法文书中援引。”2007年4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则进一步规定:“司法解释施行后,人民法院作为裁判依据的,应当在司法文书中援引。人民法院同时引用法律和司法解释作为裁判依据的,应当先援引法律,后援引司法解释。”严格来说,将司法解释作为裁判依据的做法并没有法律上的明确依据,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此并未予以反对,因此可以说已经形成相应的“习惯法”。

   (41)1954年《宪法》第31条规定,解释法律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立法解释以及立法解释权均非法律术语,而是学理上的界定。例如,针对2000年《立法法》第42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即指出,该条是“关于立法解释权的归属和立法解释范围的规定”。同注⑤,第139页。根据81年《决议》,广义的立法解释不仅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律进行的解释,也包括省级人大常委会对地方性法规进行的解释。出于论述的需要,本文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律进行的解释称为立法解释,将其行使的法律解释权称为立法解释权。

   (42)同注⑤,第139页。

   (43)同注⑤,第143页。

   (44)参见注⑤,第140页。

   (45)将2000年《立法法》第42条第2款(现行《立法法》第45条第2款)规定的情况界定为立法解释范围的说法,参见注⑤,第143页。

   (46)参见乔晓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讲话》(修订版),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出版说明。

   (47)同注(46),第197页。提请1999年10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的《立法法(草案)》曾规定:“凡属于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解释。”“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解释不一致时,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解释为准。”该草案同时规定废止81年《决议》。但是,“由于有关机关对这一规定有不同意见,后来删去了”。同注(46),第196-197页。

   (48)[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85、191页。

   (49)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页。

   (50)贺日开:《司法解释权能的复位与宪法的实施》,《中国法学》2004年第3期,第7页。

   (51)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317页。

   (52)参见《监督法》第31至33条。

   (53)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释义及实用指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109页。

   (54)同注(53),第109页。

   (55)参见注(53),第102页。

   (56)参见信春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司法解释集中清理工作情况的报告——2013年4月23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3年第3期,第475页。

   (57)“凡是法律有明确规定的,司法解释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不得随意对法律规定作扩大或者限缩性解释;法律只有原则性规定的,司法解释必须符合立法的目的、法律确定的原则和立法原意。”同注(51),第330页。

   (58)参见沈春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以来暨2017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2017年12月24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中国人大》2018年第1期,第10页;沈春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2018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2018年12月24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8-12/29/content_2068147.htm,2018年12月31日访问。

   (59)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统计,1954年《宪法》施行后至《立法法》施行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共制定立法解释22件。参见注⑤,第140页。《立法法》颁布以来至201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立法解释23件。换言之,在近65年的时间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只制定了45件立法解释,年均0.7件。

   (60)本文对“法律执行”一词的含义采取广义说,法律执行既包括行政机关贯彻实施法律的活动,也包括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贯彻实施法律的活动。

   (61)梁慧星:《民法解释学》,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204页。

   (62)例如,与民事司法解释数量庞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直到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才制定了首部民事立法解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二条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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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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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长春)2019年第2019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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