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炎:司法解释制度之法理反思与结构优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7 次 更新时间:2019-12-09 08:4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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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炎  
司法实践中存在大量的进一步明确法律规定的具体含义、为法律制定后出现的新情况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情况,规定这些情况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解释来解决,显然是不切实际的。第三,允许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没有作出相应立法解释的情况下针对审判工作中出现的法律适用问题作出司法解释,一方面,能够明确司法解释的范围;另一方面,通过消除立法解释对《立法法》第45条第2款规定的情况不恰当的垄断,也能够避免司法解释出现目前由于对司法解释范围与立法解释范围的划分不合理而导致的合法性难题。第四,允许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没有作出相应立法解释的情况下针对审判工作中出现的法律适用问题作出司法解释,在尊重立法解释的前提下,为及时回应审判工作中出现的法律适用问题提供了制度保障。作为我国的最高审判机关,最高人民法院相比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发现和及时处理司法审判中出现的法律适用问题方面显然具有部门优势。从多年来司法解释制度的实施状况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完全有能力承担起制定各种司法解释的职责。

   (二)完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制度

   完善的备案审查制度是有效规范司法解释制度实施的保障。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制定了《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和《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就司法解释的制定程序、形式等作出规定,但这种自我约束缺乏充分的公信力。司法解释中存在的与法律规定相抵触等问题也表明,对其进行外部监督十分必要。如前所述,《立法法》修改后,备案审查制度仍然以同法律的明文规定不一致这一单一标准对司法解释进行审查,不符合《立法法》第104条规定的造法性司法解释没有受到实质性影响,这导致该规定对司法解释内容的规制在一定程度上被架空。

   司法解释造法的现象由来已久,关于造法性司法解释的合法性的争议始终不断。虽然这一现象的出现有立法不完备导致部分司法审判无法可依等客观原因,但在我国,法院作为审判机关不具有立法权,是更为根本的制度预设。以往,对于造法性司法解释,一方面,缺乏立法上的明确立场,另一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事实上也未予否定,这使得这类司法解释在争议不断的情况“安然无恙”,以致使最高人民法院在事实上成为准立法机关。《立法法》第104条在法律上明确了禁止司法解释造法的立场,这使得对这类司法解释进行处理有法可依。在这种情况下,备案审查制度应当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明确对造法性司法解释的否定态度和规范举措:一方面,明确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公民个人有权就造法性司法解释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审查的要求或建议;另一方面,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依职权对司法解释进行的主动审查,应当将超越权限明确作为审查标准之一。无论是依申请对司法解释进行的审查,还是依职权对司法解释进行的审查,对于司法解释经审查被确认属于超越权限的造法性司法解释的,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审查意见,最高人民法院按照意见废止有关司法解释的,审查终止。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经审查认为司法解释超越权限而最高人民法院不予废止的,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废止该司法解释的议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可以作出决议,责令最高人民法院对有关司法解释予以废止。至于由此出现的部分案件裁判依据缺失的问题,应通过完善相关立法予以解决。

   司法解释制度自建立以来,虽然被不断完善,但在实施过程中依然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有关立法对该制度缺乏清晰的定位和必要的规制,修改后的《立法法》虽然在此方面作出了一定的努力,但正如本文的分析所揭示的,其意义仍然相当有限,一些固有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总体来看,《立法法》修改后,立法对于司法解释的规制仍然失之于粗放和片面,缺乏体系化的布局和精细化的制度举措。如何才能实现对司法解释有效且合理的规制,如何才能妥善处理好司法解释与立法以及立法解释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些问题,仍然需要全面细致的考量。

   ①在我国,司法解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司法解释仅指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法律解释(又被称为审判解释)。广义的司法解释不仅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法律解释,也包括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法律解释(又被称为检察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法律解释。限于文章主题,本文中的司法解释如无特别说明仅指审判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法律解释。

   ②参见袁明圣:《司法解释“立法化”现象探微》,《法商研究》2003年第2期;汪全胜:《司法解释正当性的困境及出路》,《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陈甦:《司法解释的建构理念分析——以商事司法解释为例》,《法学研究》2012年第2期;等等。

   ③参见刘风景:《司法解释权限的界定与行使》,《中国法学》2016年第3期。

   ④《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一九五五年七月五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山西政报》1955年第16期,第11-12页。

   ⑤所谓法令,“是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除法律以外的决定、决议的统称”。张春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页。现行《宪法》和《立法法》等法律中不再使用这一表述。

   ⑥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⑦“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几个法律以来,各地、各部门不断提出一些法律问题要求解释。同时,在整顿社会治安工作中,由于对某些法律条文理解不一致或者不准确,也影响了法律的正确实施……这些情况说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对于正确执行法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具有重要的作用。”王汉斌:《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等三个决定(草案)的说明》,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00-12/26/content_5001237.htm,2018年12月20日访问。

   ⑧81年《决议》第2条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

   ⑨2018年10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修订后的现行《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8条第1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对属于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

   ⑩最高人民法院先后于1997年和2007年出台了《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

   (11)例如,董皞认为,司法解释的积极作用之一,是“统一法律适用的尺度”。董皞:《新中国司法解释六十年》,《岭南学刊》2009年第5期,第51页。曹士兵认为:“发布司法解释的目的就是为了统一各级法院的法律适用,要求各级法院遵循。”曹士兵:《最高人民法院裁判、司法解释的法律地位》,《中国法学》2006年第3期,第180页。还有论者也认为,“指导司法工作,统一法律适用,是我国司法解释的基本功能”。胡伟新、吴光侠、冯文生、袁春湘:《中国司法解释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法律适用》2014年第12期,第30页。

   (12)本文中所说的司法解释填补法律漏洞,是从功能意义上界定的,并不意指司法解释能够直接立法、其本身就是法律,而是指,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通过创制规则,司法解释发挥了等同于立法的作用。

   (1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7页。

   (14)参见刘为波:《〈关于审理伪造货币等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理解与适用》,《人民司法·应用》2010年第23期,第19-26页。

   (15)关于政策对我国司法审判的影响,参见李友根:《司法裁判中政策运用的调查报告——基于含“政策”字样裁判文书的整理》,《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16)进一步而言,政策不仅是制定司法解释的依据,也是废止司法解释的依据。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享受本人工龄和已死亡配偶生前工龄优惠后所购公房是否属夫妻共同财产的函的复函》(2000年2月17日[2000]法民字第4号)即是因为“与现行房改政策不一致”而被废止的。

   (17)宋春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人民司法》2002年第2期,第11页。

   (18)陈现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若干理论与实务问题解析》,《法律适用》2004年第2期,第7页。

   (19)参见王维澄:《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1999年3月14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第三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99年第2期,第157-158页。

   (20)曹守晔:《〈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理解与适用》,《人民司法》2009年第13期,第45页。

   (21)参见宋晓明、刘竹梅、张雪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法律适用》2008年第11期,第20页。

   (22)参见注(18),第4页。

   (23)同注(18),第5页。

   (24)《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68条规定:“如果出卖人在订立合同时已知道或理应知道货物已经遗失或损坏,而他又不将这一事实告知买受人,则这种遗失或损坏应由出卖人承担。”

   (25)参见宋晓明、张勇健、王闯:《〈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司法(应用)》2002年第15期,第31页。

   (26)参见杜万华、程新文、吴晓芳:《〈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的理解与适用》,《人民司法》2011年第17期,第27-28页。

   (27)参见李建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2015年3月8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5年第2期,第186页。

   (28)修改后的《立法法》第45条的内容与2000年《立法法》第42条的内容完全相同,共包括两款。第1款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款规定:“法律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一)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二)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

   (29)《监督法》第31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属于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应当自公布之日起三十日内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30)1987年3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关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不应制定司法解释性文件的批复》。该批复明确强调“具有司法解释性的文件,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均不应制定”。2012年1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地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不得制定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通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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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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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长春)2019年第2019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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