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斌:有关郭沫若的五个流言及真伪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44 次 更新时间:2019-12-08 22: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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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斌  
但我们也要看到另外一面,毛泽东从1968年党的第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式开始就一直批评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在多种场合有近十次的批评,包括与基辛格、周恩来、江青、张春桥的谈话,都说“十批”不是好文章。郭沫若抵着压力没有做检讨,一直到1974年2月实在扛不住了,才写了一首七律《春雷》做检讨。[35]在那个时代,一般人是扛不住的,而郭沫若却扛了5年之久。这从侧面说明郭沫若对毛泽东绝不会谄媚。

   正如本文开篇所述,郭沫若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有着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独特看法。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也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他们的革命和建设理念。1949年后,郭沫若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关系,有被领导和领导的关系,有革命同志内部分工的关系,但也有对革命和建设的看法不尽一致之处,他们始终是相互尊重的。我觉得这样的关系是值得研究的。但如果将其演绎成为臣和君的关系,甚至是佞臣与昏君的关系,这就是把社会主义时代扭曲为封建时代,不仅给郭沫若抹黑,也把社会主义妖魔化了。

  

   五

   第五个流言:《李白与杜甫》扬李抑杜,写作目的是为了逢迎毛泽东。

   《李白与杜甫》这本著作是郭沫若1967年开始写的,197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当时少有的公开出版的学术著作之一,面世之后影响很大。由于这本书没有前言后记,对其写作动机学界众说纷纭。主要观点有二。第一,由于长期以来学界不能确定本书的具体写作时间,部分学者将其与郭沫若两个孩子的去世联系起来,认为这体现了郭沫若的丧子之恸和忏悔意识。[36]但据新近出版的《郭沫若年谱长编》披露,该书的核心部分在郭沫若的两个孩子去世之前就已经完成,[37]故与其丧子没有关系,这一说法可以明确站不住脚。另一普遍的看法是本书的写作目的是为了迎合毛泽东。该说法从1979年开始流传,从美国传到大陆,又传到台湾,传来传去,几成“定论”,少有人质疑,但到底是否符合事实呢?

   实际上,郭沫若在书中明确说明了该书的首要写作动机:“以前的专家们是称杜甫为‘诗圣’,近时的专家们是称为‘人民诗人’。被称为‘诗圣’时,人民没有过问过;被称为‘人民诗人’时,人民恐怕就要追问个所以然了。”[38]究竟是哪些专家称杜甫为“人民诗人”呢?仔细读《李白与杜甫》当能发现,郭沫若主要批评了三部著作:萧涤非《杜甫研究》、冯至《杜甫传》、傅庚生《杜甫诗论》。这三部著作都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在当时学术界影响很大,被视为杜甫研究的代表作。跟这三部著作对话,才是《李白与杜甫》的首要撰述动机。

   读郭沫若质疑的这三部关于杜甫的著作之后,我们会发现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杜甫在一千多年来都被称为诗圣,十分受推崇;对于李白,学界则多有微词。经过新文化运动,人们对杜甫的评价没变,梁启超、胡适都觉得杜甫很伟大,而李白则是个人主义者。经过1949年后的思想改造,学者们还是认为杜甫是伟大的,而李白是个人主义者。郭沫若从中发现问题了。按理说我们这个世纪经历了两次大的思想断裂,为什么杜甫就能成为不倒翁?成为一个图腾呢?

   郭沫若认为,杜甫维护现存体制,主张规训,无论是对君还是对民,都是要在现存体制下做事情的,而那些杜甫研究者也都有这样的倾向。但郭沫若恰好非常叛逆,他对杜甫的很多观念是不认同的。李白是一个浪漫主义者,郭沫若也曾是浪漫主义者;当有人骂李白是个人主义者的时候,很多人也曾说过郭沫若是个人主义者。所以郭沫若从李白身上看到的是自己的影子,他从杜甫身上看到的是他的论敌胡适等人的影子。在这种情况下,郭沫若写了《李白与杜甫》,就是要对那些维护不合理的统治制度,维护既得利益的思想进行抨击,从而主张一种真正的解放。《李白与杜甫》非常具有学术勇气,要把千年来的定案给颠覆掉。

   《李白与杜甫》并没有“扬李抑杜”,而是要双双打破李杜这两个图腾。郭沫若对杜甫有很多贬低的话,但当写到杜甫喜欢吃牛肉,喜欢喝酒时,他很高兴,喜欢杜甫的这一面。他对李白有很多赞扬的话,但当写到安禄山占领中原,李白不但不在那里组织抵抗还逃跑时,他对李白也是讨厌的,觉得李白很庸俗。郭沫若对李白和杜甫都是辩证地看,既看到他们高尚、可爱的一面,也看到他们庸俗、功利的一面。这才是郭沫若对李杜的态度,而并非有些学者所谓的“扬李抑杜”。

   《李白与杜甫》不可能是迎合毛泽东。毛泽东尽管在1958年说过喜欢三李,但是他后来又跟江青和张春桥说过,李白算什么?他就知道功名,结果充军贵州。可见毛泽东对李白的看法是辩证的,既看到了李白身上浪漫主义的比较潇洒的一面,同时又觉得李白的功名心很强。毛泽东的辩证法,郭沫若当然了解得比较清楚。郭沫若假如要迎合毛泽东,也不会如此拙劣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流言呢?萧涤非在20世纪30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的研究生院,冯至和顾颉刚是胡适的学生,他们在学术思想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49年后,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在文史研究界仍然占据着重要位置。1966年,郭沫若在人大会上说要烧书,本来只是自保,却被人诟病。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郭沫若最好弄笔,编古装戏剧,又为曹操、武则天翻案,此次得政府保护,仅轻描淡写地在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中作一自我批评了事,京、沪同人皆不满意。”[39]郭沫若做了检讨,他们还不满意,“同人”的意见大有置郭沫若于凶险境地的目的。郭沫若写到李白政治失败后“世人皆欲杀”的悲惨境地,未始不是对自己处境的写照。“同人”在1978年后重新掌握话语权,当然会对郭沫若重新评价。

  

   小结

   有关郭沫若的流言还有很多,我只是择要讨论了五个。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流言?而且集中针对1949年后的郭沫若?我认为有四个方面的背景。

   第一,1978年后,我们进入一个后革命年代,在学术界,在文坛和学术圈掌握话语权的是复出者和海外学者。海外学者影响特别大,他们的观点是我们进行评判人物和作品的主要标准,有着鲜明的冷战意识形态色彩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风靡一时。另外一批就是复出者,50—70年代被压抑的那些人复出了,这批复出者对于当年的当权者多少有些意见。两种势力结合起来,对于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郭沫若等人,自然要重新评价了。

   第二,学术研究的范式转移了。在郭沫若的时代,学术研究占主流的是革命史的范式,现在占据主流的则是现代化研究范式。在革命史范式下,我们会把整个20世纪中国的发展编织进革命的进展的脉络中去。以前评价作家,会以他跟革命是否联系得紧密为标准。鲁、郭、茅都是跟革命联系得非常紧密的,尤其是郭沫若,他是革命的肖子。所以对他的评价很高,周恩来、邓小平都说郭沫若是继鲁迅过后,我们文化战线上的又一面光辉旗帜。但20世纪80年代后,占主流的是现代化研究范式。这实际上是以全球资本主义化为准的,以怎么样朝这个方向进展为线索来理解我们的历史和文学。在这一线索上,很多学者理解不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作出过重要贡献的郭沫若的成就,郭沫若被理解成了异类。

   第三,很多学者对学术的看法改变了。现在强调的是学术的自由与尊严,强调的是学术的独立。陈寅恪给王国维写的纪念碑被反复宣扬,要求为学术而学术。郭沫若强调的是为革命而学术,所以人们会觉得郭沫若做的是假学术、伪学术。

   第四,有关文学的观念也改变了。当下评判文学的标准是文学性,是审美,是它反映个体心灵的深度和文学技巧的圆润。但在郭沫若那个时代,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是是否为革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按照今天的标准自然理解不了郭沫若,人们会觉得郭沫若为革命而作出的学术研究,为革命而创作的文学作品都是攀权附势,都是迎合权力,当下很多学者理解不了郭沫若等人心中的革命事业。

   有人说,“事件当时出现的说法,即使是谣传,至少也是无风不起浪。这类认知有可能是‘错误’的(特别是涉及政治斗争的说法,不排除有意的党派作用),但一个不实的‘谣’能够‘传’,就反映出某种时代的认知,应予足够的尊重。很多时候,挖掘出的史料虽增强了怀疑,却不足以证伪。据一些看似‘可靠’但未必足据的史料做出对或错的翻案,不如探讨那些不准确的当时说法何以形成。”[40]这有一定的道理,但在能搞清楚真相的情况下,如果不进行“辟谣”的工作,久而久之,“谣传”就变成了“真相”。当然,在厘清真相之后,再来研究流言之所以盛行的机制就更加具有学术价值,但这必须建立在孰真孰伪之基础上。

   郭沫若并非不能反思,对他的反思可以从各个角度进行,但必须建立在真凭实据的基础上。况且,当下对郭沫若的反思,无论是出于什么立场和态度,都已经够多了,处于压倒性的优势。在此情况下,我们倒是应该对“反思郭沫若”进行反思。尤其当“反思郭沫若”是建立在一些伪造史料和不实之词的基础上时,其背后的观念结构和传播机制就更值得考察了。

   之所以要对“反思郭沫若”进行反思,是因为笔者觉得现在需要严肃地去思考20世纪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而不是把那段历史妖魔化并从记忆中抹去。正如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说:“随着国际学术界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民主的反思和重新兴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热潮,以及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问题所导致的现实需要,中国知识界需要从80年代所形成的那种对全球化的理想主义式的拥抱热情中摆脱出来,重新定位自己的社会角色,调整自己与国家、民众、媒体之间的关系。在此过程中,必须认真面对和严肃思考整个20世纪革命中国和社会主义中国的经验教训。”[41]而郭沫若正是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的重要借鉴和资源,这也正是严肃认真的郭沫若研究之价值所在。

   注释

   [1]李斌:《河上肇早期学说、苏俄道路与郭沫若的思想转变》, 《文学评论》2017年第6期。

   [2] 黄侯兴:《论郭沫若“青春型”的文化品格》, 《文学评论》1992年第5期。

   [3] 参见谢保成《郭沫若评传》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0年) 中的有关章节。

   [4] 参见郭平英:《一个共产党员的泰然》, 郭沫若故居、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编:《郭沫若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4年;吴奚如:《郭沫若同志和党的关系》, 《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5] 谢新华:《郭沫若同志和党的关系献疑》, 《郭沫若学刊》1999年第1期。

   [6] 笔者2018年初采访郭平英女士, 她在林林先生生前曾向他请教她姨母逝世前的情况, 林林先生谈到了这些事。

   [7] 郭沫若:《断线风筝——纪念于立忱》,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2年, 第414—415页。

   [8] 详见郭沫若《黑猫》, 现代书局1932年出版。

   [9] 郭沫若:《流沙》、《离沪之前》,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 第244—260、298—299 页。

   [10] 汪曾祺:《沈从文转业之谜》, 沈从文:《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沈从文文物与艺术研究文集》, 北京:外文出版社, 1994年, 第2页。

   [11] 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 《读书》1998年第10期。

   [12] 《周恩来书信选集》,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年, 第371页。

[13] 李斌:《论抗战结束后郭沫若对沈从文的批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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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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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学批评》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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