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斌:有关郭沫若的五个流言及真伪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56 次 更新时间:2019-12-08 22: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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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斌  
最先批判他的是民盟成员王康,他在《文汇报》五次连载《沈从文批判》,他特别谈到沈从文将闻一多之死说成“愚人一击”,闻一多明明是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沈从文还说“愚人一击”,这难道不是为国民党推卸责任么?[14]全国文协上海分会由胡风主持,在1946年底开了一次会,他们说有一类人自命清高,站在一边说风凉话,这类人的代表就是沈从文。这个会议的情况发表在上海《文汇报》。[15]

   郭沫若因为有事没有参加全国文协的会议,但在《路边谈话》、《新缪司九神礼赞》这两篇文章中批评了沈从文。郭沫若说有些大学教授说我们想做官,大学教授就不是官吗?[16]有些人说只有写小说才好,我们那些写杂文的、写诗歌的、搞绘画的、搞摄影的就不好吗?大家都做出成就了。[17]这两篇文章都给沈从文留有余地,没有点名。但是沈从文不理他,继续挑战。

   沈从文第二次挑战是1947年1月的《新书业与作家》一文。他在文章中说,职业作家生存艰难是出版业不健全,创造社为什么倒闭了呢?书业竞争,自己经营不善,所以倒闭。[18]这就彻底惹怒了郭沫若,因为他是创造社的精神领袖,是创造社的主要负责人,他对创造社的历史当然比沈从文清楚。郭沫若于是写了《拙劣的犯罪》进行回击,他说创造社明明是被国民党查封的,沈从文是伪造事实,拙劣犯罪。职业作家生存艰难是因为国民党压迫,你写书出版不了,写文章给你删删改改,你能不生存艰难吗?[19]郭沫若这次点了沈从文的名,而且火气很大。

   沈从文的第三次挑战体现在两篇文章中。先说1946年9月的文章《北平的印象和感想》,沈从文说当时的年轻人跑去张家口,这是胡闹,图热闹,做无望流血。[20]这个事情让郭沫若很恼火,张家口就是解放区的代名词,沈从文说张家口在做无望的流血,不等于在说共产党白搞了吗?1947年10月,民盟在上海的总部被国民党查封了,被迫停止活动。沈从文写了《一种新希望》。他说民盟停止活动,是因为他们内部人事关系没搞好。[21]针对这些言论,郭沫若在1948年春天写了《斥反动文艺》,批判沈从文:你的小说怎么样呢?《摘星录》等小说是“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还批评沈从文存心做一个摩登文素臣。[22]文素臣是《野叟曝言》对封建统治者忠心耿耿的形象。

   郭沫若的批评比较严厉,但对沈从文有影响吗?其实,当时不止郭沫若,几乎一半的舆论都在批评沈从文。沈从文有一点怕了,他在给丁玲的信中说他怕中共,怕民盟。[23]而郭沫若此时的公开身份是无党派人士,怕中共,怕民盟,并不包括郭沫若。解志熙教授也认为郭沫若对沈从文的批评并没有让他惊慌。“沈从文也不惊慌,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进城,威严而和气,沈从文看得高兴,觉得早知如此,自己就该当一名随军记者,可见他的自信还在;并且在这前后,一些地下党人、革命干部、以至中共的高级干部陈沂等,都去看望过沈从文、安慰过沈从文,他又有什么好惊慌的?”[24]

   1949年后,新政权给了沈从文很多机会。首先是1950年派他到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很多人去学了后都受到了重用。沈从文也去了,但他看不起那些教员,也看不起那些学员,跟厨师关系好,天天去炊事班里跟人家聊天。[25]1951年底,沈从文被派去川南参加了3个月土地改革,他去了后,嫌人家菜难吃,又嫌工作艰苦,特别想回来,想写小说,但又担心写不好。[26]所以这两次改造,沈从文都不顺利。沈从文是非常强大的人。1953年,在公私合营中,开明书店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合并后,开明书店新掌权的年轻董事给沈从文写了一封信,说你的小说不适合新社会了,你在本店已印待印各书及纸型已全部销毁。这才是对他放弃写小说具有决定性的事件。[27]尽管如此,沈从文1953年后还是写了很多诗歌、散文,只是风格跟1949年前完全不一样,对于有些批评家来说,这就不是文学了。

  

   三

   第三个流言:郭沫若在十七年期间是表里不一、逢场作戏的两面人。

   所谓“十七年”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关键词,指1949—1966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十七年。这一流言主要来自于《反思郭沫若》这本书,该书由丁东编辑,作家出版社1998年出版。

   这本书的封面很有意思,它由两个郭沫若的半张脸组成。左边半张脸是红色的,右边半张脸是蓝色的。隐喻郭沫若是阴阳脸,表面上是红的,内心却是蓝的,表里不一,两面派。这个书的封面代表了它所编选的文章的整体观点。

   毋庸讳言,郭沫若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是大唱赞歌的,歌颂长江大桥、歌颂原子弹上天、歌颂卫星发射成功等。但《反思郭沫若》的作者认为,郭沫若私下却猛烈地抨击那个人际关系尔虞我诈的时代,不满意自己的职务,批评自己的《新华颂》、《百花齐放》以及其他赞歌都是应制应景之作。

   这些流言的证据来自哪里呢?该书编者丁东在文章中提出上述流言时,说他翻遍《郭沫若书信集》,“感到只有写给陈明远的信最为特殊,堪称摘下面具,口吐真言。”[28]该书所收的其他文章也多次提到郭沫若写给陈明远的信,这批信件成为这些流言的关键证据。

   郭沫若的确跟陈明远有过通信,这些信件现在保存在郭沫若纪念馆的有9封,陈明远保存了3封,总共只有12封。但《郭沫若书信集》里有69封。这说明多出来的57封信是没有原件作为依据的。对此,陈明远解释说因为“文革”时期那些信被抄走了,他凭记忆把内容复述下来,后来他就把这些所谓的书信发表出来,并提供给《郭沫若书信集》的编者。而这本《郭沫若书信集》,是1949年迄今唯一的一本郭沫若书信集,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为学界所广泛使用。

   1992年,《郭沫若书信集》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后,郭沫若的秘书和女儿都曾写文章辨别陈明远提供的书信。他们认为,除了12封有原件的外,其他57封都是假的,即便有原件的12封,对照原件和陈明远提供的抄件,也有许多窜改肢解之处。[29]他们的论证建立在第一手材料基础上,我赞成他们的意见。我认为没有书信手迹和手迹照片为证,且又不在郭沫若生前发表的郭沫若书信都是可疑的。历史研究讲究实事求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就要存疑。

   郭沫若的秘书进一步指证郭沫若跟陈明远的通信时间是1956年到1963年,而“郭沫若”抨击自己时代的那些信所署的写作时间很多都在1956年之前和1963年之后,故而是假的。1963年,郭沫若跟他的秘书说,你们给陈明远写一封信,告诉他,他要求的我都给他办到了,让他不要打着我的旗号搞特殊,“以后他来信我也不看了,你们处理吧。”[30]郭沫若是国家领导人又是大文豪,每天收到的信件成百上千,看不过来,秘书要筛选一遍。写给郭沫若的信只有秘书筛选后才能到他的办公桌上。秘书认为这封信是郭沫若的断交信,自然此后郭沫若也就看不到陈明远的信了。郭沫若秘书的话是可信的。我最近翻阅中国科学院档案,连中国科学院外事局这种郭沫若领导下的机构,给郭沫若报送文件时都是报给郭沫若秘书的,并且一般都会致信郭沫若秘书,说明随信报送的文件的主要类别和性质,请他转呈。何况陈明远这样非亲非故的外地青年呢?如果不经过秘书的手,他的信不可能到达郭沫若桌上。

   在伪造的信里,郭沫若表达了对时代的抨击,对自己诗歌的不满。假如这些信按照陈明远所说,真的被红卫兵抄走了,红卫兵不会不把它公布出来的。红卫兵在“文革”开始时已经攻击过郭沫若,要抄他家了,亏得周恩来趁机提出了包括郭沫若在内的12人的保护名单,郭沫若才得以幸免。除这些信外,郭沫若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表达过对“十七年”的憎恶之情,也没有在任何场合说过《新华颂》和《百花齐放》是应景应制之作,只有陈明远信件这一个证据。孤证不足为凭,何况这个证据还是假的。我们由此就可以确定所谓郭沫若的两面人形象,是陈明远和丁东等人塑造出来的,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陈明远在“文革”时期因为牵涉伪造毛主席诗词案被关进监狱,出来后对那个时代充满了痛恨,20世纪80年代写了很多诗歌诅咒那个时代。同时他为了自己的名声,又说他写诗是郭沫若教的。[31]一个对那个时代高唱赞歌的老诗人,怎么会教出这样一位诅咒那个时代的小诗人来呢?所以他要自圆其说,通过十多年数次伪造数十封书信,层累地塑造了一个“不真诚的郭沫若”形象。[32]这些伪信又跟一些有着特殊目的的人的想法一拍即合,于是就出现了阴阳脸“郭沫若”的形象,对“晚年郭沫若”研究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33]

  

   四

   第四个流言:郭沫若是跪舔权力却不受待见的可怜文人。

   跪舔权力的主要证据是《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这首在网上广为流传的诗歌。不受权力待见的主要证据是“康生”写给比目鱼谈论郭沫若书法的信。

   《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最早出现在2012年凤凰视频“腾飞中国:文化纪事(76)郭沫若与领袖和诗”中,节目未给出处。第二次出现是在高晓松《鱼羊野史》,名为《毛主席,你赛过我的亲爷爷》,[34]也没有出处。

   我查找到的网上的出处是《郭沫若文选》第12卷第765页。郭沫若研究者都知道,《郭沫若文选》从来没有编到过第12卷。超过12卷的只有两套。一是《沫若文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版的,共17卷。二是《郭沫若全集》,文学编、历史编、考古编共38卷,1982—2002年出版。从来没有过《郭沫若文选》第12卷这样的书。因此,《郭沫若文选》第12卷是假的。

   《郭沫若全集》38卷中没有《毛主席,你赛过我的亲爷爷》这首诗,我正在参编的《郭沫若全集补编》27卷也没有收录这首诗。在编《郭沫若全集补编》时,我们找了相当多的资料,包括未刊手稿,以及报刊杂志上发表过、后来散佚的作品,但没有找到这首诗。因此,我断定郭沫若没有写过这首诗。

   “康生”写给比目鱼谈论郭沫若书法的信的内容为:“比目鱼同志:若论书法,我用脚趾,夹根木棍都比郭沫若写的强。康生”。这一看就是假的。

   首先看信笺。信笺上写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康生担任的最高职务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个是党的职务,一个是政府职务,担任党的职务的康生不可能用政府的信笺,这是要避嫌的。

   第二,没有落款日期。大家读手札都知道,一封信一定会有落款日期,某年某月某日,某月某日,至少会写上某日。但这封信啥也没有,不符合书信体例。

   第三,没有上下文。我们写信都会有上下文,比如第一句会说“你的信我收到了”,然后谈论正事,等把事情谈完了,结尾会说“此致敬礼”之类的礼貌用语,但这封信什么都没有。没头没尾,突然就来了这么一句。也不符合书信体例。

   第四,信的内容为一位中央高层的领导人说另外一位国家领导人的坏话,要是与收信人的关系不是特别亲密,谁会这么干?康生何许人也,他会跟一个来历不明的人白纸黑字说另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坏话吗?除非是他特别亲密的朋友,比目鱼是谁?康生的朋友中没有比目鱼。

   如此考察之后,我听说比目鱼是一位字库专家,他把康生的字集到一起就成了这样的一个作品。我认为这个说法比较可靠。

这两份假材料都指向郭沫若和中共高层的关系。郭沫若跟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高层的关系很受大家关注,也出了不少成果。郭沫若在大革命时期就和毛泽东有交往,抗战时期也有书信往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写过赞美毛泽东的诗,并有多篇阐释毛泽东诗词的文章。他崇拜毛泽东,跟其他中共党员崇拜毛泽东一样,这都没有问题。毛泽东才华横溢,而且作出了那么大的贡献,郭沫若对他有赞美、有褒奖是正常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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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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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学批评》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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