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河:中国外交软实力的强化:以国际法的基本范畴为路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3 次 更新时间:2019-12-05 02: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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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  
尽管法律方法和外交方法具有程序上的对立性,但两者在实体诉求的论证中是密不可分的,而且外交谈判始终贯穿于WTO等强制性争端解决机制中,争端双方的合意还能随时终止这种司法性活动。(45)在外交谈判中,中国应更多地援引国际法以主张和论证自身诉求以提高谈判的说服力,从而更加有效地维护国家权益。

   “条约必须遵守”是国际法的“基础规范”,(46)善意履行国际义务也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因此,在承诺接受第三方强制管辖权的前提下,顺应国际争端解决司法化的历史潮流,有利于提高中国的软实力和改善国家的形象。例如,在WTO争端解决实践中,中国在厌诉、被动应诉到积极起诉的适应过程中逐步提高了国际贸易的争端解决能力。(47)因此,中国应未雨绸缪地完善国际法律人才的培养机制,从而提高其国际维权能力。为此,中国应培养和锻炼一批优秀的国际公务员、国际法官和知名的国际律师。鼓励和派遣更多的青年人才到国际组织实习、挂职或任职,可以为中国外交培养大批的后备人员。培养精通中西法律文化的中国籍国际法官,提高他们在国际司法机构的话语权和能动作用,有利于提高中国在国际维权中的软实力。尽管大多国际司法机构并不缺少中国籍法官,但是其司法能力与部分邻国的法官有一定的差距。(48)在各种国际争端解决中,中国不会聘请国际知名律师来直接代理诉讼。近年来,在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领域出现了一批杰出的涉外律师,但是在国际公法领域,富有国际诉讼实战经验且外语能力较强的律师几乎是凤毛麟角,这与中国国际维权人才的客观需求相脱节。

   为了培养优秀的国际维权人才并为外交行动提供有效的建议案,中国应通过国际法和外语的协同教育来加强法律人才的国际争端解决能力,其主要包括国际法规范的认知能力、国际法逻辑推理能力以及外语能力。国际法渊源的开放性要求相关学科进行协同创新研究。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国际维权行动建议案缺乏理论基础与经验积累以及长远规划,维权策略没有共时的大局性和历时的可持续性以及跨学科的协同创新性,因而在争端解决实践中缺乏可行性和有效性。就国际法的研究水平而言,(49)中国主要专注于国际规则的实证研究以及争端当事国的法律诉求研究。因此,中国国际维权的软实力提升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能动性的案例研究,即在国际司法案例的比较研究中发展出论证中国外交诉求的国际软法。同时,中国应该对各种国际法实践进行基础理论研究,并通过大国政治来推动相关国际习惯规则的形成,将国际法研究的对象从公约规则等硬法层面上升到国际司法案例和潜在的国际习惯等软法层面。只有这样,才能可持续地提高中国的国际争端解决能力和外交软实力。(50)

   法律主体的开放性及其主体性的不完整将导致了法律体系的开放性。国际法的原始性和开放性为中国强化外交软实力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和谐价值观的外交实践有利于沿着国际法主体论的路径去建构国际法的其他基本范畴,从而提高中国的国际法话语权和国际权利创设能力。全球治理是国际法治和大国政治辩证互动的统一体。大国和小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等主体性的实现状态,都导致了国际法的原始性和开放性,大国政治深刻地影响了国际法的运行。就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而言,大国政治和国际法存在良性的互动关系,但从小国的立场出发,大国政治和国际法又经常处于对立状态,使其大国政治为国际社会所接受是中国提升外交软实力的重要前提。通过善意履行国际义务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以承担大国责任,大国政治将在现实中推动实证国际法的发展。同时,中国应提高自身的软实力,否则,其大国政治将容易被国际社会误读为强权政治,国家的形象甚至被妖魔化,其外交软实力必然被削弱。

   ①Lassa Oppenheim,International Law:A Treatise,Vol.1,Peace,Longmans Green,1905,p.73.

   ②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际市场所推动的四大自由流动是指商品(货物)、自然人、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

   ③“溢出效应”是新功能主义的核心概念,指一体化进程中国际合作会在经济、技术和社会等功能性领域的内部或相互之间进行扩展,随后这些功能性领域的合作继续向政治性领域扩展,并最终实现全面的一体化。参见房乐宪:《新功能主义理论与欧洲一体化》,《欧洲研究》2001年第1期,第18—19页。

   ④Joseph S.Nye,"Power in the 21st Century",available at https://www.worldpoliticsreview.com/articles/8260/power-in-the-21st-century(visited 3 November 2018).

   ⑤Joseph S.Nye & Wang Jisi,"Hard Decisions on Soft Power Opportunities and Difficulties for Chinese Soft Power",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2009)31(2),p.19.

   ⑥这种软实力之“建构”和“强化”的区别只是在比较软实力的内部构成和主要外延时才具有意义,而对于文章标题的软实力而言,现实中的外交“强化”则整体上涵盖了“建构”之发展过程,微观的局部的“建构”被视为宏观“强化”之组成部分。

   ⑦参见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⑧参见江河:《国际法的基本范畴与中国的实践传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

   ⑨张文显:《论法学的范畴意识、范畴体系与基石范畴》,《法学研究》1991年第3期,第4页。

   ⑩法律的主体性是指法律为主体所创设的权利范围及其实现程度,或者说法律主体通过法律本体所追求的法律价值的满足状态。

   (11)前引⑨,张文显文,第4页。

   (12)参见前引⑦,张文显书,第195—197、203—204页。

   (13)参见前引⑧,江河书,第167页。

   (14)参见前引⑦,张文显书,第13页。

   (15)前引⑨,张文显文,第4页。

   (16)法社会学家庞德提出了“书本上的法”与“行动中的法”的概念,主张法律的生命在于法律的实施,强调法的社会实效。书本上的法是指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具有强制力的行为规范,而行动中的法是指法律规范在现实社会中的运作,特别体现在法官的司法审判活动中,正如霍姆斯所言:“法律是对法院事实上将做什么的语言”。See Roscoe Pound,"Law in books and Law in Actions",Reprinted from the American Law Review(1910)44,p.15.Roscoe Pound,"The Scope and Purposes of Sociological Jurisprudence",Harvard Law Review(1912)25,p.512.

   (17)2002年,联合国国际法委会第54届会议决定将“国际法的碎片化:国际法的多样化和扩展引起的困难”列为其长期工作方案的专题,并成立了专门研究组,对该问题展开系统的研究。也有学者将国际法的碎片化翻译为“不成体系性”,它与国内法中具有明显效力等级体系的宪制法律体系形成鲜明的对比。

   (18)“巧实力”一词最早由苏珊尼·诺瑟在2004年《外交》杂志上发表的《巧实力》一文中提出。See Suz-anne Nossel,“Smart Power”,Foreign Affairs(2004)83(2),p.131.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重新思考软实力》一文,指出“单独依靠硬实力或软实力都是错误的,将它们有效结合起来可以称作‘巧实力’”,巧实力意指“结合硬实力和软实力的致胜策略能力”。See Joseph S.Nye.,"Think Again:Soft Power".available at http://yaleglobal.yale.edu/display.article?id=7059(visited3November2018).

   (19)美国民主基金会使用“锐实力”概念指责中俄“刺入并突破目标国家的政治环境与信息环境”,“扩大新权威主义影响并对民主政权造成威胁”。Se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NED),"Sharp Power: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available at https://www.ned.org/sharp-power-rising-authoritarian-influence-forum-report(visited 3 November 2018).

   (20)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21—526、537—549页。

   (21)2017年2月和3月,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安全理事会以及人权理事会先后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纳入其决议,参见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社会发展委员会:《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第五十五届会议报告)》,E/CN.5/2017/L.5;联合国安理会:《第2344(2017)号决议》,S/RES/2344(2017);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所有国家实现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问题》,A/HRC/RES/34/4,《食物权》,A/HRC/RES/34/12。

   (22)“复合相互依赖”是新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其内涵如下:随着跨国商品、货币、人员和信息自由流动的迅速发展,各国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复合相互依赖的主要假定是“非国家的行为体直接参与世界政治;世界政治中的问题无法明确地划分等级;武力是一种无效的政策工具。”See Robert O.Keohane & Joseph S.Nye,"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Little Brown Company(1977)24.

   (23)前引(20),习近平书,第539页。

   (24)英语单词humanitarianism(人道主义)和humanity(人类)都派生于相同的词根human。

   (25)前引(20),习近平书,第541—544页。

   (26)参见前引③,房乐宪文,第13—16页。

   (27)在WTO的法律体系中,发展中国家享有普惠制待遇,在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发展中国家在海底区域人类共同继承遗产的开发制度特别是经济利益的分配上具有特定的权利。

(28)公共外交指的是一国政府为提升本国国际形象而开展的直接针对他国公众的公关活动,它以文化传播为主要方式,以大众传媒、非政府组织及网络为主要载体。形象地说,它是一种“软外交”,是一种意在提高外国公众对本国认知度、美誉度的国际交流。参见吴前进:《国际秩序转型中的软实力与公共外交》,《国际关系研究》2013年第2期,第15页。随着国际公民社会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和不同国家的公民成为公共外交的主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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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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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法学》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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