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史铁生——可能世界的笔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01 次 更新时间:2019-12-01 17:4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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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 (进入专栏)  

   节选自《灵魂之旅: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生存意境》上海文艺出版社 / 2009

  

   现在,我们的描述,即对当代中国世纪末灵魂的描述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了。在此之前,我们面对的都是一些公开的或隐蔽的寻根文学家,我们听到的则是一片或高昂或底回的精神挽歌,我们从中找不到真正有生命力的、能自己发光的灵魂,而只有一股无可奈何的氲氤之气,朦朦胧胧,懵懵懂懂,凄凄切切,缠缠绵绵。我们见过了太多的肉的残酷和心的脆弱,我们总是被引向灵与肉的融合与混同,最终放弃灵的执着而向肉沉没,向浑沌沉没,向冒牌的灵沉没……

   然而,我们面前终于出现了一位作家,一位真正的创造者,一位颠覆者,他不再从眼前的现实中、从传说中、从过去中寻求某种现成的语言或理想,而是从自己的灵魂中本原地创造出一种语言、一种理想,并用它来衡量或“说”我们这个千古一贯的现实。在他那里,语言是神圣的、纯净的,我们还从末见过像史铁生的那么纯净的语言。只有这种语言,才配成为神圣的语言,才真正有力量完成世界的颠倒、名与实的颠倒、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的颠倒;因为,它已不是人间的语言,而是真正的“逻各斯”,是彼岸的语言,是衡量此岸世界的尺度。它鄙视一切伪装的粗痞话,以及一切矫饰的“真心话”、“童话”,一切自以为有深意的疯话和傻话。它理智清明而洞察秋毫,它表达出最深沉、最激烈的情感而不陷入情感,它总是把情感引向高处、引向末来、引向纯粹精神和理想的可能世界!

   这种纯净的、神圣的、普遍化的语言(它绝对是可翻译的,却并不损害它的艺术性),只有那种深怀着普遍人道情怀(而不是狭隘的种族情怀、地域情怀等等)的人才说得出来,才创造得出来。他用不着到现实生活中去俯拾那遍地即是的世俗言语,他自信他说出的是每个人在内心深处”说着他们”的那种语言;这种语言也说着他,但不是让他独白,而是让他和自己对话,向自己提问,逼迫他在对话、提问和回答中努力振奋起自己全部的灵魂力量,放弃一切惬意的幻想和懒惰的诱惑,提起精神将对话进行到一层比一层更深处,使逻各斯的真理自由地展示在他心里,展示在读者面前。史铁生的《务虚笔记》就是这样一场马拉松式的对话,读完它,我几乎精疲力尽。但我内心被触发、调动起了一股巨大的情绪,我愿再次生活在那种对话之中,面对我自己,面对人类和人性。

   的确,《务虚笔记》中写得最精彩的就是那些对话,包括那些内心的对话、内心的戏剧、灵魂的拷问。当然,还有为这些对话作准备、作铺垫的故事、情节、景物等等;但这些细节无不蕴藏着一种情绪,是要在对话中释放出来、相互撞击并找到自己的确切意义的。在这里没有故意的浑沌,没有故弄玄虚、躲闪逃避,有的是严肃而痛苦的追根究底,是无法回避的语言和问题,这些问题往往不期而至,出乎意料,超乎常识,但却尖锐、致命、一针见血,稍有懈怠,一个人就会被彻底击倒,不敢斜视,落荒而逃,或是想出种种遁词和借口,自欺欺人。人们可以不把现实生活中的血当一回事,甚至往往还有一种嗜血的爱好,但唯独怕看心灵滴血,而宁可醉生梦死。史铁生不怕这个,他用一种普遍化的、谁都能懂的、因而谁都无法回避、谁都没有借口逃开的语言,刺穿了人们良好的自我感觉,把人鞭策到他的“自我”面前,令他苦恼、惊惧,无地自容。作者明明知道最终答案是没有的,灵魂永远不可能得到“安妥”(除非死),“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最终要去哪儿,和要去投奔的都是什么”(《务虚笔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但正如鲁迅的《过客》一样,他只能踏向前去,义无反顾。

   (一)

   上面一章曾经谈到,“上帝是谁”的问题实质上是“我是谁”的问题,因为是“我”在需要或探求一个上帝;莫言也好,其他人也好,都没有兴趣在自己的写作中认真探讨“我是谁”的问题,他们充其量只能假定一个上帝(或真主),或由别人恩赐给他们一个上帝,而无法去展示、去探求、去理解什么是上帝。只有在史铁生这里,上帝的问题才立足于“我”的问题,而“我”的问题则被推到了极致,被推到了主体、作者、写作者本身的一个“悖论”:

   我是我的印象的一部分

   而我的全部印象才是我(第10页)

   我是我的印象的一部分

   而我的全部印象才是我(第10页)

   而正由于这个“我”是一个写作者,所以上述悖论便直接转化成了一个“语言悖论”:

   下面这句话是对的

   上面这句话是错的(第9—10页)

   下面这句话是对的

   上面这句话是错的(第9—10页)

   我们曾在第二章中指出过,王朔在潇洒地通知读者“我又要撒谎了”时,他是自以为绝对真诚的,他没有意识到语言本身的悖论。在第五章中,我们也曾揭示了韩少功在“栀子花茉莉花”式的真假难辨中的尴尬处境。更不用说那些一往情深、对自己的写作状态缺乏反思的作家了。所有这些人没有一个像史铁生这样,在意识到“我”的悖论和“解释学循环”的同时,勇敢地投身于这个痛苦的、钻心的循环,将自己一层一层地撕裂和扬弃,从一个又一个美好的、醉人的、惊心动魄的故事中奋力跳出,看出它的虚假,将它们一一击碎,即使只留下绝对的虚空也在所不惜。因为这恰好表明,作者不相信有绝对的虚空,他相信毁灭即孕育着新生:

   “不不,令我迷惑和激动的不单是死亡与结束,更是生存与开始。没法证明绝对的虚无是存在的,不是吗?没法证明绝对的无可以有,况且这不是人的智力的过错。那么,在一个故事结束的地方,必有其他的故事开始了,开始着,展开着。绝对的虚无片刻也不能存在的”。(第5页)

   “不不,令我迷惑和激动的不单是死亡与结束,更是生存与开始。没法证明绝对的虚无是存在的,不是吗?没法证明绝对的无可以有,况且这不是人的智力的过错。那么,在一个故事结束的地方,必有其他的故事开始了,开始着,展开着。绝对的虚无片刻也不能存在的”。(第5页)

   这显然是一种信仰。你可以说这就是对上帝全在或无处不在的信仰,但根本说来,这是对自己的“此在”的直接信仰,即一种明证的“被给予性”,是对自己生命本性的一种直接体验的真实性。只有最强有力的人,才有这种坚定的自信,而只有彻底孤独、唯一地思考着自己的存在的人,才拥有这种力量。

   所以我们在史铁生那里,虽然处处看到上帝的启示和命运的恶作剧,看到人的软弱如同芦苇,然而我们看不到人的乞求,看不到作者的怯懦和惶恐。我们看到一个个人物在悖论中挣扎,并由于悖论而挣扎,看到他们努力着走向自己的毁灭,或为了自己的毁灭而拼命努力着。但我们在荒诞之中感到了人格的强大,即使最脆弱、最无奈的,也透现出一种强大,因为他们的严肃、认真,因为他们的苦难,因为他们对苦难的意识。《务虚笔记》中的人物没有一个是幸福的,然而,正是在深深的痛苦中,他们悟出了:“一个美丽的位置才可能是一个幸福的位置,它不排除苦难,它只排除平庸”,“那必不能是一个心血枯焦却被轻描淡写的位置”(第597页,又见第73页)。美丽的位置,或幸福的位置,真正说来就是超出平庸而建构起人的可能性的位置。平庸只不过是现实罢了;而现实往往是丑陋的。当一个人把自己的位置提高到现实之上,为某种美丽的理想而追求、而苦恼、而受难时,他便获得了一个真正的人的生活,或者说,他便把自己造就为一个真正的人。人就是他自己造就的东西。人就是人的可能性。

   只有在可能性中,一切悖论才迎刃而解。悖论总是现实的,就是说,导致现实的冲突的。在单纯现实中,悖论是不可解的,人与人,人与自己,现在与过去、与未来都不相通。然而在可能性中,一切都是通透的。正因为人是可能性,才会有共通的人性、人道,才会有共通的语言,才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是想仅仅通过现实性来做到这一点的人,凡是想借助于回复到人的自然本性、回复到植物和婴儿或天然的赤诚本心来沟通人与他人的人,都必将消灭可能性,即消灭人,都必将导致不可解的悖论。我们在寻根文学家(或挽歌文学家)那里多次证实了这一点。但在史铁生这里,可能性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点。它首先体现为“童年之门”:

   “就像那个绝妙的游戏,O说,你推开了这个门而没有推开那个门,要是你推开的不是这个门而是那个门,走进去,结果就会大不一样。”“没人能知道不曾推开的门里会是什么,但从两个门会走到两个不同的世界中去,甚至这两个世界永远不会相交”(第46—47页)。

   “就像那个绝妙的游戏,O说,你推开了这个门而没有推开那个门,要是你推开的不是这个门而是那个门,走进去,结果就会大不一样。”“没人能知道不曾推开的门里会是什么,但从两个门会走到两个不同的世界中去,甚至这两个世界永远不会相交”(第46—47页)。

   “会”吗?“不会”吗?中文没有虚拟式,但虚拟的语气已经表达出来了。“会”,这就是可能性。动物没有“会”,动物的“会”是人为它们设想的;人则有“会”,而且“会有”两个可能的、永不相交的“世界”,也许是无数个不相交的世界。但“童年之门”都是一样的,都是那一栋美丽的、饱含诸多可能性(各个不同的“门”)的房子。但不要依赖它!童年只是可能性,还不是现实;童年之所以是童年,就在于它从虚无中给人提供了各种存在的可能性。“那无以计量的虚无结束于什么?结束于‘我’”(第55页)。在这个生命的起点上,借助于“我”的行动,“上帝的人间戏剧继续编写下去,就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第53页)。唯一不可能的是退回到起点,退回到童年,回到虚无。因为虚无的意义并不是虚无,它本身没有意义,它只是作为生命、存在的可能性才有意义。虚无是存在的可能性,儿童是成人的可能性,如此而已。

   所以作者从“可能”(如果、或者、比如、抑或、也许、可以是、也可能、说不定……)开始他的写作,并由同一个“童年之门”(美丽幽静的房子)引出他的诸多人物:“我”、画家Z、医生F、诗人L、政治家WR、残疾人C,以及他们的恋人O、N、T、X,这些人物都是可以混淆、相通的,许多语言或对话都可以互换;但由于他们走进了不同的“童年之门”,他们在普遍语言的基础上逐步展示了他们内心极其不同的个别言语结构,凸现了自己独特的个性;而由于这些个性是由共同的语言砖瓦建构起来的,所以他们有一种本质上的人性的沟通。人与人当然还是不可通约的(他们走进了不同的“门”),但可以在极深处相逢;相逢之后仍然不可通约,但却可以理解和言说:我不必成为你,也不必赞同你;但我知道,我如果进了你那个“门”,我也就会是你。尽管如此,我现在并不是你,我是我,你是你。我与你的这种分离不是人们想拆除就可以拆除的,它是我和你从小所建立起来的人格构架;我和你的沟通也不是靠回复到天真,而是靠向语言所建构起来的可能世界的超越。

   然而,每一个“我”都毕竟是从那个共同的“童年之门”走进这个世界中来的。可能性一旦变成现实,就具有一种不可逆性,而最初是现实的东西后来成了梦境,却一直以“现实”的模样存在于梦境之中。这种梦中的现实具有多么大的诱惑力啊!中国当代一切“寻根”精神都是这一诱惑的明证,而在这部小说中,女教师O便是这一诱惑的最典型的牺牲品。孩子的梦是正常的,每个孩子都在祈盼着从母亲的怀抱里获得关怀、温情和快乐,尽管随着孩子的长大,这种快乐会(也许过早地)被剥夺、褪色,成为一种甜蜜却又伤感的回忆,但这都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是,“O在其有生之年,却没能从那光线消逝的凄哀中挣脱出来”(第57页)。她直到死都是一个“蹲在春天的荒草丛中,蹲在深深的落日里的“执拗于一个美丽梦境的孩子”(第58页)。

其实,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意义上,《务虚笔记》中的人物几乎都可以看作是“执拗于一个美丽梦境的孩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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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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