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汉:世界政治中的强人政治何以可能?

——动员能力与组织—制度约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6 次 更新时间:2019-12-01 16: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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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汉  
图1 基于动员能力的政治领袖类型学分析

   政治领袖在建构自己动员能力的过程中又受制于既有的组织和制度约束。笔者在这里集中分析政治组织和政治制度对领袖的约束,并不否认其他组织和制度比如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对领袖的约束力,其实上文在分析领袖的社会动员力的时候,已经隐约提及了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对领袖的约束力。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已经界定了该国的国家—社会关系,即国家权力的边界在哪里。因此,正式政治体制之外都可以被看作广义的社会。明确了政治组织和政治制度对政治领袖的约束力,对政治领袖的其他形式的约束力则都可以归为广义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的约束力。

   政治领袖所受到的组织—制度约束,主要来自于政党和政体两个层次。组织约束在政党层次对政治领袖施加影响,具体是指政治领袖所在的政党组织与政治领袖个人的权力关系。如果政党组织的稳定性很高,政党组织权力巩固并在政党决策中发挥主要作用,那么政党组织对政治领袖的个人权力就会形成比较明显的制约。政治领袖要建构自己的动员能力以成就强人政治,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突破政党组织对自己的约束,改变政党组织结构以及政党组织与政治领袖个人的权力关系,使之向着有利于政治领袖个人权力强化的方向发展。制度约束在政体层次对政治领袖施加影响,具体是指本国政体与政治领袖个人的权力关系。如果政体制度的稳定性很高,政体具有较高的自主性并有效运转,那么政体制度对政治领袖的个人权力就会形成比较明显的制约。政治领袖要建构自己的动员能力以成就强人政治,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突破政体制度对自己的约束,改变政体制度结构以及政体与政治领袖个人的权力关系,使之向着有利于政治领袖个人权力强化的方向发展。

   需要补充的是,对于政治领袖来说,政党组织既对自己构成组织约束,也是自己的动员能力的重要来源。政党组织连接了国家与社会,并使政治领袖在国家与社会中实现“双重嵌入”:政治领袖既是国家权力的塑造者和行使者,也是社会利益的塑造者和表达者。一个稳定的政党组织固然会对政治领袖构成组织约束,同时,政治领袖要建构社会动员力和政体动员力,又必须借助政党这一有效的组织工具来具体实施,这比政治领袖绕开政党组织单枪匹马直接面对社会和政体进行动员的方式要有效得多。政治领袖需要权衡来自政党组织的约束效应和工具效应孰轻孰重。如果约束效应大于工具效应,政治领袖要么脱离本党而组建新党,要么就只能被迫接受政党的组织约束,同时诉诸民粹主义,更多发挥个人魅力与社会和政体直接接触以进行动员。如果工具效应大于约束效应,政治领袖就会继续强化所在政党的工具效应,使之更加围绕自己的卡里斯玛型权威进行意识形态和组织重构。

  

   三、多案例的比较研究

  

   使用在上文中所建立的基于动员能力的类型学分析框架,笔者将结合近年来世界政治中较为典型的强人政治案例进行研究,以阐释强人政治的多样性。所选取的三个典型案例是土耳其的埃尔多安、美国的特朗普和日本的安倍晋三,分别对应图1中的Ⅰ型、Ⅱ型和Ⅲ型领袖。选择这三个案例,一是因为他们较好地对应了三种政治领袖类型,二是因为他们一方面以带有强人政治色彩的方式在本国不同程度实现了政治变革,另一方面由于本国的国际和地区影响力而获得了广泛的国际关注。

   (一)埃尔多安

   现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具有强社会动员力和强政体动员力,属于Ⅰ型领袖,是典型的政治强人。他在土耳其成功地建立了强人政治模式,其标志性事件是2017年土耳其通过全民公投修改宪法,改议会制为总统制。

   埃尔多安建构自己社会动员力的过程中,对内诉诸伊斯兰保守主义,对外则诉诸民族主义。土耳其共和国自建国以来长期遵循凯末尔主义,主张建立现代共和政体、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和世俗主义社会,极力清除伊斯兰教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然而在具有深厚伊斯兰传统的土耳其社会,伊斯兰教并不会轻易地退出政治和社会舞台。草根出身的埃尔多安长期在底层社会摸爬滚打,谙熟社会动员的技巧。埃尔多安自2003年首次当选土耳其总理以来,一方面大打经济牌,张开双臂拥抱新自由主义;另一方面则利用土耳其社会对伊斯兰教的信仰和情感需求,推动了伊斯兰复兴运动,从而以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伊斯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建构了自己的强社会动员力,赢得了土耳其中下阶层和宗教群体的广泛支持。⑤土耳其长期存在凯末尔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保守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这为埃尔多安进行高强度的社会动员提供了巨大空间。凯末尔主义者的执政失误,比如经济体制僵化、过度压制伊斯兰信仰等,成为埃尔多安进行社会动员的有效素材。埃尔多安的强社会动员力首先体现为其多次成功利用全民公投修改宪法。2007年土耳其通过修宪公投,把总统的产生方式由议会选举产生改为全民直选,从而使总统具备了独立于议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2010年土耳其通过修宪公投,限制了军队和宪法法院的权力,使得正义与发展党领导下的土耳其政府能够更有效地抵制军队和司法机关对行政权力的干预。2017年土耳其通过修宪公投,改议会制为总统制,从而为埃尔多安领导正义与发展党继续长期执政铺平了道路。⑥其次,凭借强大的民意支持,埃尔多安还挫败了军队在2016年发动的政变,基本上终结了凯末尔留下的军人监国的传统,并在政变后借机大规模清洗军队、政府、司法机关、教育界和新闻界中的反对力量,以巩固自己的权力。⑦

   在对外政策方面,由于一直寻求加入欧盟而不得,土耳其开始出现“新奥斯曼主义”的战略转向。⑧埃尔多安重新强调土耳其的伊斯兰身份,以奥斯曼帝国的昔日荣光为历史叙事素材,深度介入中东和巴尔干事务,在库尔德问题、叙利亚问题、2017年土耳其未遂政变、旅欧土耳其裔参与土耳其公投和美国牧师布伦森事件等问题上对西方持强硬立场,从而利用民族主义建构自己的强社会动员力,赢得了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支持。

   埃尔多安建构自己政体动员力的过程中,则有赖于正义与发展党这一组织利器,并且充分利用了土耳其不稳定的宪政体制所暴露出的制度空隙。正义与发展党由埃尔多安及其政治盟友于2001年共同创建,并由埃尔多安长期担任党主席。在土耳其共和国实行议会制的时期,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长期控制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从而使埃尔多安能够连任三届总理,显示出该党较强的组织稳定性和社会动员力。埃尔多安是正义与发展党的创建者和精神领袖,对于埃尔多安来说,年轻的正义与发展党所发挥的工具效应远大于制约效应,这体现为三个事件。一是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赢得议会选举时,党主席埃尔多安因为此前被司法机关判决禁止从政5年而无法出任总理。随后土耳其于同年通过宪法修正案,埃尔多安立刻得到机会于2003年参选议会议员并顺利出任总理,时任总理居尔辞职并改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⑨二是2014年埃尔多安担任土耳其总统,达乌特奥卢担任土耳其总理兼正义与发展党主席。由于两人政见不合,达乌特奥卢被迫于2016年辞去上述职务,改由忠实执行埃尔多安路线的耶勒德勒姆继任。⑩三是2017年修宪之后,土耳其允许总统保留党籍,此前根据宪法规定的政党中立原则已经于2014年退出正义与发展党的时任总统埃尔多安重新入党,并在该党随后召开的特别代表大会上重新当选党主席。上述三个事件都说明,埃尔多安一直牢固掌握正义与发展党真正的大权,党的组织权力并不对埃尔多安的个人权力构成根本性的制约。

   土耳其虽然在中东地区相对较为成功地实现了民主化和世俗化,但是其宪政体制仍然很不稳定,表现主要有两点:一是凯末尔所遗留的军人监国传统造就了不稳定的军政关系。二战后的土耳其发生过五次政变,除了2017年的政变未遂之外,其余政变中军队都推翻了当时的文官政府。(11)二是土耳其宪法的频繁更替和修改。土耳其共和国自建国以来颁布过四部宪法。目前正在使用的1982年宪法至今已经被修改过17次,平均每2年就修改一次。该宪法共有177条,其中113条都被修改过,(12)修改率高达64%,涉及议会制改总统制等重大变革。土耳其不稳定的宪政体制没有给埃尔多安形成很有效的制度约束,反而为埃尔多安建构政体动员力提供了大量制度空隙。在对外政策方面,埃尔多安建构政体动员力的过程中所涉及的制度结构主要是欧盟和北约。埃尔多安在担任总理期间极力争取土耳其加入欧盟,并且以建立欧盟标准为理由,通过修宪等手段打压军队和司法机关的势力,强化自己所领导的文官政府的权力。(13)但在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努力不断受挫的情况下,埃尔多安又转而把欧盟描绘成排斥和敌视土耳其的负面形象,以此论述土耳其“向东看”战略的合理性。土耳其同时利用其北约成员国的身份所获得的北约集体防御的保护伞,在一些重要事件上对俄罗斯和以色列持强硬立场。

   (二)特朗普

   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具有强社会动员力和弱政体动员力,属于Ⅱ型领袖,是非典型的政治强人,给美国政治带来了某种程度的强人政治色彩,其标志性事件就是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特朗普在建构自己社会动员力的过程中,对内诉诸白人保守主义,对外则高举“美国优先”的反全球化大旗。自民权运动以来,种族平等、文化多元已经在美国成为坚不可摧的政治正确原则,非白人族裔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力与日俱增,加之其人口出生率的优势和仍在大量涌入的新移民,使美国中下层白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感。经济全球化不但造成了全球范围内日益加深的贫富分化,也使得美国中下阶层失去了大量制造业就业岗位,财富高度集中在华尔街、硅谷等金融、科技精英手中。特朗普正是利用了美国中下层白人的这种危机感和不满情绪,以限制移民、在美国—墨西哥边境建造隔离墙、把制造业带回美国为素材,把普通美国人描述成“我们”,而把金融和科技精英描述成支持建制派政治家的“他们”,成功建构了自己的强社会动员力,使得美国中下层白人成为特朗普的忠实拥趸。(14)

   在对外政策方面,特朗普把美国的众多经济社会问题归咎于全球化,认为全球化引发大量制造业转移到中国等后发国家,而美国中下阶层则丧失了大量的制造业就业岗位;同时美国又大量接收了移民,他们在美国国内与美国人争夺就业岗位;全球化还给美国带来恐怖主义威胁,特别是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威胁。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实际上就是美国版的民族主义,甚至带有某种白人种族主义的色彩。这帮助特朗普建构了强社会动员力,获得了美国白人保守主义者和部分反全球化主义者的支持。

特朗普的政体动员力则相形见绌,受到较为明显的组织—制度约束。相比于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特朗普的共和党从来都不是特朗普的组织利器,只是共和党的组织结构较为松散,所以也并未对特朗普形成过于强大的组织约束。共和党是拥有160多年历史的老牌政党,组织稳定性较高。而特朗普在竞选总统之前从未有从政经历,在共和党内完全没有任何根基。在竞选总统的过程中,特朗普始终受到共和党建制派的质疑。只是由于特朗普超强的社会动员力所赢得的巨大选民支持,共和党建制派在竞选中后期才转而支持特朗普。加之共和党的超级代表在初选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远远小于民主党的超级代表,(15)比民主党更为民主,因此特朗普免遭桑德斯在民主党党内初选时被超级代表选票选下去的命运。因为共和党对于特朗普的工具效应不明显,制约效应反倒很突出,所以特朗普在社会动员过程中经常绕开共和党组织而直接与选民沟通,充分发挥自己的媒介影响力和煽动能力,表现出某种民粹主义特征。(16)在商场如战场的商人生涯中,特朗普投资选美、脱口秀等电视节目,谙熟如何有效利用媒体达到商业目的,在竞选过程中也充分利用电视等媒体发起宣传攻势。(17)在竞选过程中和当选总统之后,特朗普还非常善于利用推特这一新媒体直接与美国民众沟通,开创了所谓“推特选举”“推特治国”的新模式。(18)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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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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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9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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