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来:改革开放以来哲学观的重大转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0 次 更新时间:2019-11-30 14:20:52

进入专题: 哲学观     人的眼光     批判的眼光     包容的眼光  

贺来  

   内容提要:哲学观在全部哲学问题中具有特殊地位,它通过对哲学的自我理解,以一种集中凝练的方式折射着对时代的理解。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的哲学对于哲学的自我理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神的眼光”转向“人的眼光”;第二,从“实证的眼光”转向“批判的眼光”;第三,从“独断的眼光”转向“包容的眼光”。哲学观的这三大转向以一种哲学的方式映照和折射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精神脉动,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哲学进程和社会发展进程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关 键 词:哲学观  人的眼光  批判的眼光  包容的眼光

  

   哲学观是哲学的自我理解。虽然无论从学科还是从学说角度看,哲学所包含的具体问题和领域极为多样和宽广,但哲学观问题具有特殊的地位。从哲学内部,即从哲学观与其他哲学问题和领域的关系看,它既以集中的方式体现和凝聚着对具体哲学问题和领域的理解,同时它又如同一只无形的手,影响和规范着具体哲学和领域的展开;从哲学外部,即从哲学与时代、与现实生活的关系看,哲学观是对时代和现实生活内在精神的集中映照。如果说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那么哲学观则通过对哲学的自我理解,以一种集中凝练的方式折射着对时代的理解。因此,对哲学观及其演进进行考察,无论对于理解哲学的发展,还是对于把握时代和现实的深刻变化,都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本文尝试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哲学研究对于哲学的自我理解所发生的重大转向进行反思,为人们从更深层面把握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的进程提供一个可供选择的视角。

  

   一、从“神的眼光”转向“人的眼光”

  

   改革开放40年来,哲学观所发生的重大变革之一,我们可以概括为从“神的眼光”转向“人的眼光”。所谓“神的眼光”,即是普特南所概括的“形而上学实在论”为代表的哲学观:“根据这种观点,世界是由不依赖于心灵之对象的某种确定的总和构成的。对‘世界的存在方式’,只有一个真实的、全面的描述。真理不外乎在语词或思想符号与外部事物和事物集之间的某种符合关系。”①普特南把这种观点称为“外在论”观点,它所推崇的是一种“上帝的眼光”。与之相对的是“内在论观点”,其特征在于:“在它看来,构成世界的对象是什么这个问题,只有在某个理论或某种描述之内提出,才有意义。……并不存在我们能知道或能有效地想象的上帝的眼光:存在着的只是现实的人的各种看法,这些现实的人思考着他们的理论或描述为之服务的各种利益和目的。”②从“外在论”的“神的眼光”转向“内在论”的“人的眼光”,正是当代中国哲学在哲学观上所实现的重大转向。

   以“神的眼光”理解哲学,并把它视为哲学的荣耀和超越具体学科的优越之处,这是长期以来一些人心目中的哲学形象和对哲学的基本理解。这种观念把哲学理解为绝对的科学,无所不包的大全之学,哲学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如果深入分析就可以发现,这种对哲学的自我理解虽然往往以“科学”为追求,但实质所代表的是一种“神的眼光”。

   我们看到,当它把哲学视为整个世界及其发展的最一般的“科学”时,这里所谓“科学”与“具体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有着根本不同,毋宁说相反,它恰恰认为“具体科学”的“科学”是不完整、不清晰,或者说缺乏严格和彻底的自明性和奠基性;因而具体科学需要一门更具有“本质性”和“奠基性”的“科学之科学”,即哲学来为具体科学提供终极的根基。因此,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这种科学乃是“关于绝对者之真理”。近代以来,各门具体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摆脱了形而上学的束缚而获得了分门别类的独立的存在和发展,但在这种哲学观看来,这种科学所代表的是局部的、片面的、零碎的因而也是有限的知识,如果缺乏与“绝对整体”的联系,那么,人们将无法获得关于世界的整体图景的认识。因此,超越具体科学,即超越知识的有限性和局部性,获得关于“整体”的洞见和“统一性原理”的把握,就成为“哲学科学”的任务。很显然,与“具体科学”相比,“哲学科学”是“本质科学”,是“绝对科学”,一言以蔽之,是“形而上学”。

   把“哲学科学”视为超越“具体科学”的“绝对科学”和“本质科学”,这在哲学史上有着深刻的渊源。自康德以来,为了回应自然科学等具体科学愈来愈迅猛的独立发展的趋势,如何捍卫自身的合法性,成为哲学的重大挑战之一。黑格尔可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哲学家,他把具体科学视为“知性科学”,与之相对,哲学作为关于“绝对整体”的科学是“逻辑学”,即为所有“知性科学”奠基并规范其存在和活动的“真理的逻辑”。作为“真理的逻辑”,它使具体科学摆脱了其有限性而达到了无限性,超越其外在性和形式性而达到了自身的绝对基础和必然性,超越了其现象性和主观性而达到了绝对的客观性与本质性。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虽然我们激烈反对和否定黑格尔等人的“唯心主义”,在哲学观上却难以否认,我们长期所接受的哲学观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哲学观有着深层的一致性。

   因此,当我们把哲学理解为关于“整个世界”的科学时,实际上所体现的是普特南所谓的“神目观”意义上的哲学观。这种“神目观”意义上的哲学观由于其独断性和非批判性,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在困境。改革开放以来,哲学观所实现的一个重大转向即是消解哲学自我理解的这种“神的眼光”,并推动其向“人的眼光”的转变。

   从“人的眼光”理解哲学,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它意味着自觉地承认,哲学只能提出和回答人所能提出和回答的问题,而不能僭越人的理性和历史性存在,去充当神的角色,去占有绝对的、无条件的关于整个世界的最普遍规律的知识。这实际上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回归到苏格拉底的问题:哲学不是“智慧的占有者”,而是“智慧的热爱和追求者”,“占有智慧”只有“神”才能做到,热爱并追求智慧才是人的本分,因而也才是哲学的本分。第二,它意味着自觉地认识到,哲学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人之外的抽象的“神圣力量”,而是为了人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尤其是为了提升人的自我认识和推动人的精神成长。哲学作为人类文化的特殊样式,既是人特殊生命本性的体现,同时也是为人的生命服务的精神向度。舍此,哲学就将成为束缚人的自由和丰富性的抽象教条与异化力量。

   哲学观从“神的眼光”向“人的眼光”的转变,这一趋向贯穿在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哲学的演变过程中。学者们通过对以传统教科书哲学体系所代表的哲学观的深入反省,通过对具体哲学问题的深入探讨,通过对哲学史的重新理解,通过对哲学与具体科学关系的再认识,通过对中西哲学的深度研究,等等,从各个不同方向和途径拆解曾经占据支配地位的哲学观的“神圣形象”,并彰显哲学的“人的眼光”。在此仅列举其中若干具有代表性的典型表现来说明这一点。

   20世纪80年代初,“认识论”一度成为国内哲学界的焦点,一些学者明确提出了“哲学就是认识论”的哲学观。这种哲学观认为哲学要追求的不是关于世界整体的终极知识,而是要回答“在思维与存在关系中,思维如何认识和理解存在,以实现两者的统一,从而为知识的客观性奠定可靠的前提和基础”这一认识论的基本问题。这意味着,哲学的视线从瞩目于终极存在转向了对人的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反思,这一认识论的基本问题属于人与世界关系的环节之一,就像康德所提出的“我能认识什么”属于“人是什么”这一总问题的重要方面,因此,很显然,这种哲学观体现的是鲜明的“人的眼光”。

   把哲学理解为以“实践”为核心概念的“实践哲学”,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通过对马克思哲学的深入研究和重新理解,在哲学观上所取得的最重要的理论成果之一。按照这种观点,马克思哲学之区别于传统哲学,最根本之处在于它已把实践观点贯彻在对人、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等一切问题的理解之中。这体现在哲学观上,就是将哲学把握为区别于“理论哲学”的“实践哲学”,强调“实践哲学”放弃了对于实践活动之外的抽象理念世界的迷恋和追逐,而把由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现实生活世界以及通过实践活动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改造置于哲学关注的中心。很显然,把哲学理解为“实践哲学”,所体现的是对哲学的“神的眼光”的坚决拒斥和对人的现实生命的自觉回归。

   把哲学理解为关于人自身的自我反思和自我理解学说,认为哲学的功能在于通过对人的自我反思和自我理解,提升人的主体自我意识和人生境界。这种哲学观把哲学与人的生命存在视为一种内在循环并在循环中不断双向推进的良性互动关系:一方面,人的现实生命存在是哲学的反省对象,构成哲学探究的真实“本体”;另一方面,哲学通过对人的现实生命的自觉反省和探究,以一种特殊方式表达着对于人现实生存状态、生存意义和精神意境的觉解,并以此推动人的主体意识的自觉和人生境界的升华。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从马克思哲学的视角,明确提出传统教科书体系的最大问题就是失落了人的“主体自我意识”,认为“哲学就是人作为主体的自我意识的理论表现。哲学的基本功能,也就在于提高人对于对自身主体性的意识(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他意识)”;③再如,有学者从中西哲学比较的背景,认为“哲学应是以进入人与世界融为一体的高远境界为目标之学”,或者说,“哲学是关于人对世界的态度或人生境界之学”;④等等。

   上述只是哲学观的这一趋向中一些具有典型性的表现。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哲学领域所发生的每一次重大理论讨论,每一次围绕着重大问题所取得的进展,都从不同角度体现并推动着这一转变。无论是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论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改革、实践唯物主义、主体性、价值论等问题的讨论,还是关于资本逻辑的反思、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探讨,甚而对发展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生存哲学等领域的开拓等,均蕴含和折射着对于哲学自我理解的重大转变,而从“神的眼光”转向“人的眼光”正构成这一转变的核心内容。

  

   二、从“实证的眼光”转向“批判的眼光”

  

   与从“神的眼光”转向“人的眼光”内在相关的,是哲学观上从“实证的眼光”向“批判的眼光”的转变。

   “神的眼光”必然意味着“实证的眼光”。这里所谓“实证性”,与我们所说的实证主义的“实证”既有内在联系,又有所区别。本文所用的“实证”(positive)一词,取其“肯定性”“绝对性”之义,所谓哲学观上的“实证眼光”,即是以一种非批判的、肯定主义的方式理解哲学,而遗忘了哲学至关重要的否定性和批判性品格。黑格尔在其早期神学思考中,对“神学的实证化”进行批判构成其一个重要主题,他认为实证宗教的特点就是把基督教的教义视为外在的、僵死的被给予性,放弃了主体的道德自主性。当我们把哲学规定为关于整个世界最普遍规律的科学时,这种神学的眼光所代表的正是这种非批判的实证立场。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更高的视野中批评黑格尔的辩证法,指出他把“纯粹的思辨的思想”作为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导致《精神现象学》尽管有一个完全否定和批判的外表,但实际上已经以一种潜在的方式包含了黑格尔后期哲学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⑤可见,无论在马克思还是在黑格尔那里,“实证”均与“非批判的肯定主义”具有同样的意义。

当我们把哲学理解为关于世界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时,这种哲学观所体现的正是这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倾向。对于哲学的对象,它采取一种“直接断言”的态度,它抱持着捕获关于整个世界最一般规律的知识的雄心,却对这种知识是否可能以及何以可能缺乏最基本的批判性反省,而这种批判性反省恰恰是近代哲学,尤其康德“批判哲学”以来真正的哲学思维不可回避的前提性条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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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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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社会科学文摘》 2019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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