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来:改革开放以来哲学观的重大转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65 次 更新时间:2019-11-30 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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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来  

内容提要:哲学观在全部哲学问题中具有特殊地位,它通过对哲学的自我理解,以一种集中凝练的方式折射着对时代的理解。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的哲学对于哲学的自我理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神的眼光”转向“人的眼光”;第二,从“实证的眼光”转向“批判的眼光”;第三,从“独断的眼光”转向“包容的眼光”。哲学观的这三大转向以一种哲学的方式映照和折射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精神脉动,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哲学进程和社会发展进程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关 键 词:哲学观  人的眼光  批判的眼光  包容的眼光


哲学观是哲学的自我理解。虽然无论从学科还是从学说角度看,哲学所包含的具体问题和领域极为多样和宽广,但哲学观问题具有特殊的地位。从哲学内部,即从哲学观与其他哲学问题和领域的关系看,它既以集中的方式体现和凝聚着对具体哲学问题和领域的理解,同时它又如同一只无形的手,影响和规范着具体哲学和领域的展开;从哲学外部,即从哲学与时代、与现实生活的关系看,哲学观是对时代和现实生活内在精神的集中映照。如果说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那么哲学观则通过对哲学的自我理解,以一种集中凝练的方式折射着对时代的理解。因此,对哲学观及其演进进行考察,无论对于理解哲学的发展,还是对于把握时代和现实的深刻变化,都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本文尝试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哲学研究对于哲学的自我理解所发生的重大转向进行反思,为人们从更深层面把握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的进程提供一个可供选择的视角。


一、从“神的眼光”转向“人的眼光”


改革开放40年来,哲学观所发生的重大变革之一,我们可以概括为从“神的眼光”转向“人的眼光”。所谓“神的眼光”,即是普特南所概括的“形而上学实在论”为代表的哲学观:“根据这种观点,世界是由不依赖于心灵之对象的某种确定的总和构成的。对‘世界的存在方式’,只有一个真实的、全面的描述。真理不外乎在语词或思想符号与外部事物和事物集之间的某种符合关系。”①普特南把这种观点称为“外在论”观点,它所推崇的是一种“上帝的眼光”。与之相对的是“内在论观点”,其特征在于:“在它看来,构成世界的对象是什么这个问题,只有在某个理论或某种描述之内提出,才有意义。……并不存在我们能知道或能有效地想象的上帝的眼光:存在着的只是现实的人的各种看法,这些现实的人思考着他们的理论或描述为之服务的各种利益和目的。”②从“外在论”的“神的眼光”转向“内在论”的“人的眼光”,正是当代中国哲学在哲学观上所实现的重大转向。

以“神的眼光”理解哲学,并把它视为哲学的荣耀和超越具体学科的优越之处,这是长期以来一些人心目中的哲学形象和对哲学的基本理解。这种观念把哲学理解为绝对的科学,无所不包的大全之学,哲学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如果深入分析就可以发现,这种对哲学的自我理解虽然往往以“科学”为追求,但实质所代表的是一种“神的眼光”。

我们看到,当它把哲学视为整个世界及其发展的最一般的“科学”时,这里所谓“科学”与“具体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有着根本不同,毋宁说相反,它恰恰认为“具体科学”的“科学”是不完整、不清晰,或者说缺乏严格和彻底的自明性和奠基性;因而具体科学需要一门更具有“本质性”和“奠基性”的“科学之科学”,即哲学来为具体科学提供终极的根基。因此,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这种科学乃是“关于绝对者之真理”。近代以来,各门具体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摆脱了形而上学的束缚而获得了分门别类的独立的存在和发展,但在这种哲学观看来,这种科学所代表的是局部的、片面的、零碎的因而也是有限的知识,如果缺乏与“绝对整体”的联系,那么,人们将无法获得关于世界的整体图景的认识。因此,超越具体科学,即超越知识的有限性和局部性,获得关于“整体”的洞见和“统一性原理”的把握,就成为“哲学科学”的任务。很显然,与“具体科学”相比,“哲学科学”是“本质科学”,是“绝对科学”,一言以蔽之,是“形而上学”。

把“哲学科学”视为超越“具体科学”的“绝对科学”和“本质科学”,这在哲学史上有着深刻的渊源。自康德以来,为了回应自然科学等具体科学愈来愈迅猛的独立发展的趋势,如何捍卫自身的合法性,成为哲学的重大挑战之一。黑格尔可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哲学家,他把具体科学视为“知性科学”,与之相对,哲学作为关于“绝对整体”的科学是“逻辑学”,即为所有“知性科学”奠基并规范其存在和活动的“真理的逻辑”。作为“真理的逻辑”,它使具体科学摆脱了其有限性而达到了无限性,超越其外在性和形式性而达到了自身的绝对基础和必然性,超越了其现象性和主观性而达到了绝对的客观性与本质性。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虽然我们激烈反对和否定黑格尔等人的“唯心主义”,在哲学观上却难以否认,我们长期所接受的哲学观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哲学观有着深层的一致性。

因此,当我们把哲学理解为关于“整个世界”的科学时,实际上所体现的是普特南所谓的“神目观”意义上的哲学观。这种“神目观”意义上的哲学观由于其独断性和非批判性,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在困境。改革开放以来,哲学观所实现的一个重大转向即是消解哲学自我理解的这种“神的眼光”,并推动其向“人的眼光”的转变。

从“人的眼光”理解哲学,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它意味着自觉地承认,哲学只能提出和回答人所能提出和回答的问题,而不能僭越人的理性和历史性存在,去充当神的角色,去占有绝对的、无条件的关于整个世界的最普遍规律的知识。这实际上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回归到苏格拉底的问题:哲学不是“智慧的占有者”,而是“智慧的热爱和追求者”,“占有智慧”只有“神”才能做到,热爱并追求智慧才是人的本分,因而也才是哲学的本分。第二,它意味着自觉地认识到,哲学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人之外的抽象的“神圣力量”,而是为了人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尤其是为了提升人的自我认识和推动人的精神成长。哲学作为人类文化的特殊样式,既是人特殊生命本性的体现,同时也是为人的生命服务的精神向度。舍此,哲学就将成为束缚人的自由和丰富性的抽象教条与异化力量。

哲学观从“神的眼光”向“人的眼光”的转变,这一趋向贯穿在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哲学的演变过程中。学者们通过对以传统教科书哲学体系所代表的哲学观的深入反省,通过对具体哲学问题的深入探讨,通过对哲学史的重新理解,通过对哲学与具体科学关系的再认识,通过对中西哲学的深度研究,等等,从各个不同方向和途径拆解曾经占据支配地位的哲学观的“神圣形象”,并彰显哲学的“人的眼光”。在此仅列举其中若干具有代表性的典型表现来说明这一点。

20世纪80年代初,“认识论”一度成为国内哲学界的焦点,一些学者明确提出了“哲学就是认识论”的哲学观。这种哲学观认为哲学要追求的不是关于世界整体的终极知识,而是要回答“在思维与存在关系中,思维如何认识和理解存在,以实现两者的统一,从而为知识的客观性奠定可靠的前提和基础”这一认识论的基本问题。这意味着,哲学的视线从瞩目于终极存在转向了对人的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反思,这一认识论的基本问题属于人与世界关系的环节之一,就像康德所提出的“我能认识什么”属于“人是什么”这一总问题的重要方面,因此,很显然,这种哲学观体现的是鲜明的“人的眼光”。

把哲学理解为以“实践”为核心概念的“实践哲学”,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通过对马克思哲学的深入研究和重新理解,在哲学观上所取得的最重要的理论成果之一。按照这种观点,马克思哲学之区别于传统哲学,最根本之处在于它已把实践观点贯彻在对人、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等一切问题的理解之中。这体现在哲学观上,就是将哲学把握为区别于“理论哲学”的“实践哲学”,强调“实践哲学”放弃了对于实践活动之外的抽象理念世界的迷恋和追逐,而把由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现实生活世界以及通过实践活动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改造置于哲学关注的中心。很显然,把哲学理解为“实践哲学”,所体现的是对哲学的“神的眼光”的坚决拒斥和对人的现实生命的自觉回归。

把哲学理解为关于人自身的自我反思和自我理解学说,认为哲学的功能在于通过对人的自我反思和自我理解,提升人的主体自我意识和人生境界。这种哲学观把哲学与人的生命存在视为一种内在循环并在循环中不断双向推进的良性互动关系:一方面,人的现实生命存在是哲学的反省对象,构成哲学探究的真实“本体”;另一方面,哲学通过对人的现实生命的自觉反省和探究,以一种特殊方式表达着对于人现实生存状态、生存意义和精神意境的觉解,并以此推动人的主体意识的自觉和人生境界的升华。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从马克思哲学的视角,明确提出传统教科书体系的最大问题就是失落了人的“主体自我意识”,认为“哲学就是人作为主体的自我意识的理论表现。哲学的基本功能,也就在于提高人对于对自身主体性的意识(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他意识)”;③再如,有学者从中西哲学比较的背景,认为“哲学应是以进入人与世界融为一体的高远境界为目标之学”,或者说,“哲学是关于人对世界的态度或人生境界之学”;④等等。

上述只是哲学观的这一趋向中一些具有典型性的表现。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哲学领域所发生的每一次重大理论讨论,每一次围绕着重大问题所取得的进展,都从不同角度体现并推动着这一转变。无论是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论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改革、实践唯物主义、主体性、价值论等问题的讨论,还是关于资本逻辑的反思、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探讨,甚而对发展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生存哲学等领域的开拓等,均蕴含和折射着对于哲学自我理解的重大转变,而从“神的眼光”转向“人的眼光”正构成这一转变的核心内容。


二、从“实证的眼光”转向“批判的眼光”


与从“神的眼光”转向“人的眼光”内在相关的,是哲学观上从“实证的眼光”向“批判的眼光”的转变。

“神的眼光”必然意味着“实证的眼光”。这里所谓“实证性”,与我们所说的实证主义的“实证”既有内在联系,又有所区别。本文所用的“实证”(positive)一词,取其“肯定性”“绝对性”之义,所谓哲学观上的“实证眼光”,即是以一种非批判的、肯定主义的方式理解哲学,而遗忘了哲学至关重要的否定性和批判性品格。黑格尔在其早期神学思考中,对“神学的实证化”进行批判构成其一个重要主题,他认为实证宗教的特点就是把基督教的教义视为外在的、僵死的被给予性,放弃了主体的道德自主性。当我们把哲学规定为关于整个世界最普遍规律的科学时,这种神学的眼光所代表的正是这种非批判的实证立场。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更高的视野中批评黑格尔的辩证法,指出他把“纯粹的思辨的思想”作为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导致《精神现象学》尽管有一个完全否定和批判的外表,但实际上已经以一种潜在的方式包含了黑格尔后期哲学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⑤可见,无论在马克思还是在黑格尔那里,“实证”均与“非批判的肯定主义”具有同样的意义。

当我们把哲学理解为关于世界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时,这种哲学观所体现的正是这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倾向。对于哲学的对象,它采取一种“直接断言”的态度,它抱持着捕获关于整个世界最一般规律的知识的雄心,却对这种知识是否可能以及何以可能缺乏最基本的批判性反省,而这种批判性反省恰恰是近代哲学,尤其康德“批判哲学”以来真正的哲学思维不可回避的前提性条件。对于哲学与其他具体学科的关系,它采取一种“科学之科学”的傲慢立场,认为自身超越具体科学并对后者具有无条件的指导义务和话语权威。如果了解近代以来具体学科不可阻挡的独立化与分化的基本趋势,以及哲学与具体科学关系因此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那么很显然,上述对哲学与具体科学关系的理解是非批判和独断的。对于哲学的功能,这种哲学观采取一种“唯我独尊”的立场,认为哲学作为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将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无微不至、无所不能的“万能钥匙”与“普适观点”,这种对哲学功能的理解实际上是把哲学神圣化,甚至神秘化了;历史上只有非理性的宗教神学宣称自己有这样的功能。很显然,这是对哲学缺乏自觉的批判性反思而僭越自身边界的结果。

通过哲学观的自我批判,消解上述哲学观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倾向,从而拯救哲学批判性的精神品格,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哲学的重大课题。哲学领域众多学者通过自己的努力,从不同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彰显哲学的批判性品格,为推动哲学观的这一重大转向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学者们试图通过对马克思哲学的文本解读和思想重构,恢复和彰显马克思哲学特有的批判性理论品格。其一,当学者们强调实践观点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观点、马克思在本质上属于实践哲学时,实质上已经蕴含着这样的旨趣:实践观点必然是批判性的观点。正如马克思所言,“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⑥,因此,批判性是实践观点的题中应有之义。其二,当学者们对传统教科书中关于马克思哲学辩证法的内容进行重新阐释时,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关注点,就是如何拯救马克思哲学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本质。马克思曾在《资本论》第1卷“跋”中对辩证法作过经典论述,指出辩证法在本质上是革命性的和批判性的;但按照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中对哲学的自我理解,辩证法这一最为重要的理论性质被遮蔽,取而代之的是对肯定性的普遍化知识的追求以及“原则+实例”的实证化叙述和论证方式。正是针对这一点,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对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法的重释,其中一个最为重大的主题就是重新发掘和焕发辩证法的批判性维度,并因此彰显马克思哲学特有的精神品格。其三,学者们对于马克思哲学与现代性问题之间深层关系的探讨,这是近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探讨的热点领域之一。我们看到,撇开讨论中所涉及的具体论题和内容,在围绕这一课题所展开的哲学观层面的探讨中,马克思哲学作为现代社会的批判者和超越者的独特形象得到了清晰的凸显,它向我们显示:马克思在现代思想史上的特殊地位和重要贡献,最为重要的体现为它对现代社会内在矛盾深刻的批判性反省,以及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在肯定性东西中看到否定性的东西”的超越意识。离开这一点,我们将无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精神特质。

在西方哲学研究领域,我们也能看到,学者们在对西方哲学的整体研究、人物研究、流派研究、文献研究等各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的同时,也有不少学者通过其具体研究,从哲学观的层面自觉地阐发和彰显哲学的批判性品格,有力地推动了哲学观的重大转变。例如,有学者通过对苏格拉底对话法的专门分析,揭示了由苏格拉底所开启的哲学的理性批判传统⑦;有学者通过对康德“启蒙”观念的再检讨,阐发其批判哲学所体现的“哲学批判”的真实含义⑧;有学者通过对海德格尔、德里达等当代西方重要哲学家与传统形而上学关系的探讨,揭示其哲学思想中所蕴含的批判精神;⑨还有学者深入人类意识生成和思想发展史,指出“‘是’其实是科学的基础,并不是哲学的基础。作为思想的反思方式,哲学的基础概念是‘不’”,正是由于“不”这一否定词“发动了意识革命,开启了意识的分叉,从而使人类进入创造性和反思性的生活”⑩,“不”这一“否定词”作为哲学的基础概念,鲜明地彰显了哲学所特有的批判意识。

在中国传统哲学研究领域,我们同样看到,一些学者试图在经典注释和解读、文献梳理和哲学史的研究之外,自觉阐发中国传统哲学所蕴含的哲学批判精神。以儒学研究为例,有学者明确指出:“批判精神是儒家的基本精神,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个传统,从先秦孔子到孟子,荀子,再到董仲舒”(11);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儒学历来都具有批判性,这种批判性既表现在对世俗社会风气、政治上的不合理之处展开批判,亦表现在对儒家以外其他各家思想的批判方面,当然还表现在对儒学内部不同传统的批判方面。儒学正因为自己传统内部充满着批判性,因而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发展出了一种批判儒学,从而推动儒学向前发展”(12);还有学者针对儒家所涉及的政统与道统关系指出,在人们所说的“专制儒学”之外,儒学还存在另一重要的理解线索,那就是儒家的建设性批判精神,它要求以“道统”统摄“政统”,它的批判精神通过儒者群体体现出来,既是一种关注现实的自由批判精神,又是一种担当道统的宗教性卫道精神。(13)除了儒学研究之外,有不少学者对于道家等其他各家所体现的哲学批判意识也进行了专门的探讨。

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不同领域的哲学学者们对于哲学的批判本性已形成越来越自觉的认识,传统教科书所定义的那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的哲学观已逐渐失去曾经拥有的不言自明的说服力与影响力。这无疑是改革开放以来哲学的自我理解所取得的最重要进展之一。


三、从“独断的眼光”转向“包容的眼光”


对于哲学的“神的眼光”和“实证的眼光”必然也是“独断的眼光”,而从“神的眼光”转向“人的眼光”,从“实证的眼光”转向“批判的眼光”,也同时意味着在哲学的自我理解问题上,带来从“独断的眼光”向“包容的眼光”的转变。

“包容的眼光”包含两个最为重要的内涵。第一,它自觉地承认哲学是异质性的,因而对于何谓哲学,不存在唯一的标准答案。哲学是自由的、批判性的思想创造,是人的生命存在的丰富性的映照和体现;认为哲学只有唯一的标准化的、本质主义的性质和存在样式,这与哲学的本性在根本上是相违背的。第二,由于对哲学存在的异质性的自觉,因此它自觉地意识到,对于异质性的哲学存在样式和不同的哲学观念,应采取一种包容的态度,不仅反对从某种绝对原则出发,把这种异质性视为哲学的敌人,而且相反,应把这种异质性视为哲学的常态和繁荣的重要标志。

与“包容的眼光”相对,“独断的眼光”则认为,哲学代表着某种绝对真理的体系,它揭示和发现了“存在于某处”的关于世界整体的统一性原理,因而真正的哲学是唯一的;或者说,哲学是个“单数”,人们所应做的是不断趋近和发现这种哲学,并一经发现和确立,就应无条件服膺和接受这一单数的哲学真理。很显然,在这里,“独断的眼光”所体现的正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批判的“独断论”,它认为理性可以不加批判地把握“无条件的总体”,其旨趣在于把“理性看作在原理之下获得知性的规则的统一性之一种能力。据此,理性就绝不直接致力于经验或任何对象,而是致力于知性,为的是通过概念而给知性的杂多知识以一种验前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可以称为‘理性的统一性’”(14)。这也是说,理性的根本功能是寻求绝对的“无条件者”,以这种“无条件者”为根据,来实现知性知识的统一性。在康德看来,这种理性的“独断论”必然导致不可克服的先验幻象,因而必须通过对其进行内在的批判,厘定其界限,从而使人自觉到这种独断论的内在矛盾和困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一劳永逸地摆脱独断论,相反,虽然它最终不免落入幻象,但对“无条件者”的追求是人的理性的“自然倾向”,因此,“独断论”是人的理性难以根除的病症。康德对独断论的分析和批判告诉我们:“独断的眼光”代表着一种寻求“无条件的绝对”的倾向,因而正如康德所言,是一种“专制”的、排他性的眼光;同时,“独断的眼光”虽然在人的理性中有着深刻根源,但它终究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幻象”,因此,“独断的眼光”代表着一种需要在反省和批判中时时防备和警惕的教条主义的理论态度。

当我们按照传统哲学教科书把哲学规定为关于世界整体的普遍规律的知识时,我们在“神的眼光”与“实证的眼光”背后,更进一步看到了它深层的“独断的眼光”。这种哲学观以把握“世界本身”无条件的真理为己任,然而它对哲学这种诉求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并不加以反省;这种哲学观把哲学与“普遍规律”等同起来,这意味着它只承认唯一的哲学存在样式,这种哲学样式超越了旧哲学的“非科学性”而使哲学实现了其最高目的,使哲学成为了“最高的科学”;这种哲学观认为哲学史的演变和发展,是从“非科学”不断趋向“科学”的过程,哲学史上的思想体系和理论成果,都不过是最终通向作为“科学”的哲学的中介环节和桥梁,一旦“科学”的哲学得以实现,它们的“非科学”性就被扬弃和超越,因而哲学史遵循着单线的必然性逻辑,如同哲学是“单数”一样,哲学史也按照某种同一性原则展开,只存在“单数”的表述和写作方式。所有这些,都从不同角度体现了这种哲学观的独断性质。

在此意义上,消解这种哲学自我理解上的“独断”,并逐渐转向“包容的眼光”,是哲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前提。这正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哲学观上所取得的重要进展之一。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那种哲学同质性的“单数”神话正在被打破,人们对哲学的理解越来越丰富和多样化。简而言之,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哲学的自我理解,至少产生了这样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实践论的哲学观、人类学的哲学观、生存论的哲学观、人生意义的哲学观、文化样式的哲学观、科学主义的哲学观、“后哲学”的哲学观等。当然,传统教科书哲学体系所代表的哲学观仍然在其中占有重要一席,但不再占据唯我独尊的排他性地位,而成为多元哲学观中之一种。更重要的是,人们越来越自觉地认同这一点:对哲学的多样化和异质性理解,反映的是哲学的常态,体现的是哲学的本性。在多样化和异质化的哲学自我理解背后,凸显了一些十分宝贵而重要的理论自觉。例如,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哲学是哲学思想者个性化的思想创造,因此,寻回曾经失去的“哲学自我”,是哲学思想创新的重要前提,而以此为前提,哲学的思想视野和存在样式必然是个性化并因此多样化的;再如,越来越多的学者承认,哲学是一种历史性的思想,无论从事哲学思考的主体,还是哲学的主题和内容,都不可能超越其历史性而颁布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都适用的普遍原则,这就决定了哲学的存在形态不可能在某种“绝对真理”的体系中被终结,而必然是一种在不断自我反思和批判中向未来开放的思想可能性;等等。所有这些都表明,人们已越来越远离某种单一的、同质性的哲学观的束缚,并对多样性和异质性的哲学观采取自觉的接受和包容态度。

其次,人们不仅对哲学的异质性采取包容的态度,而且还鼓励不同哲学形态和哲学样式之间平等的交流、对话与融合。呼吁原本被置于不平行的思想等级结构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之间的对话和融合,成为近十多年来哲学领域的一种深具影响力的声音。其一,对于西方哲学而言,改革开放之前视之为“敌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简单排斥态度已遭摒弃;相反,中国学者对西方哲学了解的全面性和深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不仅如此,有学者提出了“用中国人的眼光看西方哲学”的主张,认为“现在中国人的西方哲学研究,是现代中国哲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15)。可以看到,从曾经不分青红皂白的“大批判”到要求把它视为“当代中国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多么巨大的历史性转变。其二,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而言,今天很少有人再坚持曾把它视为“奴隶主阶级或封建阶级的意识形态”这种占据支配地位的理解范式,相反,努力使中国传统哲学成为建设当代中国的哲学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甚至努力发掘其具有人类普遍性价值的内容,使之成为当代世界哲学的重要推动力量,成为不少学者的自觉追求。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人们不仅不再把哲学理解为“单数”,而且要求“复数”的哲学形态和样式之间保持相互开放和平等对话,那种对哲学的独断论观点已经失去了其曾经具有的影响力。

最后,与上述变化密切相关,人们对于哲学史的理解和写作也在不断摆脱曾经的“独断的眼光”,而呈现出更加开放和包容的眼光。与哲学观的上述变化相一致,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中国哲学史学科,还是西方哲学史学科,都提出了重写哲学史的课题和任务。(16)而“重写”意味着深入地反省曾经支配哲学史写作和理解的无条件的先验原则和教条,把哲学史从它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展现哲学史所蕴含的丰富内涵与多种可能性。近年来,围绕着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哲学界不同领域的学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追究这一讨论的核心,可以发现,无论是主张还是反对“哲学就是哲学史”的学者们,虽然具体观点有所不同,但他们均共同地把反思批判的目光,指向以往支配哲学史的理论原则、叙述框架和理解模式,认为它在更深层面所反映的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的哲学观。因为在这种哲学观的支配之下,哲学的整体面貌被蒙上了阴影。第一,哲学史真正的“历史性”消失了,它虽有“哲学史”之名,但实质上是让“历史”服从于既定的哲学原则,“超历史”的哲学原则成为哲学的“历史”的起点和归宿,“哲学史”于是成为确证某种哲学原则和理论话语真理性的工具和策略,哲学史所具有的开放的、生成的和创造性的意义被还原为某种哲学原则和理念的注脚。第二,在这种独断的哲学观支配之下,哲学史上充满异质性的不同哲学立场、哲学取向、哲学观点之间的差异性或者被敉平了,或者被修剪整饬以适应先验的哲学原则和理念。第三,更有甚者,因为与这一哲学原则和理念不能相容和不相一致,一些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被排斥在哲学史的叙述框架和体系之外,成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和“遗忘者”,在此意义上,这种哲学史的叙述框架和理解模式充满了福柯等人所揭示的独断和排他的“话语权力”。第四,更严重的是,这种对哲学史的模式化和抽象化理解最终必然伤害哲学本身,它试图通过哲学与哲学史的闭合循环,用哲学发展史的“必然性”与“规律性”确证自身为哲学发展的目的和真理,这种自我强化和自我证明将使哲学产生“自足自因”的形而上学幻觉,哲学将因此失去自我更新的推动力量而变得僵化和封闭。从这种反省可以清楚地看到,那种独断的哲学观对于哲学史研究领域已经失去了曾经拥有的那种规范力量。

以上几个方面,均从不同角度充分表明,挣脱哲学观上的“独断的眼光”,努力以一种合乎哲学本性的方式、以一种包容开放的态度理解哲学,是改革开放以来哲学观演进的一条关键线索。

我们从“神的眼光”到“人的眼光”、从“实证的眼光”到“批判的眼光”、从“独断的眼光”到“包容的眼光”三个方面,揭示了当代中国的哲学在哲学观上所取得的重要进展。毫无疑问,这种进展与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与现实生活的巨大变化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可以说,哲学观的这三大转变实质是以一种哲学的方式映照和折射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精神脉动。

①②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童世骏、李光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第55页;第56页。

③《高清海哲学文存》第3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第5页。

④张世英:《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导言”第9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04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7页。

⑦高秉江:《苏格拉底对话法与理性批判》,《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3期,第22页。

⑧叶秀山:《康德的启蒙观念及其批判哲学》,《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第64页。

⑨高旭东:《德里达:将西方文化的批判性推向巅峰的哲人》,《清华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第34页;尚杰:《思·言·字:评德里达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第125页;陆月宏:《海德格尔及德里达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学海》2009年第6期,第53页。

⑩赵汀阳:《第一个哲学词汇》,《哲学研究》2016年第10期,第101页。

(11)杜维明:《儒家的批判精神》,《杭州周刊》2012年第5期,第60页。

(12)吴根友:《儒学的批判性与批判儒学》,《孔子研究》2013年第2期,第26页。

(13)韩星:《先秦儒家道统意识与批判精神》,《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第43页。

(14)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韦卓民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第321页。

(15)赵敦华:《用中国人的眼光看西方哲学》,《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第59页。

(16)李会富:《重写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学科范式创新》,《中国哲学史》2004年第5期,第13页;俞吾金、林晖:《如何重写西方哲学史》,《东南学术》2002年第2期,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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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 《社会科学文摘》 2019年05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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