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琼:农业复苏及诚信塑造:清前期官方借贷制度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5 次 更新时间:2019-11-29 07:5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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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琼  
灾民借贷钱粮的免除,在最大程度上减轻了灾民负担,尤其连年被灾的灾民保存了再生产能力,体现了统治者“体会黎元疾苦之至意”,也在最大程度上缓解了官民关系,官府获得了民众拥戴。因借贷豁免是针对整个灾区实施的,一些灾等不一致或灾情不重的灾民都能享受借贷豁免的政策,与灾荒刚发生时须经审户后严格按灾等、贫困等级施钱粮赈济的制度相比,显出了浓厚的人性化特点,制度的温情特点更为彰显。使灾民切实地感受到官府关注民众的生存及生产生活,在灾难来临时官民共同为抗灾减灾进行的切实努力,使“来自官府的关照”成为无助中的灾民最强有力的依靠,让承平年代的灾民不会感受到被官府抛弃的危机,暂时缓解了官民矛盾及专制统治危机。

   第四,官方借贷及豁免,实现了官民同心抗灾、减灾的官赈目标。官方借贷及借贷减免利息、豁免借贷物资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及实施,官府及民众就成为区域抗灾减灾中的两个参与主体,官府主导、推动救灾,民众努力自救,官民共同努力进行减灾活动,达到了官民同在并同心抗灾减灾的积极效果,减少了灾荒的消极影响,尤其是豁免借贷物资的制度,达到了官府急灾民所急、想灾民所想的社会效应,强化了借贷制度的温情特点。

   这种对底层民众在遇到灾害打击、无力维生时的赈济及其彰显出的社会经济恢复能力,提高了官府的公信力,使“皇恩”在更大层面上被认可,专制体制的残酷被借贷豁免制度及措施的“温情”面而掩盖,缓和了尖锐的社会矛盾,使传统社会中民众对“好皇帝”“清官”群体的赞同及期待被放大、普及,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灾赈温情化的特点,维持了专制统治的持续性及稳定性,使其统治的合法性获得了更大层面的认可。

   (三)塑造了民众的诚信行为及其互助自救的心态

   中国传统灾赈中的很多赈济方式尤其无偿赈济钱粮的措施,使灾民度过危机,达到了拯灾民于水火、稳定社会统治、缓解或化解社会危机的重要作用,但却让灾民养成了“等待”“仰靠”皇帝、官府无偿救济的依赖心理,加重了灾荒中不积极自救的“惰性”传统,成为极易让灾民流亡或陷于危机甚至死亡绝境的糟粕文化传统。但借贷制度却发掘了灾民积极自救、互助、官民合作共渡难关的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内涵,成为可与“以工代赈”相媲美的、能促进灾民自立奋发、互助自救等优良社会行为的灾赈制度。

   首先,借贷偿还日期、数额等制度及相关措施的实施,塑造了民众的诚信心态及行为。借贷制度对借贷钱粮的数量、归还时间等都有明确详细规定,大部分灾民到期都能偿还,长期受灾确实无力偿还因“皇恩”等被豁免,这种制度长期执行,凝成并培养、塑造了传统社会中“有借有还”的诚信行为及文化心态,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及传统社会心理塑造及形成中较为有益、值得提倡的制度及措施。这种诚信不同于民间借贷或其他社会行为的诚信,是官方与民众双方构成的诚信整体,是处于弱势的民众对掌握国家政权的官府的负责行为,虽然期间会有个别民众因种种原因失信,但绝大多数民众都因为得到官府信任度过危机,就有了保存基本诚信的能力,能按期、按量偿还借贷物资,逐渐树立起了淳朴守信的借贷原则。

   因为有借贷违规惩罚及对失信者制裁的制度保障,尤其借贷失信及腐败行为的罪责都由官员承担,确立了清代借贷制度“罪责官负”的原则。如雍正朝规定灾民借贷粮食不能届期征还、官员须受追责处分,“州县每年春间借出谷石,自秋收后勒限征比,务于月内尽数完纳,造具册收送部……逾限不完,或捏造册收,即行揭参议处,仍令欠户照数完纳。如该管上司不行揭参,照拘庇例议处”,(95)使官员成为失信行为的承担者,激励了官员促使民众守信的本能及责任意识,使官民在更广泛的层面上结成了诚信互动的联盟。

   无论这种联盟存在何种形式的差异及区域、时代特点,但其对失信的处罚逐渐在实践中融汇到民众的自觉行动中,使“有所许诺,纤毫必偿,有所期约,时刻不易”等的诚信内涵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也使传统社会中“民有求于官,官无不应;官有劳于民,民无不承”的官民互动有了存在及实施的基础,也使灾民的自我诚信行为、官员的责任诚信传统在实践中得到推广。因此,借贷官员负责制或问责制的顺利推行,在清代官赈制度建设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其次,借贷的“罪责官负”原则及对失信官民的惩罚,促进了官、民之间相互诚信模式的建立,达到了缓解社会矛盾的积极效果。“夫国非忠不立,非信不固”,诚信对统治基础的巩固,起着积极的作用。清代灾赈借贷制度通过灾荒中官方借贷出农耕恢复所需要的基本资源、对借贷官员道德操守的制约,基本达到并塑造起了官方对民众的诚信行为,同时也达到了对借贷者诚实守信的人格塑造作用及社会整合的作用,使官民之间的关系得以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化解和谐了紧张的官民关系,提高了官府的公信力,“不信不立,不诚不行”,在潜移默化中逐渐建立起产生巨大的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达到了《管子,枢言》倡导的“诚信者,天下之结也”的社会效果。

   该制度的实施,还在客观上抑制和阻碍了高利贷分子趁灾荒之年向灾民发放高利贷、增加灾民负担的不法行为,是灾民增加了对官府信赖力,更重要的是,借贷制度的持续推行及具体实践,还达到了社会道德的示范及传承等积极作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建构与延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再次,塑造了灾民积极自救自助的传统行为及积极心态。官府的灾赈措施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需要激发灾民积极进行生产自救的集体行为,才是灾赈之道,也是灾区经济恢复最根本的办法,“民无种谷,将来之口粮,何从取给?赈之固不胜其赈,而所赈之米粟并且难支,为民务本计者,肯恝然乎?”只有农业生产顺利进行,赋税才有所出,统治基础才能稳固,“有可耕之民,无可耕之具,饥馁何从得食,租税何从得有也”。(96)

   因此,促进灾民自救是灾赈制度最合理、向上的社会目的。清前期的借贷措施无疑增强了灾民再生产的能力,给了灾民积极自救的基础及物资保障,是塑造灾民奋发自救、自强互助等传统文化心态的良性制度,值得当代防灾减灾制度建设者资鉴。

   制度建设是个来源于实践、又回归实践承受检验的过程,清代的农耕借贷是中国灾区传统农业社会恢复及重建过程中成效最好的官赈制度,尤其借贷利息的减免或豁免制度,进一步减轻了灾民的负担,援助了缺乏农业恢复条件的灾民,迅速重建灾区正常的经济秩序,稳定了区域统治秩序。有借有还的借贷实践,在客观上塑造了民众的诚信行为,激发了灾民生产自救自助的能力。灾荒借贷中的官员问责制,使借贷双方都受到制度的制约,既使官员受到监督,也约束了借贷灾民,官民间的相互监督,不仅促进了借贷制度的深入发展,也在客观上推动了官民诚信行为的养成。

   但任何制度的推行都存在利弊的两面性。清代灾赈借贷制度的建设及成效,确实达到了中国传统灾赈借贷制度的巅峰,人性化的温情特点在制度实施中随处可见。但制度在执行中难逃利弊均现的桎梏,不同类型的灾赈制度及其影响层面是多维的,制度与效应不一定完全吻合。清代借贷制度不一定完全能达到统治者灾赈的初衷,也存在灾情畸轻畸重地区灾民借贷不均的状况,借贷中也存在腐败及诸多失信行为,制度在一些地区存在不能落实或是徒有虚文的情况,但良性、诚信的行为占大多数,制度在帝国境内的大部分地区都能顺利实施,其对社会诚信道德的影响是正向的;在传统专制社会下,借贷制度的实施无疑对传统文化及社会心态、公众行为的塑造起到积极、进步的影响,社会需要相对稳定的制度,这是规范社会良性行为的基础约束力,是社会秩序正常运转及人类文明维系的基本保障,具有显而易见的多维性特点。清前期的借贷制度及其实践与社会效应,是中国传统官赈制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多维性特点最凸显的制度,其间的时代及地区差异性也将成为学界孜孜探求的动力及源泉。

   ①参见毕波:《清代前期民间借贷主体的法律规制》,《兰台世界》2014年第15期;周翔鹤:《清代台湾民间抵押借贷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柏桦、刘立松:《清代的借贷与规制“违禁取利”研究》,《南开经济研究》2009年第2期;陈志武、林展、彭凯翔:《民间借贷中的暴力冲突:清代债务命案研究》,《经济研究》2014年第9期。近年也有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如杨贞:《清代前期民间借贷法律研究》,河北大学,2011年;顾玉乔:《清代以来徽州乡村民间借贷研究——以〈徽州文书〉中收录的收借条为中心》,安徽大学,2014年;徐钰:《清至民国时期清水江流域民间借贷活动研究——以〈天柱文书〉为中心》,贵州大学,2016年。

   ②邓拓:《中国救荒史》第三编《历代救荒政策之实施》(影印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396页。

   ③杨景仁:《筹济篇》卷一二《借贷发赈》,见李文海、夏明方主编:《中国荒政全书》第二辑第四卷,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87页。

   ④杨景仁:《筹济篇》卷一二《借贷发赈》,见《中国荒政全书》第二辑第四卷,第193页。

   ⑤陆曾禹:《钦定康济录》卷三下《临事之政》,见《中国荒政全书》第二辑第一卷,第374页。

   ⑥邓拓:《中国救荒史》第三编《历代救荒政策之实施》,第396页。

   ⑦《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八)卷六一五,乾隆二十五年六月下,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21页。

   ⑧邓拓:《中国救荒史》第三编《历代救荒政策之实施》,第396页。

   ⑨杨景仁:《筹济篇》卷一二《借贷发赈》,见《中国荒政全书》第二辑第四卷,第187页。

   ⑩陆曾禹:《钦定康济录》卷三下《临事之政》,见《中国荒政全书》第二辑第一卷,第377页。

   (11)杨景仁:《筹济篇》卷一二《借贷发赈》,见《中国荒政全书》第二辑第四卷,第187页。

   (12)《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四)卷二五五,乾隆十年十二月下,第310页。

   (13)《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四)卷二八四,乾隆十二年二月上,第700页。

   (14)参见周琼:《清代赈灾制度的外化研究——以乾隆朝“勘不成灾”制度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15)《大清会典事例·户部二》卷一九三《户部》四二《积储五·义仓积储》(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215页。

   (16)《大清会典事例·户部三》卷二七六《户部》一二五《蠲恤一二·货粟一》,第175-176页。

   (17)《大清会典事例·户部三》卷二七六《户部》一二五《蠲恤一二·货粟一》,第176页。

   (18)《大清会典事例·户部三》卷二七六《户部》一二五《蠲恤一二·货粟一》,第176页。

   (19)《大清会典事例·户部三》卷二七六《户部》一二五《蠲恤一二·货粟一》,第176页。《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一)卷四四,乾隆二年六月上记:“谕总理事务王大臣:朕闻各省出借仓谷,于秋后还项时,有每石加息谷一斗之例。朕思,借谷各有不同,如地方本非歉岁,祗因春月青黄不接。民间循例借领,出陈易新,则应照例加息。若值歉收之年,其乏食贫民,国家方赈恤抚绥之不遑。所有借领仓粮之人,非平时贷谷者可比,至秋后还仓时,止应完纳正谷,不应令其加息。将此永着为例,各省一体遵行。该督抚仍当严饬有司,体恤民隐,平斛收量,毋得多取颗粒。如有浮加斛面,额外多收,及胥吏苛索等弊,着该督抚严惩治罪。”

   (20)万维翰:《荒政琐言·出借》,见《中国荒政全书》第二辑第一卷,第4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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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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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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