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什么是历史社会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74 次 更新时间:2019-11-27 21:57:24

进入专题: 历史社会学   问题意识   民族国家  

赵鼎新 (进入专栏)  
笔者的《儒法国家:一个中国历史的新理论》虽然从西周和春秋战国开始讲起,但是它的核心议题仍然是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产生的原因和后果。笔者从西周和春秋战国开始来分析中国历史的形态,其目的就是想通过各种证据和有力的分析来表明,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体制和制度在西周已经有雏形了,到战国已经有很大的发展,而到了汉武帝时代就差不多定型成了所谓的“儒法国家”。之后中国虽然有很多变化,但这些变化最终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儒法国家”体制的一些基本特征:一个发达的官僚体制、君主和文官的紧密联盟、高度的精英文化认同、对外族的巨大同化压力,以及在商人地位低下这一事实下产生的发达的商品经济。这些特征给了中国一个很强的韧劲,但是也正是由于这些特征,中国完全没有可能朝着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方向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的加州学派的主要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

  

   下面笔者再举另外一些例子,这些研究似乎与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产生关系不大,但是实际上联系却十分紧密。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关注的是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产生之后各主要国家在政治体制上走出的三条不同道路(即议会民主制、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以及走上这些道路的原因。伟大的人类学家沃尔夫(Eric Wolf)虽然研究的是农民革命,但是其核心问题却是现代化给传统农业国家带来的三大灾害性后果:文化危机、人口危机和生态危机。包括中国人民大学之前请过来做演讲的米格代尔(Joel Migdal)他的《强社会与弱国家》一书很著名。米格代尔为什么对弱国家感兴趣?这背后最大的原因就是大量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国家建构和传统认同感建构方面与西方国家和传统文明国家地区相比有明显的差距,这就使得这些地区国家在民族国家建构方面有很大的滞后,而这一滞后导致了这些地区的国家力量微弱,完全无法领导各自的国家朝着成功的工业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发展。

  

   为什么“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产生的原因和后果”会成为历史社会学在实质上的唯一问题意识?原因其实很简单: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几乎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全部现实。我们目前所面对的任何重大的社会现实,包括工业化、全球化、城市化、世俗化、科技的快速发展和信息化社会的来临、人均寿命的大幅度提高、普通人的生存自由度和尊严在多个面向上的提高、个人主义文化的发展和民主化、妇女地位的上升等均可以说是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发展所产生的后果。我们所面临的另一类现实,或者说是一些负面的和对人类生存具有严重挑战性的现实,比如生态危机、能源危机、食品危机、族群清洗、世界大战、全权国家、毒品和大规模杀伤武器的生产和扩散、恐怖主义等,也都可以说是随着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发展而产生的后果。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出现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所经历的最不可逆或者说最具有后果性的事件。这就是为什么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出现成了历史社会学的核心议题,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中最为重要的经验议题和哲学问题。凡是试图对这两个相关历史事件的产生原因和后果做出分析的学者实际上所面临的并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经验科学问题,而是一个历史哲学(philosophy of history)问题。

  

四、美国的“第三代”历史社会学研究


   近年来有美国学者提出“第三代历史社会学”这一概念,笔者个人认为这是美国历史社会学走向了误区的表现。在方法论上推崇所谓的第三代历史社会学的学者其实是在走弯路,具体表现为以下四点:政治正确议题导向、视角前定、不懂权力、不懂机制。

  

   第三代历史社会学家一般会对具有政治正确性的议题和视角更感兴趣。他们批判老一辈的历史社会学家采取了欧洲中心主义视角。他们鼓吹以边缘(而非中心),以生物(而非人类),乃至以地球外(而非地球)作为看问题的出发点(似乎他们知道植物、动物和“地球外”是怎么“看”问题的)。这些研究新议题和新视角除了炒作之外,其内容却既贫乏又偏颇。笔者并不是说在“第三代历史社会学”这一帽子下的研究都没有意义,而是说,在这一视角下,大量研究者都不会从社会行动者手中有着多大的资源和权力,以及这些行动者的行动又借助什么样的机制和受到什么样的机制的局限等视角出发来研究历史。以下举一个例子。

  

   传统的研究美帝国和英帝国的学者往往会强调美国和英国国内的政治,或者一些最为主要的殖民地的政治(比如印度政治)对美国或者英帝国政治的影响,但是现在却有学者从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小国的视角来研究美国和英帝国政治,似乎就是想强调这些地方的政治产生了某种蝴蝶效应,以非常明显的方式影响着美国和英国的本土政治。这位学者还提出了如下观点:美国警察在20世纪初迈入了军事化(指的是组织模式、管理和训练方式以及对待社会抗争所采取的手段)是因为一位美国驻菲律宾的海军陆战队军官退伍后进入了伯克利警察局,并且把军队的一套带入了美国警察系统。提出这个观点的学者难道没有想过:当时的美国只有伯克利警察局聘用退伍军人吗?警察在20世纪的军事化发展不但发生在伯克利和美国,而且发生在整个世界。难道这些变化都是因为一个驻扎在菲律宾的军官退役所致吗?讲难听点,这类“牵一发而动全身”式的观点就是投机取巧,而讲得好听点就是研究者对于社会行动者手中权力的大小和性质完全没有考量。菲律宾和马来西亚这些在美、英帝国统治地区中的人口构成、经济和地缘政治中都处于非常次要位置的殖民地对于美国和英国的本土政治到底会有多大影响?一些处于帝国边缘的行动者的手中到底有多大的权力和资源?这些问题完全不在这些研究者的考量范围。

  

五、历史社会学的两个核心方法论问题


   (一)  单因还是多因,以及因子之间的关系

  

   这个议题的核心就是历史发展是由单个因子还是多个因子来决定的。19世纪的不少社会学家都认为历史的背后有一种最为重要的动力,这个动力可以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类竞争(斯宾塞),可以是经济和物质生产(马克思),也可以是政治和战争等因素。这里不是说强调单因子历史观的学者会完全忽视其他因子的作用,但是这些学者一般会认为其他因子都具有从属性。比如,对于一位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来说,国家就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但是对于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来说,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因为他们知道国家阶级性的强弱在历史上是一个变量,可强也可弱。并且,当一个国家的精英集团有着很大的自主性的时候,统治者在面对危机时甚至会牺牲某些处于精英地位的阶级的利益而做出重大的变革。但是一般来说,只要一个学者自认为还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就很难把国家作为一个独立力量、将国家精英作为一个独立的行动者来分析问题。比如,多年前有两位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军人物[一位名叫普兰查斯(Nicos Polantzas),一位名叫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有一场著名的辩论。辩论的核心就是国家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有自主性。普兰查斯当时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被反复引用的句子“in the final instance”,意思就是国家虽然有很大的自主性,但它最终还是为某一特定的统治阶级服务的。但是如果你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比如说你是个韦伯主义者(Weberian),那么你就会认为此类辩论意义不大,因为历史本来就是由多因子决定的。

  

   韦伯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韦伯的不少工作都是在和马克思进行对话。韦伯主义者认为历史是由多个因素推动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有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包括宗教)力量。在这个基础上,曼又加了军事力量。比如,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认为宗教是麻醉劳动人民的工具,宗教教义反映的是某种以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并且他会相信,宗教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会逐渐走向消亡。但是对于一个韦伯主义者来说,宗教既麻醉了平民百姓,也建构了国家精英和宗教精英之间的关系并形塑了他们的行为方式。宗教的教义虽然反映了其起源时代的某种社会结构(不见得仅仅是经济结构),但是围绕着某一宗教所形成的一些最为重要的教义和制度性特征(比如基督教的零和扩张特征),也不是随着社会的变化就能随便做出变化的。简单讲就是,今天的基督教与形成时代的基督教在不少方面仍然保留着很大相近性,并且基督教与其他宗教(比如佛教)是有根本性的不同的。最后,宗教也不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消亡,因为高度丰富的物质并不能解决人类生存的一个最为根本性的条件:对于死亡的恐惧和对于死亡之后生命意义的追求。

  

   但是同样是多因论学者,他们对不同因子的重要性的理解也是有很大不同的。如果我们看韦伯的著作,我们会觉得在他的分析中意识形态(宗教)力量总是起着关键作用。如果我们去看蒂利的作品我们会发觉他强调了经济、军事和政治(国家)这二个力量的作用,而基本不谈意识形态(宗教)力量的作用。如果我们看曼的著作我们会看到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宗教)和军事力量在他的分析中都有重要性,并且它们的重要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在给定的时空中会有较为稳定的形态,但是这些形态也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但是如果读者仔细读笔者的著作你们可能会发觉笔者的分析强调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宗教)和军事力量的重要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在给定的时空中会有较高的稳定性和随着时代改变的可改变性。但是笔者的分析同时也强调了形塑历史进程最为重要的力量是意识形态(软实力)和政治(硬实力)这两个力量的组合形式。这就是为什么笔者最近著作的书名是《儒法国家》。

  

   曼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者,超过他很不容易。最初笔者在他的理论中找出些毛病,但是都是些对他的理论框架没有根本性影响的问题(比如曼过度强调了国家渗透力硬件,而忽视了国家渗透力软件的作用)。在一本伟大的著作里面找一些误区和缺点是很容易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形成明显的超越。就笔者本人来说,直到多年后才在曼理论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出了一套与曼理论有明显不同的历史变迁理论体系,它与曼理论的主要不同点在于:(1)把竞争(而不是曼所强调的社会权力的各种功能)引入了历史变迁理论的核心;(2)把笛卡尔的解析几何方法和韦伯的理想型方法结合了起来,使韦伯的理想型方法不再局限于社会解读,并且同时救活了被广泛认为已经是死去了的笛卡尔方法;(3)从理想状态的经济力量、政治力量、意识形态(宗教)理论和军事力量出发来演绎每一个理想状态社会力量背后所蕴藏着的各种结构性机制,并且得出了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力量的性质及其组合方式是形塑历史形态最为重要的因素;(4)强调各种因子的重要性以及组合方式还受到 “道家循环时间”的调节,即对于任何性质的社会组织、思想和制度,随着它们变得强大,削弱它们力量的社会机制也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直到这一步,笔者才敢说自己也许超越了曼。当然也许根本就没有超越,而是走向了某一误区。这也是有可能的。

  

像蒂利和曼这样的学者的知识面和学术能力都是很难超越的。笔者认为自己在许多方面与他们的差距还是非常明显的。如果说笔者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有自己的特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赵鼎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历史社会学   问题意识   民族国家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社会思想与理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9201.html
文章来源:《中国政治学》2019年第2辑

3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