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晴佳:记忆研究和政治史的复兴:当代史学发展的一个悖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6 次 更新时间:2019-11-27 19:5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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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晴佳  

  

   历史记忆研究的开展,本来是对近代史学注重政治史这一传统的反叛。但近年来的记忆研究,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政治史研究的复兴和回归。本文试图揭示记忆研究与政治史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甚至是近似于悖论的关系,以期引起史学界同仁的重视。应该指出,这个问题已经有学者予以关注。比如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阿伦·康菲诺教授,他在近年出版的《牛津史学史》的第五卷中撰写了“历史记忆”(History and Memory) 一章,并在《美国历史评论》上参与了对相关问题的讨论。1不过阿伦·康菲诺只是指出了记忆研究与政治史的关系,并未进行较为深入的论述。本文试图从史学史背景出发来做更多的分析和说明。

  

一、从兰克到兰克学派


   从史学史角度切入的话,我们需要从德国近代史家列奥波德·冯·兰克讲起。兰克本人的史学与他的追随者的史学之间的关系值得重视。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在1962年写的一篇题为《美国与德国历史中的兰克形象》的文章中指出,兰克其实并不像美国史家赫伯特·亚当斯 (H. B. Adams) 描绘的那样,是一个冷冰冰的、只讲史料批判的人。2亚当斯当时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建立了博士点,是美国史学走向职业化的一个标志。在一定的意义上,伊格尔斯的这篇文章可以说具有重要价值,比他当时在《美国历史评论》和《近代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更重要,后来也一直被人们引用,并在发表的翌年被何兆武先生译成了中文,发表于《历史译丛》。

  

   伊格尔斯这篇文章的贡献在于指出了兰克史学影响的变化,即指出了兰克本人的史学与他的追随者、那些组成兰克学派的学者的史学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当然,这并不是否认兰克对批判史学的贡献。兰克对近现代史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他用力最深的,即宣扬和强调民族国家的关键作用,并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来考察、研究历史。兰克一生写作了多部民族-国家历史。第二个方面是他所采用的研讨班(seminar)教学方法,把历史教学变成一个工作坊,与学生们一道讨论各种历史问题。第三个方面是提倡使用档案史料,由此把政治史变成一个格外重要的研究领域。1986年,即兰克逝世100周年之际,美国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亦译锡拉丘斯大学)召开了一个纪念会。之所以召开这样一个会议是因为该校在兰克逝世之后购买了他的私人藏书,包括他的书桌,建立了一个特藏室,由此使该校成为兰克研究的一个中心。这个纪念会由伊格尔斯与雪城大学的詹姆士·鲍威尔 (James Powell) 共同组织。剑桥大学的彼得·伯克教授向这次会议提交了一篇论文,题目如果直译的话是《兰克:这个反动派》;如果译得不那么直白的话,就是《兰克:这个反潮流者》。伯克的意思是说在兰克之前的18世纪的历史学以伏尔泰的论著为标志,代表的是一种文化史的潮流,但兰克更重视民族-国家史,他写作了多部政治史,由此而大大压缩了历史研究的范围。3兰克重视民族-国家,这本身就代表了他的一种历史观、或者说是历史哲学。兰克的历史观将民族国家的发展视为近代历史的主线。研究兰克,一定要注意他的这个思想。换句话说,兰克有明确的历史观,并不仅仅是重视考据史料。

  

   前面提到,兰克强调的第三个方面是强调使用档案史料。这个方面不但同他写作民族-国家史互为表里,而且也迎合了当时欧洲各国进行国家建设的趋向。兰克出生于1795年,1790年法国建立了欧洲第一个国家档案馆,随后其他国家也纷纷建立了各自的国家档案馆。档案馆的建立同兰克提倡民族国家史或者国别史的研究形成了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因为写作民族国家的历史,一般会倾向利用政府的档案。但是,当这种做法成为传统之后,却造成了一个不良的后果,即史家被大量的史料所淹没。兰克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在其成名作《拉丁和日耳曼民族史》的附录《近代史家批评》的“第二版附注”中指出:

  

   档案资料开始变得丰富完备,新发现的史料不断涌现。尤其是各国之间的公使交往和外交关系备忘录,数量与日俱增,内容越来越丰富,而其规模已经膨胀到这样一种程度:对于个人来说,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根本没有可能把它们悉数占有,充分利用。4

  

   由此可见,兰克已经认识到,史料过多会成为一个潜在的问题。但他没有注意到的另一个问题是:档案的完备使得兰克学派的史家基本上以政治、外交、军事史的研究为主,因为档案馆里这类史料最多。同兰克相比,这些史家并没有在历史观上形成自己的独特观点。他们认同兰克的下述观点,即民族国家的兴起和相互之间的竞争是世界近代史的主线。所以,兰克的弟子们不用去思考历史观问题,他们需要做的就是遵行兰克所倡导的“如实直书”,将民族国家的兴起如何主导世界历史的进程详细地描述出来。他们研究的人物基本上都是民族国家历史发展中,或者民族化运动中的一些领袖和英雄,也就是对这一过程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

  

   对于兰克学派的史家而言,他们不但没有历史观,而且也不用去思考“为什么”的问题。5他们认同兰克的历史观,认为民族国家在近代的兴起值得大书特书。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仔细阅读相关的史料,然后把它们整理出来。而且由于档案馆的建立和使用,这类史料非常之多。

  

   在国家档案馆建立之后,有关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的史料搜集得十分详尽,让人目不暇接。比如,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开始,政府开始收集、出版《总统文献》(Presidential Papers),一直到今天。这些《总统文献》使用良好的薄纸印刷,开本是一般书的两倍,现在这些文献也开始进行电子化和数字化。西奥多·罗斯福的《总统文献》是两大卷,而到比尔·克林顿和巴拉克·奥巴马总统时,变成二十多卷。这样便产生了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影响到兰克学派史家的研究和写作。对于他们来说,研究政治史必然要研究重要的政治人物。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去研究。这些政治人物在国家档案馆里保存了大量的史料,学者个人可能穷其一生都无法读完相关文献。而且,仅仅掌握这些档案远远不够,因为它们只是涉及了总统政治生涯的一些方面而已。因为精力有限,史家往往会选择一些史料来展示这些政治人物的某些方面,而忽视其他史料所记载的事迹。这样一来,政治史、外交史、军事史的视域就会变得特别的狭隘。

  

二、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兰克学派的上述做法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评,如思想家弗里德里希·尼采就是其中特别出名的一位,他写有《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指出这类历史研究形同槁木,毫无生气。但在史学界内部,兰克学派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所以尽管莱比锡大学的卡尔·兰普勒希特 (Karl Lamprecht, 1856—1915)对兰克的史学传统提出批评,还引发了所谓的“史学方法的争论”(Methodenstreit),但没有改变兰克学派在德国史学界的统治地位。6

  

   但如果从国际史学发展来看,卡尔·兰普勒希特对兰克学派的挑战还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这里需要重申的是,必须把兰克史学与兰克学派的史学加以区别。兰克具有宏观的历史观念,而兰克学派的史家由于上述技术层面的原因,再加上他们教条地贯彻“如实直书”的理念,使得他们的治史路径十分狭隘,引起了人们的不满。这些不满的背后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少社会科学学科兴起和建立,像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都是在这个时期成为独立学科的,由此,学术界出现了一种趋向社会科学化的现象。而卡尔·兰普勒希特对兰克学派的挑战正是借助了社会科学的发展。他是一个兴趣特别广泛的学者,涉猎了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方面的知识,用以考察和解释历史的发展。1904年兰普勒希特受邀去美国的圣路易斯参加“历史学与科学”会议,并在会上做发言。之后他应邀去哥伦比亚大学做了一个系列讲座,主题就叫“什么叫历史”(Was ist Geschichte?/What Is History?)。兰普勒希特的讲座很快就出了英文版。7应该说,美国“新史学”学派的兴起是受到兰普勒希特史学影响的,它代表了美国史学走向社会科学化的趋向。詹姆士·罗宾逊《新史学》的宗旨,就是希望能突破狭隘的政治史,这与兰普勒希特的目标异曲同工。从这一点来看,兰普勒希特对兰克史学的挑战在国际史学界显然是成功的。

  

   最近,笔者撰文强调调博古学研究 (antiquarianism) 的重要性,而且这种重要的研究一直延续到18世纪,但在兰克学派兴起之后便逐渐中止了。所谓博古研究,就是实物史料与文献史料相互参证,而且以前者为主。8我们认为,理解博古学有助于理解历史研究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如果以中国现代史学为例,那么胡适、顾颉刚的“疑古”显然十分重要,其目的是批判传统的文献史料。而傅斯年则更进一步,原因就在于傅斯年受过多学科的训练。具体而言,傅斯年到欧洲留学的时候,在德国受到古典学(Altertumswissenschaft)的训练。根据台湾学者王汎森的研究,傅斯年在德国的时候,或许没有受到兰克学派太多的影响,因为他直到1941年才购买兰克的书。不过,傅斯年购买了《古典学导论》,现藏于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的档案馆。9该书有四卷,傅斯年比较认真地读了第一卷,用英文在上面做了一些眉批,了解了古典学的研究路径。古典学的研究采用了多学科的方法,像考古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等。笔者认为,古典学承继了博古学的传统,对实物史料和文献史料同样重视。由此可见,彼得·伯克之所以把兰克说成一个“反动派”,就是因为他把文艺复兴以来的那种综合多学科的研究传统一下子狭隘化了。

  

三、年鉴学派对史学的改造


归根结底,用不用档案史料、怎么利用史料,反映出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如何看待历史,而这是关涉历史观的问题。如果你认为是政治家、外交家和军事家主导了历史,那么当然要研究他们,使用有关他们的史料;但如果你认为历史的运行还有其他人在发挥作用,那就需要扩大史料的范围。说到历史观的改变和记忆研究的兴起,就一定要提年鉴学派。这个学派是前面所说的国际学术界社会科学化潮流的产物。它以《年鉴》杂志为核心,团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史家。而《年鉴》杂志的创办是受到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 1858—1917)的影响的。涂尔干在1898年创办了《社会学年鉴》(L'Année Sociologique)杂志。1900年比利时的亨利·贝尔(Henri Berr, 1863—1954)主编了《历史综合评论》(Revue de synthèse),其主旨是综合各门学科的方法来从事对人类社会和历史的研究。《年鉴》杂志的全名是《经济和社会史年鉴》 (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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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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