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达:历史合力与中国的道路选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1 次 更新时间:2019-11-25 20:4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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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达  

  

   ●历史从来不是独角戏,是多种因素的合力。在近代中国的道路选择中存在各种因素,包括各种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不同的政党和不同的政治主张与方案。道路的正确选择是多种力量的角力和斗争的结果。

   ●如果没有内在动力,任何外来力量都不可能改变中国。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仅归之为挑战和应战的外在动力论是不正确的。

   ●历史的发展会有曲折和挫折,当然也会有跳跃。挫折往往是跳跃前的下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这种曲折后的一次飞跃。

   ●“国强必霸”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丛林法则,而“和平发展”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法则。翻开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翻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著作可以看到,从来就没有任何向外扩张的理论,没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理论。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之路、建设之路,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代以来最辉煌灿烂的篇章。这是一段包含着丰富历史智慧和现实经验的雄伟壮丽的历史,是记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道路探索和英勇奋斗的历史,是百年浮云遮蔽的东方大国的灿烂日出。这段历史无比丰富,可以从不同历史视角进行解读。

  

   1.重视道路选择的合力研究

  

   历史从来不是独角戏,是多种因素的合力。在近代中国的道路选择中存在各种因素,包括各种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不同的政党和不同的政治主张与方案。道路的正确选择是多种力量的角力和斗争的结果。

   对于一个国家发展道路的历史合力来说,内因是主要的。内因既有历史因素又有现实因素。历史因素是中国自身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说:“中国有着5000多年连续发展的文明史,观察历史的中国是观察当代的中国的一个重要角度。不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尤其是不了解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和文化,就很难全面把握当代中国的社会状况,很难全面把握当代中国人民的抱负和梦想,很难全面把握中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

   我们要重视历史和文化传统,但更要重视现实因素。在现实因素中有三大因素决不能忘记:一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及其杰出代表,既是合力形成的参与者又是历史多种可能性中进行关键选择的决策者;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及其中国化,克服了盲目复古和全盘西化等错误主张;三是近代以来,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对改变国家积贫积弱面貌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以及无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流血牺牲的烈士。这是政党的力量,理论的力量,人民的力量。

   我们也要重视外在因素所起的合力作用。俄国是中国的近邻,十月革命对中国的道路选择具有最直接而又至关重要的影响。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如果没有内在动力,任何外来力量都不可能改变中国。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仅归之为挑战和应战的外在动力论是不正确的。没有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没有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无数英雄们的流血牺牲,就没有新中国,也没有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中国近现代史。在主体选择因素中,我们应该高度重视贯穿其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理想信念,重视民族耻辱感所起的作用,这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没有爱国主义热情和理想信念就不可能凝聚起人民的力量;没有民族耻辱感就不会激起为民族复兴而奋斗、流血,甚至前仆后继的牺牲。马克思非常重视一个民族的耻辱感。他说过:“耻辱就是一种内向的愤怒。如果整个国家真正感到了耻辱,那它就会像一只蜷伏下来的狮子,准备向前扑去。”曾经被喻为睡狮的中国,终于在各种历史合力作用下猛醒过来。

   我们不能忘记千千万万死去的烈士。“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荆轲只是一个激于义愤和感知遇之恩的游侠,而成千上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牺牲的烈士们,不是古代的游侠,而是用民族复兴的使命武装起来的现代革命者。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就是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以及自鸦片战争以来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告诉我们,中国的道路来之不易,我们要加倍珍惜。

   研究中国的道路选择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并清楚认识到,对近代历史起作用的各种因素包括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等。只有在比较鉴别中,我们才能懂得为什么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方向,为什么必须重视中国历史和优秀文化传统,为什么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发挥人民作为历史主体的作用,为什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并在全党进行主题教育,就是要全党,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不要忘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不要忘记为这条道路战斗和牺牲的英雄们。无论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还是为改革作出贡献的人们,都是我们民族的脊梁。

  

   2.历史合力下中国的道路选择

  

   在人类历史上,迄至十月革命开辟社会主义制度之前,资本主义社会曾经是最进步的社会形态,给人类带来了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新的科学技术和不同于封建专制制度的现代国家政权。资本主义力图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出一个新世界。那么,为什么中国没有选择和不可能选择资本主义,而是最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呢?

   西方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发祥地。虽然从历史来看,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长期远远落后于中国,但首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却是一些西方国家。当西方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中国正处在封建社会由强而弱、由盛转衰、由衰到败的时期。从明代中叶开始,西方一些耶稣会教士在华传教时曾带来一些西方的科学技术,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对西方科学技术也表现了一定兴趣,但终究只是为了个人消费和好奇,而没有成为国家政策。中国仍然挟几千年发展的成果而以天朝上国自居。当时没有对科学技术产生需要的社会化大生产,整个社会占主导的仍然是农业生产方式。虽然《清明上河图》显示出宋代城市经济发展的繁华景象,虽然明代中叶以后江南地区商品经济也很发达,但经济构成仍然是农业和手工业产品,或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茶和盐,而非工业品。康熙乾隆时期的繁荣已经是满清帝国的黄昏。此后日益像《红楼梦》后四十回描写的荣宁二府,露出后半世的光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当政者没有危机感。中国封建社会自身的没落、人们思想守旧、政治腐败的内在因素,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向外扩张结合形成的历史合力,完全阻断了中国社会缓慢自发地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时机和可能性。无论是变法维新,还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及各种改良主义方案,都无法挽救中国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命运。

   在自己国内貌似文明的资本主义,在海外表现得极其野蛮。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和向世界的扩张与殖民,使其他国家逐步变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中国也没有逃脱这个命运。资本主义向外殖民和入侵往往以传播文明与开展贸易为先导,或以传播上帝福音为掩护,其发家史并不光彩,伴随的是军事入侵的炮舰政策,以及敲骨吸髓的不平等条约。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中,发达与落后、强与弱的国际关系在进行重组。

   历史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世界卷入资本主义体系的过程,是以资本和廉价商品征服落后国家的过程,也是血与火的殖民过程。但资本主义在掠夺别国财富、富足自己的同时,也促进了被压迫民族的觉醒和反抗,播下了革命的火种。马克思恩格斯在有关中国的论文中对此有过极其深刻而有预见性的判断。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写道:“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世,安于现状,人为隔绝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并且预言:“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清王朝的腐败,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觉醒、人民的反抗——这种合力的作用,既注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又激起人们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探索。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历史上杰出的革命人物和思想家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由此产生了新的合力运动。这种合力,已经不再是腐朽的清王朝和种种守旧力量与西方帝国主义入侵者的合力,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为新的历史主体的一方,与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为另一方进行斗争而构成的新合力。中国既已出现新的历史主体,就必然出现新的道路的探索。

   一是革命之路——农村包围城市。“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1925年秋,毛泽东同志独自在长沙橘子洲头,眺望着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岳麓山;俯视着漫江碧透、百舸争流的湘江;头顶上是鹰击长空,脚边是鱼翔浅底。看着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壮丽景色,发出了“谁主沉浮”的疑问,这是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之问。

   中国共产党1921年已经成立了,走革命之路已经决定,但具体的道路如何走,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武装起义的方式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是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城市反动统治势力相对雄厚的国家。农村天地宽广,统治薄弱,尤其是军阀混战,省界之间“三不管”的地方不少。毛泽东同志带领队伍上井冈山,从此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不仅符合中国国情,也符合中国农民革命的传统。中国农民革命都是开始于农村。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进行了二十八年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在历史发展中,革命往往是新制度的助产士。资产阶级革命如此,无产阶级革命更是如此。如何看待革命,是一个人政治价值观的集中表现。马克思恩格斯肯定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肯定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进步性。但是以启蒙思想家的自由、平等、博爱为理想的法国大革命,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自由、平等、博爱。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这样描述:“这个理性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王国、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坚持朝前看,承认资产阶级曾经起过的积极作用,但也明确指出资产阶级革命的弱点,他们明确号召:“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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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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