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走出欧洲中心论:真实的世界史与全球史的展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3 次 更新时间:2019-11-24 21:4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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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  

  

   在迄今为止的一段时间里,“西方”是把世界其他地区的大部分都归到“东方学”的名下来认识的。“西方”(West)和“其他地区”(Rest)的对偶概念出自亨廷顿(1993, 1994)。西方世界到处都有“东方”研究及其机构。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爱德华·赛义德在1978年发表的著作《东方学》中对这种西方意识形态的表现做了鞭辟入里的出色分析。他指出,西方为了显示自称的独特性而竭力与世界其他地区划清界限。他揭示了东方学在这种运作中所起的作用。萨米尔·阿明在1989年发表的《欧洲中心论》中也揭露了这种运作。马丁·伯纳尔在《黑色的雅典娜》(1987年)一书中指出,作为19世纪欧洲殖民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欧洲人发明了一个所谓起源于“民主”的希腊的纯粹欧洲传统的历史神话,其实希腊也实行奴隶制和性别歧视。但是,伯纳尔的观点却被人用于论证非洲中心论(Asante 1987),这显然是与伯纳尔本人的宗旨背道而驰的。实际上,雅典文化更多地来源于小亚细亚、波斯、中亚以及亚洲其他地区,而不是埃及和努比亚。我们可以调和一下说,这些来源过去和现在都主要是“非—亚”文化。但是,欧洲的“根源”当然绝不局限于希腊和罗马(也不局限于在它们之前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欧洲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的整个非洲—欧亚。另外,正如本书将要证明的,在19世纪发明和传播“欧洲中心观念”以前的近代早期,欧洲依然依赖于亚洲。

  

   这种欧洲中心观念包含着若干支脉。有些支脉特别受惠于卡尔·马克思和沃纳·桑巴特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家,另外有些支脉则受惠于埃米尔·涂尔干、乔治·齐美尔和马克斯·韦伯这样的社会学家。韦伯则是最精心致力于欧洲中心论的集大成者。所有的证据都被用于解释“欧洲的奇迹”——这正是埃里克·琼斯的著作标题(1981)。但是,琼斯的著作不过是冰山露出的一角。从马克思和韦伯到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和阿诺德·汤因比,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是美国的全部西方社会科学和历史学,几乎都捍卫所谓的西方特殊论。

  

   这种欧洲中心“理论”主要被应用于和滥用于伊斯兰世界,但是也同样不分青红皂白地运用到“东方”各个地区:

  

   这种综合病症是由几个基本论点构成的:(1)社会发展起因于社会内在的特点;(2)社会的历史发展或者是进化过程,或者是逐渐的衰落。东方学的学者根据这些论点建立了西方社会的二元理想形态,认为西方社会的本质是在动态进程中展开,向民主的工业制度前进。……(特纳,1986: 81)

  

   但是,正如伊斯兰文化研究者和世界史专家马歇尔·霍奇森所说:

  

   我所看到的情况是,一旦人们对其他社会的了解也像对西方的了解那样充分,所有挖掘西方世界前现代时期的新萌芽特征的努力都会在严密的历史分析下破产。这也同样适用于马克斯·韦伯这位大师。因为他试图证明,西方在传统上具有一种合理性与能动性的独特结合。(霍奇森,1993: 86)

  

   霍奇森(1993)和布劳特(1992, 1993a, 1997)把这种学术嘲讽地称作“井底历史”,是坐井观天,只看到“独特的”欧洲的内部原因和后果,而看不到欧洲之外的世界对现代欧洲和世界历史的贡献。但是,正如布劳特指出的,在1492年或1500年那个时候,欧洲对于亚洲和非洲毫无优势可言,各地根本没有什么各不相同的“生产方式”。在1500年以及更晚一些时候,根本谈不到三个多世纪后欧洲或其“资本主义”的胜利。在霍奇森看来,16—17世纪经济、科学和理性的“技术主义”的发展,是以后的重大“嬗变”的基础,但是他认为,这种发展是建立在世界范围的基础上,而不仅仅是欧洲自己的事情,甚至不是欧洲特有的情况。

  

   在19世纪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兴起之前,至少欧洲人和阿拉伯人曾有一种更广阔的全球视野。例如,突尼斯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1332-1406)就将过去以及当时的“各国财富”作了估量和比较:

  

   我们可以用东部地区,如埃及、叙利亚、印度和中国,以及地中海以北整个地区作为例子。当它们的文明发展时,它们居民的财富就增加,它们的王朝就变得强大。它们的城镇和居民点也越来越多,它们的商业和设施也得到改善。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马格里布的穆斯林社会来的基督教国家的商人的情况。他们的兴旺和富有简直无法用笔墨描述出来。我们见到的和听到的来自东方的商人也是如此。来自非阿拉伯人的伊拉克、印度和中国等国的远东商人更是如此。我们不断听到旅游者讲述有关他们的财富和繁荣的惊人故事。人们通常对这些故事将信将疑。(Ibn khaldun, 1967: 279)

  

   甚至到了18世纪,法国最博学的中国事务专栏作家杜哈尔德(Du Halde)神甫(他从未离开过巴黎,而是利用耶稣会和其他人的游记与翻译作品作为资料)还这样写道:

  

   (在中国)各省的富饶特产以及通过河流与大运河运送商品的能力,使得帝国总是保持繁荣昌盛。……中国境内展开的贸易活动规模如此盛大,整个欧洲都望尘莫及。

  

   在评价杜哈尔德的著作时,西奥多·福斯(Theodore Foss1986:91)认为,当时西方怀着实用的目的,不仅翻译和研究中国的哲学著作,而且翻译和研究中国的技术资料和其他实用资料。实际上,唐纳德·拉克(Donald Lach)和埃德温·范克利(Edwin van Kley)就以《亚洲在欧洲形成中的作用》为书名,撰写多卷本著作(自1965年以来已出版了7卷,还将继续出版若干卷)。有关这部巨著的总体情况,可参见珀森(M.N.Person)的评论(1996)或者拉克和范克利书中所附“总体构图”(1993: vol.3, book4)。他们注意到,例如,“16世纪的欧洲人把日本和中国看作是未来的最大指望”;到17世纪末,“在有文化的欧洲人中几乎没有人完全不被(亚洲的形象)所触动,因此,如果在当时欧洲的文学、艺术、学术和文化中看不到这种影响,那就确实太奇怪了。”拉克和范克利举出史实来证明这一点:在这两个世纪里,欧洲传教士、商人、远洋船长、医生、水手、士兵以及其他旅游者用欧洲各种主要语言撰写、翻印和翻译了数以百计的有关亚洲的书籍。其中至少有25部关于南亚的重要著作,15部关于东南亚的重要著作,20部关于亚洲群岛的重要著作,60部关于东亚的重要著作,其他短篇的著述就数不胜数了(Lach and van Kley1993: 1890)。印度帝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是中国则始终是最令人叹为观止的,被欧洲人当作最高的榜样(Lach andvan Kley1993: 1897, 1904)。亚洲哲学受到推崇,但是艺术和科学较为逊色;医学、手工艺和工业以及这些方面的专家都受到高度的尊重,还往往被人们所效仿。

  

   17世纪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提供了一个富于启示的历史例证。他曾经被德意志西部的一个君主挽留。这个君主担心邻近的路易十四入侵。于是,莱布尼兹给路易十四写信,提出一个建议:对于法国来说,与其越过莱茵河来实现政治抱负,不如转向东南,向奥斯曼帝国挑战,这样在政治上更划算:

  

   事实上,所有精美的东西都来自东印度群岛。……有识之士已经指出,世界任何地方的商业繁荣都比不上中国。(Leibniz 1969:vol.5,206;引文是格雷戈里·布卢提供的)

  

   直到拿破仑时代为止,法国没有采纳这个建议。拿破仑在入侵德意志时也费力寻找莱布尼兹这封信的一个抄本,可能并非偶然。正如拉克和赛义德等人指出的,欧洲对亚洲的这种仰望直到19世纪欧洲开始工业化和推行殖民主义之后才发生变化。欧洲的工业化和殖民主义活动深刻地改变了欧洲人的观念和态度,包括他们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甚至直到今天,保罗·拜罗克(Paul Bairoch)也承认,在近代早期,亚洲许多地方的经济和文化比欧洲有更大的发展。这个声明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与帕特里克·奥布赖恩(Patrick O'Brien 1982, 1990, 1997)一样,拜罗克(1974)也是沃勒斯坦/弗兰克命题的主要公开辩论者之一。这个命题认为,欧洲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关系对欧洲本身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否定的观点至今不绝,但是,与奥布赖恩(1997)一样,拜罗克(1997: vol.2,528)仍然承认那种“富足和权势。……实际上,我们可以认为,在16世纪之初前后,亚洲的主要文明地区所达到的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欧洲”。

  

   拜罗克还具体指出了中国、印度、日本、朝鲜、缅甸、柬埔寨、老挝、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和奥斯曼帝国的优势所在;他认为,拥有70万人口的伊斯坦布尔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人口稍少一点的北京是第二大城市。他还指出,北非穆斯林地区的城市化程度比欧洲还高;1500年前后,巴黎有12.5万人口,而开罗则拥有45万人口,非斯(摩洛哥城市)原有的25万人口已经逐渐减少。另外,印度的卡利卡特拥有50万人口,甚至缅甸的勃固和柬埔寨的吴哥原先分别拥有的18万人口和15万人口已经在减少(Bairoch 1977: vol.2, 517-537)。有意思的是,拜罗克依然断定(vol.2,509):“欧洲在16世纪就开始支配其他大陆了。”当然,这不过是自19世纪中期起由马克思等人所表达的欧洲人的信条。这种世界观至今依然流行于世。《生活》杂志为了在1977年9月号上宣布一千年来最重要的100个人物和事件,雇佣了20多个编辑,广泛征求专家的意见,并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展开激烈的讨论,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西方人……在推动和震撼全球的活动中起了一种不合比例的作用。在100人中,除了17人外,其余都是欧洲血统;只有10人是妇女。这并不是出于《生活》杂志编辑和专家顾问的偏见,而是反映了过去一千年的社会政治现实。

  

   ( 1)斯密、马克思和韦伯

  

   因此,毫不奇怪,在我们特别关注的欧洲思想家中,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也极其重视这个问题。但是,他们是从各自的时代、各自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对于近代早期历史以及亚洲在其中的位置,斯密和马克思既有一致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斯密于1776年在《国富论》中写道:

  

   美洲的发现以及经由好望角抵达东印度的通路的发现,是人类历史记载上最伟大的两个事件。(Smith [1776] 1937: 557)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继承了这种说法: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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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勿食我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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