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从历史看中国、亚洲疆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56 次 更新时间:2019-11-24 21: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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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 (进入专栏)  

  

   如今中国,几乎已是欧美各种新理论的试验场,用这些理论讨论现代中国的形成,现代思想的兴起,现代世界中的中国处境,很时髦很吸引人,不过,有时候是在抽象理论上的逻辑演绎,既与历史环境无关,又缺乏史料支持。

  

  

   《宅兹中国》这本书用了西周青铜器何尊铭文中的一句话“宅兹中国”当书名,主要是想讨论“亚洲”或“东亚”、“中国”以及“民族国家”、“认同”、“疆域”这样一些问题,大部分章节都是这八九年来发表的论文构成的,也许,这就是我最近这些年所思所想所做的一些事情,因为其中的问题、思路和旨趣有一定的连贯性,所以,我把它编成了一本完整的书。

  

   你也知道,关于“认同”、“国家”、“民族”、“疆域”以及“亚洲”或“东亚”,在现在中国学界已经有很多讨论,一些新理论、新概念和新话题很吸引人。不过你也可以发现,有些议论,你说不清它们的真实目的是什么,但会占据很大的言论空间,有很大的影响。有一些人挪用来自西方学院的一些时髦词儿,又填上一些似乎有关中国的空洞话题,所以,读者会认为他们,既能够跟国际接轨,又能够谈中国研究,而且他们在政治和思想的论题里,能够提供来自最“前沿”的学术性资源,所以,有人觉得这样才既有“思想”也有“学术”。还有一些人常常对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发表高屋建瓴的意见,好像在谈历史,其实,这些人未必真的能够深入中国,又未必真的拥有历史知识,却形成一定的气候,这也是和似乎有着学理资源的提供和历史论述的提供有关的。所以,如果你和他们一样讨论这些问题,如果没有相当的学理支持和历史论述,很难正本清源,说服读者。王元化先生曾经说,应该是“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这话很对,我也觉得思想和学术应该有互相支援的关系。

  

   不过,我写这本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当下思想论争所刺激的结果,但主要还是因为学术上的考虑,包括资料、角度和视野的考虑。我和余英时先生所说的一样,对于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所以,基本上还是讨论历史,希望从历史,也就是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角度来讨论这些问题。

  

  

   《宅兹中国》有一个副标题,叫“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虽然我这本书里也涉及亚洲、东亚、东海等等,但大体上我聚焦的是“中国”,就算是讨论日本关于神道教的争论、日本关于满蒙回藏鲜的学术史、讨论朝鲜的史料中的一些问题,其实也还是聚焦在中国的。不过,什么是“中国”?这是一个看上去普通,却很难说清楚的问题。为了讨论什么是“中国”,不得不涉及“周边”,通过“周边”——现在时髦一些叫“他者”——的眼睛、资料、视角来看中国。比如说,十七世纪以后,东亚诸国的彼此认同和互相排斥,就涉及民族、国家和历史;而民族、国家和历史的自我认识和他者认识,又会涉及一国和周边诸国的关系;而周边的话题,又牵出来如何理解中国和亚洲的关系;既然讨论中国和亚洲,又会讨论到疆域、族群和历史等问题。

  

   你也许会说,现在不是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些问题吗?你看,有人讨论“天下”,有人讨论“帝国”,有人讨论“多民族国家”,有人讨论“知识共同体”,是的。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多少有些担心,我的论述方式会被误解的缘故。现在的一些讨论,其实,常常是先引入洋人的一些概念工具,用这些概念工具去重组中国历史、文献和资料,把这些“抽取”过的材料推导出一些宏大的结论。你知道,现在讨论“想象的共同体”、讨论“帝国”、讨论“超越民族国家的区域研究”、“认同的政治”,都是很时尚的,看上去他也是在讨论中国问题,实际上,这些论述多来自西方,而有时候讨论者的眼睛也瞟着西方,看看人家的反应。坦率地说,有的人不大有研究中国历史的学术背景和学术基础。用我们过去的说法,这叫“以论带史”,一方面会给国人以误导,觉得这是在讨论历史,另一方面它会把中国历史整编到西方的一些时尚大论述中去,让洋人觉得这就是中国。我很担心。

  

  

   你问我,我的论述和他们有什么不一样,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却又必须回答。

  

   我自己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主要是通过两个历史的角度去讨论的,一个是文献资料中所见的思想史,一个是关于这个问题本身的学术史,而且也许还会针对这些话题,逆着这些风气,重新进行论述。比如,这本集子里最早的一篇写“亚洲”的文章,就是有很强的论辩性的,因为当时我觉得,有的中国学者急匆匆地跟着日本、韩国学者,去讨论所谓“亚洲文化共同体”,或者“亚洲知识共同体”,也许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误会。我记得那一年,在台湾大学开会的时候,就争论得挺激烈。我总觉得,如果我们对日本人从明治以来常常使用的“亚洲”一词不加检讨,对日本学界使用“亚洲”作为空间单位来写历史的学术传统不加了解,就会被一种“抽取出来的概念”误导。所以,这里首先需要的就是文献资料的研究和学术史的清理,什么是“亚洲”?为什么会“从亚洲出发思考”?为什么“亚洲”可以成为一个历史空间?中国为什么不太有“亚洲”的连带感而日本却有?如果仔细梳理日本习惯使用的“亚洲”这个历史概念,你可以看出,一方面日本从明治时起,关于“亚洲”研究或者“东洋”研究就伴随着现代性的知识背景,另一方面使用“亚洲”作为历史单位,也有日本的国家主义、扩张主义的政治意图。我当时的疑问就是,你怎么能把这些背景都剔除了,去谈“亚洲”呢?这些问题都必须从学术史出发去清理,才能讲得清楚。

  

   我相信,最近这些年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将是一个越来越引人注目的中国与周边在文化、政治和经济上如何相处。我们已经遇到很多麻烦,比如高句丽问题、琉球问题等等。政治上的麻烦,当然应当由政治家根据国际法去处理,可是你也可以看到,有人相当轻蔑历史知识却动辄讲“历史”,有人凭策略需要和政治感觉应对,时而软时而硬,在这些问题上,既不会把历史疆域与现实领土问题分开,也无法讲让周边都接受的道理。可是,还有些学者虽然意识到这些问题的意义,也特别想介入这些领域,可是,他们要么一下子就落入带有目的性很强的理论论述,不是学术立场的讨论,要么一下子就投入时髦理论的窠臼,拿了大理论大概念说一些空话。

  

  

   再说一遍,我讨论的是学术意义上的历史,而不是政治意义上的现实,所以我想强调,第一,这些问题的讨论,应当是从有关“中国”、“亚洲”或者“世界”的认识的历史资料,包括中国和朝鲜、日本的历史资料中出发,把问题放在思想史脉络或学术史语境中去讨论,而不应当是从来自西方的“理论预设”下去倒着看历史,或者从现实利害的角度做“提供证据”似的历史论证。第二,我也不想从“政治”和“策略”,而是从“历史”和“文化”,也就是说,从中国的文化认同和历史渊源去追溯“中国”,所以我才会再三强调,在所谓“认同”的问题上,“历史”、“政治”和“文化”应该有适当的差异,同时,你也必须认清“国家”(祖国)、“政党”(执政者)和“政府”(王朝)的不同,而不是把“认同”和“国家”一锅烩在一道,让所有人都必须在这个问题上,一二一齐步走。第三,由于东亚尤其是古代中国的“皇权”,如同史华兹和林毓生说的是“普遍皇权”(Universal Kingship),不仅朕即国家,而且朕即信仰,朕即真理,所以,我强调“国别史”的意味,也强调历史研究常常很难摆脱民族与国家的立场,就像我这本书里提到的日本学者关于神道教、中国道教以及天皇制度之间关系的研究,就是一个例子。但是,这并不是给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提供合理性和合法性,而是提醒历史研究者要小心翼翼地警惕这种不自觉的立场影响。所以,咱们一方面得承认,历史上的国家常常是流动的,仿佛罗布泊一样,空间有时大有时小,民族有时合有时分,历史有时整编在一起,有时又分开各成一系,但另一方面又得强调,在书写历史上,有民族、领土、认同的国家是要承认的,特别是在东亚,这个“国家”(其实国家往往只是政府)自古以来,是相当强有力地控制和形塑政治、历史和文化的。东亚国家跟欧洲国家很不同,文化控制和历史建构的能力非常强,所以,如果你简单地谈“超越民族国家”,恰恰会忽略对“民族国家”(尤其是专断皇权)的批判。所以,你要把“政治中国”和“文化中国”分清楚,你关于这个国家的历史论述,是理论的后设叙述,还是来自资料的历史论述;你的历史论述,是在批判这种高度的政治权力和集权的国家控制,还是论证政治一统和国家控制的历史合理性。

  

   我觉得,目前有一些讨论,基本上不是“在我国语境中讨论我国问题”,如果真要“在我国语境中讨论我国问题”,那么,就要问:你是要从我国历史资料中展示出来的国家形成、民族认同、疆域变化讨论问题呢,还是通过一套舶来理论来讨论问题?你是站在某种现实意图来讨论问题呢,还是没有预设地去讨论历史?如果要避免一种民族主义的论述,必须要考虑你的出发点,究竟是政治还是文化。

  

  

   这本书,可能呈现的是我这十年来的一些想法。自从2000年写完《中国思想史》以后,我就开始想这些问题,我在序言里面说,这本书里的好些想法,是从《中国思想史》最后一节“1895年的中国”引发出来的,真是这样。为什么?因为1895年以后,中国被整编进世界、亚洲或者东亚的历史里面,你就不得不思考这些认同、疆域、族群等等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原本好像并没有“显题化”,可是在1895年以后,这些问题都出来了,到了2000年以后,随着政治、文化和经济在国际环境中的变化,它就越来越不可回避了。

  

很长时间以来我就有个想法,这跟梁启超的说法有关。梁启超说,中国历史有三个阶段: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我觉得,这个说法可以稍稍变通一下。的确,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想象天下”的国家,所以有天朝观念,也有朝贡制度,这就是“中国之中国”;明代中叶以后,西学东渐,特别是晚清以来,便进入第二个阶段,逐渐变成时时事事以“西方”为尺度来打量中国,中国的好坏美丑都是在西方背景下讨论的,便成了“世界之中国”。这个阶段认识中国的尺度或镜子都来自西方,非苏俄即欧美,从晚清起,不是中体西用,就是西体中用,从“五四”以来,又讨论你是热的我是冷的,你是动的我是静的,你是唯物的我是唯心的,你是特殊的我就是普遍的,你是普遍的我就是特殊的;可是,现在是否应该增加一些观察的角度和尺度?可以从“周边”的资料、立场和眼光重新打量中国,我们能看到中国跟周边其实也有很多细微差异,也可以互相观看,这样,就成了“世界、亚洲之中国”。我一直很强调,千万不要以为所谓“汉字文化圈”、“儒家文化圈”就具有同一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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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宣讲家网”(2012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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