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春秋繁露》考略(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6 次 更新时间:2019-11-21 21:1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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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春秋繁露》一书的重要性与真实性,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些争论。直到今天,学术界仍有人表示自己的怀疑观点,认为《汉书》中有关董仲舒的记载应该打上折扣,而《春秋繁露》则是一部“存在疑问的著作”。本文认为:《春秋繁露》的体例和内容虽然存在着经后人整理的痕迹,但总的说来,它是董仲舒本人的作品,是研究其学说的第一手材料。其在体例结构上由三部分组成:一是董仲舒据“公羊学”义理对《春秋》所作的解释与阐发,这就是那些“本《春秋》立论”者;二是记载董仲舒的一些言行,通过这些言行,董仲舒的基本思想同样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三是董仲舒以“公羊学”义理为取舍标准,汲取阴阳家、墨家、道家、法家等学派中某些因素,结合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而创立的新说。

  

   董仲舒是西汉著名的经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专治《公羊春秋》。汉景帝(公元前157年——前141年在位)期间为《春秋》博士,“下帷讲诵”,以课徒讲学为业。汉武帝时期,上著名的“天人三策”,为汉代封建统治指明了方向。晚年的董仲舒致力于讲学著书,学生中著名者有褚大、吕步舒、殷忠等,后来大多数成为西汉王朝的一些重要管理人才。

  

   在学术上,董仲舒最擅长于《春秋》之学,为两汉最著名的公羊学家之一(另一位是东汉后期的何休):“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史记·儒林列传》)。董仲舒的思想,对于两汉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们研究董仲舒的思想,就离不开对他的代表作《春秋繁露》的考辩。

  

一、《春秋繁露》传本的真伪问题

  

   董仲舒的著述,除了传世的《春秋繁露》十七卷八十二篇(中有阙篇)之外,尚有《汉书》本传所收录的著名“天人三策”以及《汉书·食货志》所载的《限民名田说》等等(后人曾据上述内容编成《董胶西集》二卷)。他们是董仲舒学说的集中反映,也是我们在今天研究和评述董仲舒儒学思想的根本依据。“天人三策”与“限民名田议”的内容比较可靠,而对《春秋繁露》一书的重要性与真实性,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些争论。直到今天,学术界仍有人表示自己的怀疑观点,认为《汉书》中有关董仲舒的记载应该打上折扣,而《春秋繁露》则是一部“存在疑问的著作”,唯有《史记》才是研究董仲舒思想的可信史料。我认为,要充分论证董仲舒儒学理论的内容与意义,首先要对《春秋繁露》一书作比较深入的考证,从各方面证实它确实是董仲舒思想的集粹,然后方可进一步讨论其他问题。

  

   我们认为,《春秋繁露》的体例和内容虽然存在着经过后人整理的某些痕迹,但是总的来说,它的确是董仲舒本人的作品,是研究其学说的第一手材料。

  

   第一,从其著录的情况来看,它的基本内容在汉代即已存世并流传,而正式冠以今天的书名,则最迟于初唐时就为公私目录书以及正史有关志典所著录了。考《汉书·艺文志》,其《六艺略·春秋类》著录“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又《诸子略·儒家类》著录“董仲舒百二十三篇”。这充分表明,在东汉中叶,《春秋繁露》一书的名称虽尚未正式出现,但是董仲舒本人有著述传世,却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汉书》本传云:“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繁)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这明白告诉我们,《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百二十三篇原与传《春秋》者无涉,传《春秋》者自有《闻举》、《玉杯》、《竹林》等篇。而且据此可知董仲舒的著述在当时的数量比流传于今的要多得多,其著述在历史上是有严重散佚的。另外,更引起人们所注意的是,在《汉书》本传中《竹林》、《玉杯》等与《蕃(繁)露》为并列关系,而在今传本《春秋繁露》之中,它们之间却成了从属关系,《玉杯》、《竹林》、《清明》均成为其书中的篇名。

  

   但是到了《隋书·经籍志一》那里,唐朝初年之学者就明确著录了:“《春秋繁露》十七卷,汉胶西相董仲舒撰”,其卷数且与今所见《春秋繁露》的卷数相吻合。自此以降,历代正史《经籍志》或《艺文志》以及有关公私目录书均有著录,不曾更改。有人所称的《隋书·经籍志》“未见此书名”的说法,显然是治学空疏,未曾翻检覆核《隋书》所致,是史实征引上的一则笑话,不足为据。

  

   第二,我们对《春秋繁露》考证研究的结果,可以充分证明其书的真实可信,对它的种种怀疑不能成立。

  

   由于《汉书·艺文志》的著录中没有《春秋繁露》数目,而《蕃露》、《玉杯》、《竹林》、《清明》在本传中皆系“说《春秋》事得失”之书名,而今本则不然,因而使得一些人对其书的真伪问题产生了很大的疑虑:“故《崇文总目》颇疑之,而程大昌攻之尤力”(《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九)。宋代《崇文总目》怀疑其书为后人所“取而附著”:“原释其书尽八十二篇,义引宏博,非出近世,然其间篇第亡舛,无以是正;又即用《玉杯》、《竹林》题篇,疑后人取而附著云。

  

   宋代著名目录学家晁公武,在其著作《郡斋读书志》中,对《春秋繁露》一书的形成由来,则无可奈何地表示“皆未详”。

  

   北宋大文豪欧阳修指出,传本《春秋繁露》一书问题很多:“今其书才四十篇,又总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真也”;“乃知董生之书流散而不全矣”(欧阳修《书〈春秋繁露〉后》)

  

   程大昌《秘书省书〈繁露〉后》更是进一步否定了其书传本的真实性。理由是,一、“辞意浅薄”。“臣观其书,辞意浅薄,间掇取董仲舒策语,杂置其中,辄不相伦比,臣固疑非董氏本书。”二、与《汉书》本传所著录之书名不相符合:“《玉杯》、《蕃露》、《清明》、《竹林》各为之名,似非一书,今董某进本,通以《繁露》冠书,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三、书中的内容颇有出入:“他日读《太平寰宇记》及杜佑《通典》,颇见所引《繁露》语言,顾董氏今书皆无之。”程大昌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臣然后敢言今书之非真本也。”

  

   另外有些人对于判断《春秋繁露》传本的真伪问题表示了无能为力。例如,北宋庆历年间的楼郁声称:“本传称《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属,今其书十卷,又总名《繁露》,其是非请俟贤者辨之”(《春秋繁露·序》)。

  

   但是也有不少人对程大昌等人的观点表示不敢苟同。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认为:“今观其文,虽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极理要之言,非后人所能依托也。”然而其所列举的理由,尚不免显得比较单薄和主观。

  

   不过,南宋的楼钥却有力地考实了《春秋繁露》的可信性,它的肯定性结论建立在认真分析、仔细比较、翔实征引、客观论证的基础上,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他于《〈春秋繁露〉跋》中写道:他开始也信从程大昌的意见,认为《春秋繁露》一书纯系后人摘抄依托而成,“遂以为非董氏本书,且以其名,谓必类小说家”。后来因见到胡仲方所刻的罗氏兰堂本,又访得一潘氏善本,遂改变了原先所持的看法。楼钥进而征引许多具体史料来论证《春秋繁露》“其为仲舒所著无疑”:“余又据《说文解字》‘王’字下引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许叔重在后汉和帝时,今所引在《王道通三》第四十四篇中。其本传中对越三仁之问;朝廷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问之;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三策’中言天之仁爱人君,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故王者任德教而不任刑之类,今皆在其书中。则其为仲舒所著无疑,且其文词亦非后世所能到也。”楼钥这种以参照“天人三策”等内容的途径,来论定《春秋繁露》传本之系董仲舒著作真实可靠,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科学的,值得我们信赖的。因为“天人三策”等资料没有疑问,真切反映了董仲舒的思想,假如《春秋繁露》的主要观点和文字与其相一致,那么其书的真实性也就毋庸置疑了。更何况《春秋繁露》中涉及的董仲舒的生平活动,又同《汉书》本传所记载的完全相吻合呢!

  

   除了楼钥所指出的《春秋繁露》与《汉书》本传记载相一致处以外,两者间相同处尚有很多。《重政》篇云:“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这在《汉书》本传的“对策”中是:“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又如两者都高度强调封建教化的重要性与迫切性,把教化视为为政之要务。本传“对策一”有云:“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为人者天》则云:“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故曰:先之以博爱,教以仁也。难得者,君子不贵,教以义也。虽天子必有尊也,教以孝也。必有先也,教以弟(悌)也。此威势之不足独恃,而教化之功不大乎?”关于“更化”“改制”问题,两者之间也没有什么区别。《楚庄王》篇有云:“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故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汉书》本传中的“对策三”对此则说得更为简洁明了,揭示了董仲舒有关封建纲常伦理问题“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本质主张:“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在鼓吹灾异谴告说方面,《春秋繁露》与“对策”更无不同。《必仁且智》篇云:“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咎乃至。”在“对策一”中,董仲舒也把灾异现象的发生同国家政治的得失直接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上天警恶劝善的重要象征。他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在重要的“义利”观问题上,两者亦基本一致,重义而轻利。《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篇云:“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致无为,而习俗大化。”按,《汉书》本传则作:“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值得引起注意的是,“致无为而习俗大化”这一句,在本传中被摈弃掉了。其原因很可能是董仲舒所处的时代接近汉初,当时黄老之学在社会上还拥有一定的势力,故其在著书的过程中有时不免偶尔透露出受新道家思想影响的痕迹,留下了“致无为”这样一类文字。而到了东汉班固撰著《汉书》时,新道家的影响几乎已近乎销声匿迹,为了突出董仲舒一代“醇儒”的形象,故有意将“致无为”这类文字删去。这恰好反映了《春秋繁露》的确代表董仲舒的思想,班固《汉书》本传所载来源于董仲舒自己的著述。

  

又,在《汉书》本传中,“修其理不急其功”一句,被改动为“明其道不计其功”。“急”与“计”虽然只有一字之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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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黄朴民读史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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