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香港人有很强的制度优越感，因为历史上相对内地和其他亚洲地区，香港是富裕的，而且是西式的、现代的，这种优越感在今天显然不再合理。改革开放使内地发生根本变化，香港的比较优势不再一样。回归之后，特别经过SARS一役，香港的衰败开始显现，甚至需要内地帮助摆脱困境，北京奥运以及持续的经济成就让香港意识到内地的强势崛起，局面已经翻转。可惜，这些都没有提醒香港人注意身处的结构困局，更没有意识到曾经的优势只是相对的，而且是阶段的，因而也没有看见它的结构缺陷。美国次贷风暴引发金融海啸之后，包括香港在内多数发达经济体的资产泡沫持续扩大，它直接削弱了香港市民的消费力。由于收入停滞不前，情况快速恶化，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人，开始感受到内在和外部两种压力的汇流。加上中国与西方两种文明的冲突激化，意识形态作用放大，让生存在夹缝中的香港不自觉地卷入了一场文明战争。如何摆脱困局，成为香港人的共同追问。
要研究香港今天身处的困局，无法不首先了解香港的制度背景，以及它的历史沿革。邓小平在思考内地与台湾如何统一时，考虑到两岸中国人长时期在不同的生活环境成长，没有必要强制任何人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解决了思想上、认识上的障碍，但他并没有给出如何实施的具体方法。香港回归是“一国两制”构想第一次落实，这本身就说明它在实践中可能遇到困难。更可惜的是这个构想没有被很好演绎和说明，误导了香港人错误认识“五十年不变”的意思，没有对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做任何改革的思考，让香港蹉跎了岁月，陷入了今天的困境。
“一国两制”是发展中的概念，不存在一套行之有效的、健全的制度与理论，在不同情况下它可以有不同的形式与发展轨迹。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认识集中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上，但对此的了解又是混乱和肤浅的，根据个别政治偏见而各取所需，没有从制度建设和社会共识上了解它如何影响香港人的生活。
最可惜的是大多数人将“两制”之间的“差异”误解为“对立”，以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停留在冷战中，忘记了社会主义中国和资本主义西方每年都有过万亿美元的贸易和其他经济往来。在它遮蔽下，香港人未去批判认识自己经济的制度缺陷，不知道“五十年不变”不是指经济结构的一成不变。这种保守思想只会有利于既得利益结构，让他们继续垄断香港的经济成果，独占内地高速发展的红利，而弱势群体在毫无批判能力的情况下，甚至会以为“一国两制”包括保护官商共治的殖民地制度。一些人在政治冲突中更提出香港独立或重新归属英国等荒谬口号，这又是对“一国两制”缺乏认识的另一种表现。这种误解只会引发对香港稳定的冲击，甚至扭曲了大家对香港问题的认识。
其实，如何在“两制”框架内改革香港的资本主义才是关键的命题。“一国两制”是朴素的哲学思维，源自中共“实事求是”思想。这种思想解决了中国历史上遭遇的各种挑战，当年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后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都建立在同一种哲学认识之上。“一国两制”并非“一国”、“两制”两种独立概念的堆砌，它是统一的，相互作用，合二为一。没有“一国”就根本不会有“两制”，“两制”的互动是“一国”之内的互动，而不是任何其他政治实体之间的互动。同样地，因为“一国”的事实，就有了“全面管治权”的前设，才能有权赋予“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两者之间的从属关系显而易见。
更严重的误解是大多数人不理解“五十年不变”是指“一国两制”不变，但不是指香港行使的资本主义制度僵化和教条地维持着，更不是要求香港延续港英殖民地政府的政策，不需要反思与改革。“五十年不变”是回应香港社会当时普遍存在对内地那一制缺乏信心而引致的担忧和焦虑。
香港是一座具有竞争力的国际城市，它同时还是一个独立关税区，有着自己的货币，在中国改革开放、制度建设和未来发展中扮演过、并且将继续扮演重要角色。随着内地经济体量成长，不少城市的经济规模将会超越香港，但并不会因此取代实行“另一制”的香港之于中国的特殊作用。然而，如果以为香港是无敌的，那只是痴人说梦；如果不努力，不改革，以为香港就会持续发展，更是愚不可及。香港人很懂得“龟兔赛跑”的故事，对比深圳崛起和后来居上的新加坡，应该知道自己的错误所在。
“港人治港”是指摆脱英国的殖民地统治之后，能成功管理和发展香港，而不是用它来拒绝与内地的共融和交往。香港人判断“港人治港”是否成功时，首先应该检视自己的工作，而不是情绪地指摘与内地的关系，更不要从中央政策中寻找香港失败的替罪羊。很可惜，事与愿违，寻找“替罪羊”的想象竟然延续了十多年。
“自由行”是中央的“救港”政策，当游客太多但大部份香港人未能雨露均霑其中的利益，要追究的是香港政府，因为它没有做好城市规划和资源管理，让利益被地产商和大型零售企业独占。因为一些政客的无知和煽动，不少人的怨气竟然发泄在大陆游客身上，甚至上纲上线指摘中央借此殖民香港；当资产出现泡沫，楼价上升，大家竟然不去怪罪美国的量化宽松（QE），更没有怪责港府做不好住房需求与供应管理，反而说内地人将房价炒高，甚至是内地的单程证移民过多。荒谬至此，让人瞠目结舌。深圳市接收的“移民”更多，楼价过去十年的升幅比香港更大，却没有这种怨气，为什么？还不是因为深圳政府对住房供应有适当管理，同时深圳人的收入提升速度亦足以应付。
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误解源自恶劣的鸵鸟心态，以为自己的制度真的如此无敌，发生了问题都只会是别人的错。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如果能更早更好掌握香港问题的结构性，更自信地建立积极的“一国两制”，更坚定依法处理与内地有关的涉港议题，在均衡联系社会各个阶层的同时，责成香港政府全力破解香港的深层次结构困局，严肃否定香港既得利益群体的自私，启动改革，就能避免近年的政治灾难，还会更好推动香港的发展及人心的回归。
香港的既得利益结构与深层次结构矛盾
什么是香港的既得利益结构？跟所有发达经济体一样，香港市民创造的财富一直根据某种社会结构进行分配。在以往的轻工制造业时期，低下阶层还能够多分得一些，足以为自己和孩子的未来提供“想象”。过去三十多年情况发生变化，经济结构逐步被扭曲，让更大比例的财富转移到金融和地产领域，它们提升了经济规模，却没有改善经济的生产效率，更不会让大部份市民受益。香港的产业结构变得单一，旅游、零售、餐饮、交通、市政等低效率服务产业聘用了最多劳动者，加上资产泡沫扩大，地产成本快速上升，直接挤压大多数市民的可支配收入，打工仔能够分到的利益愈来愈少。这就制造了极为畸型的社会既得利益结构，它是一种完全有利于资本和资产拥有者的不公平分配结构，政府与制度成为这种结构的维护者。
既得利益结构是香港深层次结构的一部份，是深层次结构矛盾的衍生结果。香港的深层次结构矛盾应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首先是香港的管治团队及主流民意错误认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无法批判性地提出香港经济今天需要的施政举措，更缺乏管理社会转型的产业与分配认识；其次是错误定义政府在经济的角色与作用，连基本责任是要保护最大多数人利益的原则都欠奉；第三是错误理解香港在区域与全球经济发展的角色与关系，更未能学会如何与周边经济的竞争与合作，闭门造车，纵容产业结构逐步变形，无法支撑公平的分配，甚至对香港的发展缺乏视野、对危机缺乏警觉。
深层次结构矛盾是指改变无法通过某个政策或人事的变动来达到，也就是俗语所说，必须动大手术才能挖掘到问题本身和改变它。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改革开放就是历史上最典型的深层次经济结构改革。以房屋供应为例，香港政府没有建设更多公共房屋，解决居住需要，政府的说辞是没有土地，但实际上是因为政府不认为自己需要像地产商一样储备土地，它甚至认为公共房屋不应该成为房屋供应的主要方式，以至发生曾荫权担任特首期间停建居屋的决定。
不是不能为，而是不愿为。为什么不愿为？因为根本缺乏对问题的认识与价值认同。今年《施政报告》之前的有关应否使用《收回土地条例》的讨论，就是很好的案例。所有证据都指向《条例》是为了帮助政府合法收回土地，作为提供市民的公共服务之用，然而政府坚持这样做会遭到司法挑战，但在反修例风波之后，一转眼，政府和建制精英悉数同意采用《条例》收回地产商和其他闲置农地来建设公共房屋，甚至在《施政报告》中宣布找到700公顷土地作为收回对象。
这种思维定式是公务员背景的官员一直以来对工作和责任的理解。他们不只是在房屋供应上如此，在产业发展和其他社会资源配置上都是一样，结果是房屋欠奉、产业欠奉、福利欠奉，最终是公平欠奉。古人医病都知道“疾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就是要及时医治并根据病灶所在和病患深浅对症下药。对于香港的“疾病”，港府却如历史上的蔡桓公般根本不知道自己病之所在，最后病入骨髓，只能坐以待毙。继续徘徊在政策的讨论，只会延误解决香港深层次结构矛盾的时机，必须建立政府应该承担社会责任的共识，彻底改变执政思维，不再沉醉在以往放任的经济认识上，才可能解开这个死结。
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既有其优越之处，亦有其结构缺陷，是一把双刃剑。它的优越之处是极速放大源于生存和自利的动能，让人能够激发潜力，挖掘经济潜能，如果形成良性循环，社会将整体受益。它的结构缺陷就是这种生存和自利的动能容易剑走偏锋，失去社会关系应有的人与人属性，异化为纯粹的利益关系，也就是物与物的属性，扭曲了经济服务于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本质，出于利益争夺而发生的社会冲突甚至会成为常态。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属于前者，后一种情况在八九十年代开始发酵，今天的社会冲突就是异化的结果，唯一偶然的是发生冲突的具体时间和引爆点。所有先进资本主义经济体都有同样经历。不同经济体用不同方法去克服困难，包括进行不同的结构改革，做得好的就如德国和新加坡、北欧一些国家，做得不好的就是美国、英国、意大利和希腊等国家，最坏的就是之前的菲律宾、埃及，和不少南美洲国家，如最近爆发严重社会冲突的智利。
港英时期的殖民地管治制度是香港深层次结构矛盾的始作俑者，回归之后特区政府的不作为则是矛盾高速恶化的直接原因，因为一直以来，港府错误认识自己在经济中的责任。香港可能是全世界发达经济体中财政状况最好的政府，没有负债，财政储备丰盛，经常性账户持续盈余，这都仰赖于香港市民的勤奋、耐心和忍受能力。但公务员却以如何服务好资本和企业来定位自己，醉心于既得利益制度的“五十年不变”，错误理解经济增长之于社会发展和市民生活的作用与关系，在“两制”掩护下，持续巩固恶劣的“裙带资本主义”。香港政府官员认为香港没有什么深层次结构困难，亦从不会反思，更意识不到缺乏公平正义是香港市民的不满所在，这是社会冲突终于爆发的根本原因。
当然，这种情况并非不可避免，在回归后我们如果大力改革殖民地时期的管治制度，可能会避免一劫。可惜，香港政府依然讳疾忌医，甚至不认同问题的严峻性，香港受到冲击变得理所当然。最近，香港政府官员开始讨论“深层次问题”，但他们的说法反映他们似懂非懂。让人担心的是，如果没有认识到问题的本质所在和严重程度，随着这次危机平息，改革的机会或许又将被错过，那是香港的极大不幸！反之，如果港府因为此次动荡，能进行一场刀刃向内的全面改革，找到病根对症下药，中央也能用适当方式重建一个能认识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所在、有担当、有魄力的管治团队，并责成其全力破解香港困局，那就可以转“危”为“机”，变一场灾难为香港涅槃重生的机会。
认识香港资本主义的腐败扭曲
香港得天独厚，二战之后能够承接西方轻工产业转移，并从内地获取无尽的廉价劳动力，现在又身处最大发展动能的经济体旁边；香港既拥有专业的法治制度和人才储备，同时具备中国人刻苦耐劳的民族特质，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从一开始，香港人口单薄和资源贫瘠，必须走完全开放的经济模式，英国人殖民香港亦是为了借用它来扩张对华经济。维持开放型经济并不困难，但结果一定是外部力量容易主导内部的变化。西方经济结构转变，制造业转移，香港受惠；同样地，外部金融动荡会直接冲击香港，不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是2008年的次按金融危机，都改变了香港的资产结构，输入性资产泡沫无可避免，香港有否做过准备？特别是次按金融危机之后，香港的经济结构明显恶化，资产泡沫的破坏悉数浮现，结果是香港人的生活质量急速下降，社会冲突成为常态，市民的怨气和怒气逐步上升。
香港企业普遍受惠于八九十年代中国内地经济的发展，地产和金融业受惠最多，但当香港经济竞争力不断萎缩，而中国产业在科技创新推动下进行第二波经济扩张时，香港已经失去参与能力。一方面是夜郎自大心态使香港根本没有意识自己已经被边缘化，另一方面是依然沉醉在金融和地产经济的迷思中，看不见资产泡沫和贫富差距严重侵蚀基层市民已经不多的利益。就好像寓言中睡在树下的兔子一样，不只是新加坡超过香港，连深圳亦已经超越香港。香港政府或许知道一些经济数字，但它们说明什么、对香港有什么影响，官员们却是毫无意识。如果身为外向型经济的香港对此都毫无察觉，又如何应对外部冲击？中国经济的变化是世界头等大事，美国对此的反应成为世界新闻每天的头条，但属于中国一部份，拥有最先进经济经验的香港却视而不见、懵然不知，这有可能不是香港人自己的责任吗？
香港的资本主义是世界上最腐败和最扭曲的资本主义，它是原教旨的资本主义，从英国血汗工厂时期到今天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只有过局部的修正，当年港督麦理浩的社会改革就是其中一次最主要的修正。香港政府的经济政策完全倾斜于企业与资本，信奉企业获利之后经济分配会发生滴漏效应，忽视政府在经济分配中的角色与责任，甚至对经济升级转型完全缺乏认识和想象，是一种撒手不管的态度。香港政府的放任让资本野蛮发展，官员们认为市场会自动调节它，修复扭曲，看不见市民和消费者因此要承受的剥削，更不会预见经济倾斜达到崩溃地步所可能造成的社会伤害。
资本主义与工业革命是过去两百多年共同成长的孪生兄弟。资本主义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的功臣，但亦有人说，它同样会成为现代社会的掘墓人。由于苏联解体，再没有人质疑资本主义，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历史已经终结”，属于自由资本主义世界的香港，曾经看着社会主义内地的风雨飘摇，更坚定了这样的认识。但恍惚之间，内地却在改革中走出了困境，而资本主义世界却出现了各种社会不公与冲突，新保守主义和民粹崛起，资本主义何去何从成为过去几十年的主要争论，它给西方社会带来的好处逐步被它的破坏所超越，连资本主义大本营的欧美强国都意识到资本主义的结构缺陷，以及它如何侵蚀社会善治的基础，可是香港好像至今没有这种觉醒。
如何改革资本主义成为美国近年政治选举的主题。一些西方发达经济体的改革开始受到重视，较保守的资本主义国家亦尝试优化自己的分配制度，德国和部份北欧国家是相对成功的，它们不认同资本作为经济的主导者，认为工人和消费者的利益应该更受到重视，结果是资源配置变得更为平衡，更注重产业发展与民生方面的公平正义。新加坡是管理经济最成功的亚洲资本主义国家，单从它的经济规模超越香港，能持续为人民提供优质的生活环境，不断推进产业发展，强调分配管理的公平性就可以观察到。其实，美国发动中美贸易战亦是在推动改革，但方法是否合适见仁见智，因为，意识到要改革并不等同改革已经成功。
经过近月的冲突，香港或许已经形成改革的共识，但到目前为止没有整理出改革的方向和头绪，改什么，怎么改，往哪里改，由谁来改，看似仍然一头雾水。每当香港被评为世界最自由经济体，香港政府就到处吹嘘，一旦被《经济学人》评为最严重“裙带资本主义”，它却只字不提。其实，两者是一体两面，两种定位只是用不同角度观察香港的真实情况。香港应该知道资本主义不是只有一种模式，香港最喜欢参考英国和美国，但多数经济学家批评它们是最不思进取的保守制度。香港应该博思广义、海纳百川，要从资本主义各种发展经验寻找最适合香港的模式，以自身的实践来丰富和发展它，走出适合自己的道路。
就以“标准工时”为例，香港社会扰攘了多年，至今都无法调整，使香港存在着发达经济中工时最长的工作环境，它是在迎合自由经济原则，还是裙带资本主义的必然现象？香港政府不知道资本主义发达经济体都有保护劳工工时的制度吗？它们的中小企业并没有出现倒闭潮，而且依然信奉自由经济。
与其他发达经济体不同，香港没有失业保障，没有退休保障，这是因为香港想成为资本主义最教条和贪婪的典范吗？很遗憾，事实并非如此。香港官员每天见到的都是不愁柴米油盐的商家巨贾，试问他们会焦急讨论住房供应吗？如果他们参与的活动都张灯结彩、歌舞升平，又如何对身处贫穷困境的香港人感同身受？资本主义最大的弊端就是阶级的严重区隔，贫民窟就是最突出的现象。香港的劏房就是贫民窟，它们散布于各个社区，集合起来恐怕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贫民窟。年轻人今天用“行为艺术”敲响警钟，而且赤裸裸呈现在大家面前，或许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做法。
改革香港的资本主义首先要承认它的不足。这种“承认”非常困难，因为一旦“承认”就要损害精英群体的利益，他们正是民意与舆论的主导者，更是社会施政的决策者。最近发生的社会冲突，让不愿意“承认”的人无法再有借口逃避。事实上，大多数市民已经意识到深层次结构困局就存在于香港身处的资本主义体制里。香港并不需要全盘否定资本主义，更不需要否定香港曾经的成功确实有资本主义的贡献。但是，香港必须改变以往的路径依赖，不能让昨天的成功束缚今天的改革，正所谓不进则退，一个有竞争力和追求进步的人，任何时候都应该有勇气打倒昨天的我，这就是在批判中继承、发展、进步的过程，它很痛苦，却是改革必须经历的。
构建香港特色资本主义
改革开放曾经被认为会彻底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甚至变成资本主义国家。它没有发生，而且中国走出了一条符合自己需要的发展道路，坚持了自己的信念，脱离了贫穷，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经济体和贸易市场。这在几十年前根本无法想象。“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在内地发展中一直习惯了当老师的香港，或许可以先把意识形态放到一边，谦卑一些，也借鉴学习一点内地的改革经验。
当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既要讨论改革的指向，更要引领社会提出全新的认识框架，邓小平因此提出“解放思想”、“经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全新概念。
什么是“中国特色”？大家其实都不清楚，邓小平当时用“摸着石头过河”来引导社会大胆尝试，不拘泥于形式。经过长时期的经验积累，昨天的“摸着石头过河”已经提升为今天的“顶层设计”，甚至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极具制度参考价值的“中国方案”，特色终于出现了。“特色”就是“与别不同”，就是创新，就是实事求是，长时期发展之后，“特色”将会转变为“常态”，而且形成理论。
香港可以从中国的改革经验思考自己面对的困惑。“解放思想”就是不再沉迷于自由放任的经济模式，不再沉迷于西方的发展经验，不再自以为是地将旧有理论当作圣经，认为香港目前的困局是回归造成，忽略了香港的深层次结构矛盾早就在殖民地时期播下种子。回归之后香港人错误理解“五十年不变”，忽略了社会变化是必然的，而且是必须的，进步就是变化。我们过于强调香港的制度优越性，故步自封，放任政府怠政懒政，忽略了社会问题正持续恶化，看不见香港社会已经存在严重失衡。“解放思想”就是重新思考香港的发展路径，这是认识香港深层次结构矛盾的起点与唯一路径。
“经济建设”对香港人来说就好像空气和水，每天都关注。但香港人所理解的经济建设只是针对企业盈利和经济增长，没有碰触到经济结构的基本面和民生所在。试想，没有产业发展策略和财富分配政策，这算是经济管理吗？只关注本地生产总值（GDP），却不关注市民的收入，这算是关注经济吗？如果一个经济体的人均GDP超越欧盟和德国，却连居住都是问题，为什么还要关心GDP？如果GDP不断增长，房价不断增长，工资却增长乏力，这算具竞争力的经济吗？香港政府经常说，失业率很低，是香港经济的成就，当工资低，没有失业保障，香港市民敢失业吗？其实，只要看看香港众多的外佣，他们的工资之低是香港人的耻辱，但由于僱主提供了居所和食物，因此他们愿意继续工作，储钱寄给家人，见微知著，大家可以想象缺乏适当居所对香港人的收入有什么影响。缺乏这种考虑的“经济建设”不是香港需要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用到香港就是“香港特色资本主义”。首先，这个世界不是只有一种资本主义。简单说，德国的资本主义就有产业政策，但英国和美国没有；德国非常强调工业能力提升，注重就业质量和国民收入，但英国和美国更注意保护金融产业，强调投资回报和企业利润，对国民应有的合理劳动回报不闻不问。日本的资本主义非常强调个人与家庭储蓄，新加坡的资本主义同样强调储蓄，但更重视如何为国民提供住房和退休保障。新加坡政府从不畏惧自由资本主义信徒对其政府角色的诟病，它积极管理国有财富，特别是投入国家级别的产业发展，提供庞大国家资源支撑社会公共服务。除此之外，还有丹麦、瑞典等北欧资本主义模式。这些都是不同的资本主义，它们之间没有对错，是否成功只能根据提升经济民生质量和创造生产效益的结果来判断。
既然香港以往的资本主义不再能解决市民面对的问题，未能提升财富合理分配的能力，各种社会矛盾全面激化，为什么香港不对其实施改革，重构一种能够满足社会追求的资本主义？这种全新的资本主义必须维护公平正义，容许我们持续优化产业和分配结构。当然，这样的资本主义也不会是完美的，它还是要持续面对各种挑战，需要政府和社会一直持续改革。我认为这就是香港今天需要的、还是在“摸着石头过河”阶段的“香港特色资本主义”。
作者简介：于品海，出生于中国香港，北京大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董会主席、多维新闻和香港01创办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