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步云:法哲学的体系和基本范畴论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7 次 更新时间:2019-11-21 07: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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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是义务,不能既是权利又是义务。

   (二)内在特征也不同

   国家权力的行使,行为相对人必须服从。权利与权利人彼此之间则是平等的。近代以来,国家机关的职权与职责相比较,职责是本位,即不作为也是违法,造成极严重的后果,可以构成犯罪。同时也不许乱作为。而权利与义务相比较,权利是本位,人活在这个世上,理应享有各种权利,而义务是第二位的,不尽义务,也享受不了权利。

   (三)本质属性有别

   首先,权力的本质是社会“权威”,即恩格斯所说,“最能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最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汪大海上航行的船了。在那里,在危险关头,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13]。而权利的本质是利益,(包括物质的、精神的、人身人格的利益等等)权利是利益的享有,义务则是利益的付出。其次,近代以来与此相关联,出现了以下两条原则:“对政府,法不授权不得为;对公民,法不禁止即自由”。

   (四)相互关系

   首先,不是国家权力产生公民权利,而是相反。国内学术界就曾有人错误地认为人权是国家赋予的而不是依据人的本性所应当享有的。而国家权力是公民通过行使选举权产生权力机关、通过宪法和选举所产生的。

   其次,国家权力是手段,公民权利是目的;国家机关及其权力的产生,其目的是为人民谋利益,否则,它就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对此,习近平同志作了最高度而又简明的概括,即:“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这里的“权”特指国家权力。

  

   九、法的利益与正义

   法是国家制定和认可的,依据正义公平的道德准则来调整社会关系中各种主体的利益关系的行为准则。因此,利益和正义是法的两个最基本的价值追求。在中外历史上,如何处理好正义和利益的关系,一直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中国古代,法家主张重利轻义,儒家则主张重义轻利。后者从孔丘的“君子喻于义,小心喻于利”,到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在中国,这种观念主导过千余年。其中也有倾向于并重的,如荀子:“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在西方的三大主要流派中,自然法学派重视正义,而社会法学派则重视利益。

   自1978年进入改革开放的伟大新时期以来,中国由于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人们既感受到了物质上带来的巨大好处,也看到了贫富差别在拉大以及在道德领域诱发出来的一些消极现象。因而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学者和官员的普遍关注和意见分歧。怎样让义、利协调一致与和谐发展,举国上下的认识是比较一致的。而且执政党和政府一直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立法的、执法的、司法的各种措施来保证其协调与和谐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举措十分得当与成功。直到今天,我国的GDP仍然保持了6.5%的高速发展,为全球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超过了30%,全球每10个脱贫人口当中就有9个中国人。近几年一直采取措施扶助中小企业的发展,每年增加的就业都在一千万以上。“开展扶贫攻坚战”等等一系列举措既体现了把保护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又体现了“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正义原则。

  

   十、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法作为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就首先需要处理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包括人和法自身的关系。其核心是在法的价值体系中人自身的价值如何,它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这就涉及现代法的人本主义这一根本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指出,他们理论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6]30。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其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强调要尊重社会主义的人本主义和人的主体性理论。人的“主体地位”是对以人为本新的发展,其精神是完全相通的。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中西历史上“人本主义”“民本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中国历史上的“人本主义”和“民本主义”思想非常丰富并且源远流长。从古代“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上》);“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竭之”(《墨子·法仪》);“人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上》);“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荀子·王制》);“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到近代“法乃天下公器”,要以“天下之法”取代“桎梏天下人之手足”的“一家之法”等等。这种发展不仅是理论上的升华,更是实践上的创新。即这一根本价值已经充分贯彻和体现在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中,使全体中国人民都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巨大利益。

  

下编 法的科学发展观

  

   一、法的稳定性和变动性

   (一)法的稳定性

   稳定性是法自身固有的一个属性,是法治优于人治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它成为在古今中外历史上主张法治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十分关注和重视的一个问题。例如韩非说:“法莫如一而固”(《韩非子·五蠹》);“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韩非子·解老》);唐太宗李世民说“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长官不能尽记,又前后差违,吏得以为奸。自今变法,皆宜详勘而行之”(《通鉴记事本末》第29卷)。亚里士多德说:“法律所以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而遵守法律的习性,须经长期的培养,如果轻易地对这种或那种法制常常作这样或那样的废改,民众守法的习性必然消减,而法律的威信也就跟着消减了”。[14]马克思主义者也十分重视这个问题。邓小平在谈到法治优于人治时指出,“法律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就曾强调:“要保证我们的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

   (二)法的变动性

   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是永远处在发展变化之中的,法律也必须跟随这种变化而变化。因此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立法,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就产生了一个法律需要不断的“立改废”,但又要保持法的相对稳定性的关系问题。如何辩证地正确的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就成了一对重要的法哲学范畴。从法律需要及时“立改废”这一层面看,关键是要对社会生活的变化和法律在运行中的实际状况有深入的、全面的调查研究,防止立法滞后、跟不上社会生活现实的发展变化。

   (三)法的稳定性与变动性的关系

   法的稳定性和变动性这对范畴的矛盾主要方面是在法的及时进行“立改废”的同时,如何能够保持法的稳定性。在这方面,我国已经积累了不少的经验。一是注意更多地采用修正案的形式。例如我国“八二宪法”从制定到今天已35年,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经过四次修正案还保持了它的连续性,并未推翻重来。1979年制定的《刑事诉讼法》与1997年修订的《刑法》,先后分别作了两次和十次修改,都是以修正案的形式,从而保持了它们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二是注意运用法的解释方法。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中,一个令人十分注目的新概念是在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使用的立改废之后加了一个“释”字,变成了“立改废释”,这是一个重大发展。三是宪法和一些基本法的制定和修改,要力求做到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特别是在党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划分、公民权利的物质保障、所有制形式及分配方式等方面。四是在法的制定和修改中,从体系安排到逻辑结构、概念运用、文字表述,都要力求严谨、准确、显明,经得起反复推敲。

  

   二、法的量变与质变

  

   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界多数学者对各种法现象进行研究,偏重对该事物作质的分析,而忽视量的分析。对法的微观领域的研究相对要好得多。因为在这一领域没有量的概念与规定,根本无法为该事物下结论。例如在民法领域,婚龄、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划分等等,都要用数字来表达。我国新通过的《民法总则》对诉讼时效等章节也有年限规定。在刑法领域,贪污盗窃、行贿受贿等罪及其程度同样由金钱数额来定性。

   在法现象的宏观方面的研究进行量的分析一个重大进展是从“法治余杭”指教研究和评估活动开始的各地纷纷效仿的研究与实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此明确予以肯定。这将对我国今后量变和质变的科学研究方法和范式产生深远影响。

   这些说明,把一些重大的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予以量化,使其变得十分具体、清晰,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很有意义的。

  

   三、法的继承与扬弃

   法作为特殊的社会现象,有它自己特有的本质属性和特征,有它自己的内容和形式,而和其他事物相区别。这些本质和特征,它的独特的内容,必须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否则它将不成其为法,或者是具有很多缺陷和瑕疵的法。例如,狭义的,即国家出现以后的法,它必须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它的实现必须受国家强力的保护,一国(特别是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的法律必须是一个体系,它的上下(上位法与下位法)、左右(部门法之间、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里外(国内法与国际法之间)、前后(新法与旧法之间),必须统一、和谐、协调,不能相互矛盾和脱节。法的微观结构,即法的规范,其三要素,即法的主体、人的行为、法的后果,必须明确和齐备。所有这些都同法的阶级性无关,旧法中好的经验完全可以也应当借鉴,其错误的、不好的东西必须注意汲取教训,加以扬弃。

   法的精神,即法所追求和体现的法的价值,新旧法律之间也是可以借鉴和继承的。例如,中国古代的“民本主义”同“和谐理念”是十分丰富的。如,“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荀子·王制》)。和谐理念有:“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精神。这些都属于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中国古代优良文化传统中可以继承的“人民性和民主性”精华。长期以来,在我国法治建设所实行的司法实践中,审前调解和司法庭审中庭中调解以及解决社会纠纷中的人民调解就是中国古代社会和谐理念的一种传承,深得国际社会的赞许。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和近年来习近平同志倡导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同中国古代的“民本主义”思想,也是一脉相承的。

  

   四、法的协调发展

   法的协调发展包括法的内部协调和外部协调。前者已在法的整体与部分这一范畴中论述。这里要研究的后者,即法的外部协调,包括法与执政党政策的协调发展;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与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与文化科技的协调发展等。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治国的《决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正确处理党和国家的关系。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的十六字方针: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最准确地概括和表述了现代政党政治最为文明的科学内涵。党领导立法是指执政党通过党内民主制定出治国理政的政策而后通过立法机关的民主程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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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法学》(重庆)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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