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西方政治思潮的底色就是意识形态,我们却不敢正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79 次 更新时间:2019-11-20 21: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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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 (进入专栏)  
在一批知识分子的引导下进而发展为政治民族主义。其中,哲学家、柏林大学校长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的危急演讲最有动员性。费希特十分强调一个民族的政治独立性,其演讲深深激励了陷于四分五裂的德意志民族,并激发了一种新的政治思潮——民族主义。

  

   至1830年前后,“民族”一词第一次作为具有特殊政治意义的名词为人使用,开启了民族主义事业的时代。“在1830年至1870年间,人们一再鼓吹和传播这些基本概念和特征,其效果之大使得欧洲的政治思想起了变化,欧洲的地图也大为改观,统治阶层在1815年大都不能接受的原则,到了1860年已为多数统治阶层所支持或不得不予以考虑了。”这就是政府与其民族的疆域问题,当时最著名的思想家约翰·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中提道:“一般地说,各国政府统治的界限大致应与各个民族的居住界限一致,这是自由体制的必要条件。”以民族为单位的建国,当时最有影响的就是德意志的统一和意大利马志尼民族主义运动。

  

   显然,带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民族国家”运动对于帝国是极大的解构力量,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奥斯曼帝国的完整性上,很多民族从帝国中脱胎出来成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同时,民族国家运动对1815年确定的大国决定一切的“欧洲一致原则”也造成了影响,虽然弱小民族的独立离不开支配性大国的直接影响,比如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爱沙尼亚人、保加利亚人等问题。发生在欧陆的民族主义运动对欧洲人的殖民地构成影响,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在19世纪20—30年代纷纷独立。

  

   民族自决运动可以视为自由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朱塞佩·马志尼所谓的民族系指“说同一种语言的公民总体,他们共同相处,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其共同的目的是使各种社会力量……不断地发展臻于更加完美的境地”。因此,在马志尼那里,民族自决就是民族自由问题,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不可分离。

  

   民族主义一开始就是一把双刃剑,要统治他人的民族主义即前述的自由帝国主义胜过了奉行民族自决的自由民族主义,比如德国人一直热衷于瓜分波兰。此外,俄罗斯、奥地利和土耳其这些多民族的大帝国都在压制着程度不同的民族自决运动。

  

   在民族主义运动中,民族国家纷纷出现,“新玩家”越来越多,这对过去以帝国形态为主的世界政治造成了重大影响。虽然欧洲政治依然没有脱离1815年维也纳会议确定的“欧洲一致原则”即事实上大国决定一切的所谓“神圣原则”,但是民族国家在一百年后最终还是获得了至少在形式上和大国一样的权利,比如欧盟的一致同意原则保护小国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自由民族主义与自由帝国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尤其是自由帝国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最终演绎成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在这个意义上,理解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政治,离不开19世纪世界政治演化所构成的结构性矛盾。

  

   (三)作为“反向运动”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出现及其滞后性影响

  

   在欧洲国内资本主义化以及对世界范围的自由帝国主义化的历史进程中,首先是在欧洲内部,接着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先后出现了作为自由主义的“反向运动”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1847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及1848年二月革命,没有财产的阶级开始第一次主张政治权利。通过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从一国发展到多国,从欧洲扩展到全世界。19世纪最后30年既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最终形成期,也是思想大动荡的时代,是塑造20世纪新世界秩序的思想播种时期。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积累,终于在落后国家结出社会主义之果——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从而奠定了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胜利的基础。如果说自由帝国主义运动奠定、塑造了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社会主义运动则撕裂、重组了世界秩序。

  

   那个时代的社会主义运动有两层含义:一是社会解放运动,主要发生在欧洲,这是一国之内的权利之争;二是民族解放运动,主要发生在亚洲和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的部分地区,又称民族民主解放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重叠或者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国家之间的权力斗争。这样到20世纪上半叶,世界政治主要是由自由帝国主义之间以及自由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西方人习惯用“共产主义”)之间的矛盾所诱发的,并直接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


四、对抗性政治思潮与变迁

  

   到了19—20世纪之交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自由帝国主义已经成为列强内部的主要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运动方面,1914年之前,欧洲没有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加入政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大多数交战国,社会主义者都加入了本国政府,捍卫自己的国家,社会主义政党因此得以合法化。在自由主义阵营中,知识领袖诸如马克斯·韦伯更是公然为帝国主义政策著书立说,其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一部为民族权力张目的帝国主义作品。应该说,帝国主义思潮的盛行是帝国主义国家政策的产物;反之,帝国主义思想的盛行进一步催生了帝国主义国家政策。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看似是很偶然的因素诱发的,其实这个因素只不过是点燃帝国主义政策之间紧张关系酿造的火药桶的导火索而已。在笔者看来,不研究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思潮,就说不清楚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的世界体系的崩盘与重组。

  

   沿着霍布森的《帝国主义论》,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是为了批判帝国主义国家政策,右翼的帝国主义理论如韦伯的民族权力论则是为了推行帝国主义政策。无论是帝国主义理论还是帝国主义政策,“帝国主义”都是20世纪上半叶世界政治中的一个关键词,这也是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诞生的基本历史背景和理论语境。

  

   换句话说,以现实主义面目出现的帝国主义理论就是最有力量的世界政治理论,今天依然没有过时。只不过冷战开始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极力“祛帝国主义化”,以所谓的“实力政治”“均势”等一般性概念代替了帝国主义这种实质性概念,以至于让很多人忘记了世界政治的本质。1815年之后的一百年里即所谓的“百年和平”,西方大国之间讲究所谓“实力政治”达成的“均势”,但它们何时对非西方国家讲究过“均势”?其奉行的只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

  

   这就是历史之于政治学的重要性,忽视了历史而执迷于理论,理论也就成了沙滩上的城堡。结构现实主义在中国的流行可谓一种深刻的教训,我们需要呼唤历史政治学的诞生,以还原“历史”的真实政治面目。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继续,或者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因为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直接争夺“生存空间”而导致的民族权力之战。制度变迁具有非预期性,自由帝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导致的是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在俄国诞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催生了社会主义国家群的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国家看上去有法西斯主义的,有自由帝国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其实法西斯主义既可以看作自由主义失败的产物,也可以看作极端的自由帝国主义形式。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国家是自由主义或自由帝国主义失败的产物。

  

   经过欧洲半个世纪的积累,至20世纪上半叶,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全球性思潮,也成为一种普遍性价值。19世纪60年代,密尔认为社会主义思潮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没有财产权的人主张的政治权利;到了20世纪20年代,连右翼的奥地利经济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精神导师路德维希·冯·米瑟斯在1923年的《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中指出,时代到了今天,不承认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在道德上是说不过去的。

  

   历史的玩笑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出现在资本主义发达的西欧,而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的俄国。看来,制度变迁的轨迹既有线性的渐变,也有非线性的突变。俄国社会主义政权是出现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第一个“异端”,因此从一开始便受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势力的围剿。经过几次残酷的考验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证明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成功,但是环境压力所带来的代价是多方面的,比如民族紧张关系,这为后来的制度变迁埋下了种子。

  

   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世界政治演绎中的政治思潮是一条或明或暗的线索,至少需要研究者去整理才能说得清楚的关系(即政治思潮与世界政治变迁),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半个世纪的世界政治路线图则直接由政治思潮勾画并牵引着,以意识形态划分阵营并定位国家间关系。

  

   冷战起源于美国发动的心理战即意识形态。为什么如此?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社会主义国家的批量出现以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危机,很难再用传统的“热战”去捍卫旧秩序,因为美国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愿望发动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战争。心理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以应用,争夺人的思想和心理成为美国捍卫旧秩序的主要手段。也就是说,战争形式或战争目的由过去争夺领土、资源转变为争夺人的大脑与思想,以此来改变对方的生存秩序和政治制度。结果便是,美国赢了,USSR输了。在这个思想比拼的长程历史中,是否有与时俱进的社会科学至关重要,因为只有将思想和观念社会科学化,才能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冷战的结束催生了“历史终结论”,并以全球化之名推向全世界。一时间,USSR和东欧纷纷易帜,很多非西方国家开始转型或随后发生了“Color Revolution”。全世界包括中国学者也开始以“价值承诺”来判断国际关系的是是非非。这场世界政治的变迁催生了所谓的“民主和平论”,即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争。为此美国谋划了“大中东民主计划”,结果“阿拉伯之春”成了“阿拉伯之冬”,一度经济繁荣和社会和谐之地变成了人间地狱。

  

   在这场所谓的“民主的第三波”中,中国的政治实践智慧和国家自主性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在拥抱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固本革新,坚持政治自主性,在政治发展道路上坚持方向的同时,各种政策则秉承包容性原则。也就是说,一方面,中国被动地卷入了政治思潮之争;另一方面,则以实用主义原则应对变迁中的社会压力,从而成为全球化浪潮中的大赢家。


五、政治思潮影响世界政治变迁的内在机制

  

前述三百年来的全球政治史说明,政治思潮不但影响着世界政治变迁,也是研究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不可或缺的变量。那么政治思潮发挥作用的内在机制到底是什么呢?政治思潮的起源与作用方式有所不同,但最终都是扩张性的。这里主要以辩护性—扩张性的意识形态为例,探索政治思潮影响世界政治变迁的内在机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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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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