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西方政治思潮的底色就是意识形态,我们却不敢正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87 次 更新时间:2019-11-20 21: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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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 (进入专栏)  
反过来,信奉法国人思想的美国独立战争直接刺激了法国人,法国人以卢梭的人民主权为旗帜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拿破仑又将这种国家体制推广到欧洲其他地区。因此,很多史家将18世纪视为自由主义胜利的世纪,即资产阶级的胜利。放任自由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18世纪的“双元革命”——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根本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和世界政治的性质。工业革命产生的科学工具以更快的速度将世界联系起来,政治思潮催生的政治革命以及政治革命传播的政治思潮提供了联系世界的思想工具。从此,“国家兴起”成为一种潮流。在此基础上,世界政治从王权国家主体逐渐演变为资产阶级的“人民主权”国家主体。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撕下封建主义温情脉脉的伪装,赤裸裸地以枪炮政策推行自己的商业利益,世界政治变成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市场力量(资本权力)脱嵌于社会并凌驾于社会之上。从此,人类就生存在18世纪所形成的世界政治体系之中。19世纪和20世纪的世界政治变迁强化了这个“初始结构”,也酿成一场又一场血腥灾变。因此,无论是谈论什么问题,无论是世界政治还是世界政治结构下的国际关系的本质性问题,离开“资本主义”这个关键词,无异于隔靴搔痒,都是自欺欺人。


三、扩张性政治思潮与世界政治变迁


   资本主义是一种不能独立存在的经济形态,趋利性决定了远程贸易的形成和市场的不断扩张,结果必然是所谓自由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这构成了“自由帝国主义”的过程性结构,成为19世纪世界政治的一个基本面向。或者说,资本主义在国内表现为自由主义,而民族—国家固有的“民族主义”性质决定了以国家为单元的自由主义在对外关系上必然是自由帝国主义。这是因为资本主义政治革命的一个意外制度结果就是民族主义的诞生,这是拿破仑战争催生的“一族一国”基础之上的民族主义,催生了从欧洲到美洲的独立建国运动。这样,在整个19世纪,作为极具扩张性的政治思潮,自由帝国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思潮构成了世界政治的基本面貌,它们都与法国大革命以及随后的拿破仑战争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一)自由帝国主义思潮下的世界政治

  

   正如列宁在《帝国主义论》的开篇中所言:“在最近15─20年中,特别是在美西战争(1898年)和英布战争(1899—1902年)之后,新旧两大陆出版的经济学著作以及政治学著作,愈来愈多地用‘帝国主义’这个概念来说明我们所处时代的特征了。”帝国主义是什么样子呢?列宁总结道:“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这样的定义能包括最主要之点,因为一方面,金融资本就是和工业家垄断同盟的资本融合起来的少数垄断性的最大银行的银行资本;另一方面瓜分世界,就是由无阻碍地向未被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大国占据的地区推行的殖民政策,过渡到垄断地占有已经瓜分完了的世界领土的殖民政策。”垄断、资本输出、瓜分世界、殖民政策就是帝国主义的核心特征。

  

   帝国主义不是在短期内形成的。在国际关系史上有所谓“百年和平”之说,即从拿破仑战争之后的1815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14年。其实,哪里有什么“百年和平”?即使在欧洲有所谓相对的和平——主要与此前的欧洲“战国时代”比较而言,世界政治也绝非和平景象,而是腥风血雨的一百年。这一百年正是帝国主义大张旗鼓对外实行殖民政策的时代。

  

   欧洲人从发现“新大陆”就开始了扩张,虽然一些国家在南亚建立了殖民地,但是几百年来主要以“东印度公司”的名义进行,因此以贸易扩张为主要目的。西方人一般把从1815年开始算作新一阶段的“世界史”。笔者认为,其原因有两点:一是列强之间的关系相对稳定,具有以国家为单位的能力去对外扩张;二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在19世纪上半叶已经启动,各国更有技术能力去扩张并将世界连接起来。

  

   1870年前法国没有殖民地,而1870年德法战争后兴起的德国当然更不满于自己的现状,因此从1870年开始西方列强出现了瓜分殖民地的高潮。1873—1875年的柏林会议上,几个列强将非洲瓜分殆尽;1900年瓜分非洲的同一批人来到北京,准备瓜分中国但未果。30年间,列强将世界瓜分完毕。1876—1914年帝国主义列强夺取了3490万平方千米的殖民地,划分了1460万平方千米的“势力范围”(半殖民地)。全世界殖民地面积达到7490万平方千米,其中英国最多,形成了所谓“日不落帝国”。这个过程就是国家能力的大比拼,行为主体当然是国家和政府,新世界史或全球史试图“去国家化”而彰显所谓“人类共同体网络”的形成,显然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

  

   在整个19世纪,对外扩张、瓜分殖民地成了列强的“时髦行为”。帝国主义的流行始于1872年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累利的演讲,鼓吹英国人民需要一个“赢得世界尊重”的“伟大的国家——一个帝国”,从而开创了英国政治中关于帝国论述的新篇章,“帝国”成为民族自豪感的象征。迪斯累利的帝国观还使其于1876年颁布了《皇室头衔法案》,使维多利亚女王获得了“印度女皇”的称号,同时废除东印度公司和德里莫卧儿王朝。这意味着对“帝国主义”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否定变为肯定。过去,帝国主义是用来指称拿破仑三世第二帝国的扩张政策。

  

   因此,影响巨大的约翰·霍布森的《帝国主义研究》虽然发表于1902年,但此前的几十年里,“帝国主义”已经是一个流行词,只不过霍布森赋予这个词新的含义,指出帝国主义是一种政策,其发源地是国内金融资本的扩张,专指大英帝国和欧洲主要国家发动的扩张。在过去30年里,一些欧洲国家尤其是大英帝国,它们要么吞并,要么在非洲和亚洲大部、太平洋和其他地方的诸多岛屿上强制推行政治统治。众所周知,霍布森的帝国主义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列宁将霍布森的理论融入马克思主义之中,诞生了著名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帝国主义”具有国家政策、学术研究和政治批判的不同意义。就国家政策而言,我们熟悉的自由主义者如托克维尔是典型的帝国主义者。1837年的《阿尔及利亚信件》指出:“我毫不怀疑,我们有能力在非洲海岸树立起一座象征着我们国家光荣的丰碑。”在1841年的《关于阿尔及利亚》中,当论及法国当局在阿尔及利亚应当采取的必要措施时,托克维尔指出:“我经常听到我尊敬的法国人说,我们焚烧收成、清空筒仓以及最后抓捕没有武装的男人、女人和儿童,这样做是错的。但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在我看来,这些都是不幸但必要的措施。”托克维尔一生都坚定地维护帝国主义扩张。

  

   帝国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而盛行,背后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1959年达尔文的《物种的起源》出版,为当时欧洲的殖民政策找到了生物学上的根据。当时以及此后几十年内,自由主义者其实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或者说自由帝国主义者。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人种优越论,欧洲之所以在科学技术上领先,说到底是因为白种人优越。迪斯累利也认为,“一切都是种族,没有其他真理”。法国殖民政府理论家儒尔斯·哈曼德直白地说,殖民关系最根本的起点是欧洲人的上等优越感:“征服土著居民最基本的合法性在于我们相信我们是上等人民,这点不仅体现在机械、经济和军事上,而且也体现在道德上。”

  

   同时,由于工业革命诱发的社会问题即阶级矛盾,殖民政策成为化解国内阶级矛盾的重要手段。法国大文学家维克多·雨果说道:“将你们国家难以容纳的人输送到非洲这块大地,以同样的方式解决你们的社会问题,将你们的无产者变为有产者。”以输出人口化解国内紧张关系是当时欧洲国家的普遍做法。英国的渐进与稳定与“日不落帝国”有着密切关系。即使当时的左翼学者如英国的费边社都这样鼓吹,不想要内战的人就应该成为帝国主义者。尽管如此,意大利还是产生了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在19世纪70年代,只有17万人移居他国;19世纪90年代,移民数量增至150万人;20世纪前十年,有360万人移居他国;1914年有600多万人生活在海外,而当时意大利的人口才3500万。由此可见工业化过程中欧洲社会关系的紧张性。

  

   到19—20世纪交界时,赤裸裸的白人优越论开始让位于文化优越论,即从文明、文化的视野解释西方的优势地位,其代表人物就是作为自由帝国主义者的马克斯·韦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要回答的问题是,西方为什么赢了以及西方文明为什么具有普适意义和普适价值。

  

   关于西方赢在哪里,韦伯列举了八点:第一,只有西方的科学真正达到了可以被当代公众认可的发展程度。第二,中国的历史学虽然高度发达,却没有修昔底德的研究方法。第三,在音乐艺术上,理性而和谐的音乐只有在西方才有。第四,在建筑学上,哥特式拱顶的空间结构在其他地方也没有。第五,大学制度为西方独有。第六,公职人员系统为西方独有。第七,理性的成文宪法为西方独有。第八,也是结论性的,所有这些都源自其他文明所没有的资本主义组织。资本主义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西方文化独特的理性主义”。

  

   对于资本主义来自新教伦理塑造的理性主义这一说法,著名的编年史历史学家费南尔·布罗代尔称之为“篡改历史”的行为。韦伯自称学术服从政治,说“我根本就不是个……真正的知识分子”。韦伯事实上是一个种族主义者、狭隘的文明优越论者和帝国主义者,把民族权力和民族文化作为终极价值追求。这样一部典型的“文化优越论”的政治作品,居然依然被一些人视为“学术经典”,在“无问西东”中不自觉地丧失了主体性。

  

   (二)民族主义思潮与世界政治的“新玩家”

  

   在西方一些早发国家对非西方国家大搞殖民政策的同时,在西方内部包括西方后裔国家即拉丁美洲,拿破仑战争刺激了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并推动了建国运动,出现了所谓“民族国家”,进而成为世界政治的“新玩家”。

  

如果说法国大革命刺激了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那么拿破仑战争则激发了德意志政治民族主义的诞生。在文化民族主义方面,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第一次提出作为有机的历史群体的“民族国家”思想以替代传统的国家概念。拿破仑战争迫使存续了800年的神圣罗马帝国解体,新的政治认同进一步在一批自由派知识分子中酝酿。以前,当德意志遭受外来侵略或者外国将其国土当作战场时,几乎没有德意志人具有国家遭受蹂躏的意识。因为直到1800年,他们很少认为“德意志”是他们的祖国,而只是在德意志历史著名王朝治下的一个小邦而已。如今,拿破仑战争激发了他们的民族意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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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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