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桂林: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一流的若干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4 次 更新时间:2019-11-20 07:0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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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桂林  

   按照国际通用的关于大学和学科排名的几大评价体系中的共性标准③,中国政治学应该在四个方向上向世界一流学科趋近:(1)建构国际主导性的学术话语。学术话语是涵盖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判断和基本命题的表达方式,是一个学科籍以和其它学科区别开来、体现自己特殊存在意义的标志和前提。学科的话语越是独立,学科就越成熟;学科话语的可交流性越强,学科就越强。因此,话语体系相较于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有着基础性的重要意义,学科建设首先是学科话语体系的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首要标准就是学科在国际上的主导权和影响力。(2)孕育有国际影响的学术大师。按照国际通行的认识,学术大师是那些以原创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以新开辟的领域、路径和方向对学科的发展产生了国际性和历史性影响的人。放眼世界,凡被公认为世界一流的学科,都有被国际学界公认的学术大师。反之,没有任何一所大学的任何一个学科,在没有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大师或学术流派的情况下,就被认为是世界一流。试想,如果没有萨缪尔·亨廷顿(Samul P.Huntington)、朱迪丝·施克莱(Judith N.Shklar)、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等政治学大师,哪里有世界一流的哈佛政治学?没有威廉·邓宁(William Archibald Dunning)、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 Neal Waltz),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又何谈世界一流?(3)产出国际公认的原创性学术成果。学科研究成果得到国际的认可,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这是所有国际通用的评价体系对大学和学科的基本要求和主要考虑。中国政治学应该努力在国际性的权威刊物上发表更多的成果并争取各类研究成果更高的正向引用率。相较于当下不尽如人意的状况,这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4)培养国际认可的杰出学科人才。由于人才培养彰显着学科的发展水平,关乎着学科的社会声誉。所以国际通用的几大评价体系均将涉及人才培养的要素不同形式纳入其中。不能培养出杰出人才的学科,就不可能被认为是世界一流学科。

  

   二、关于政治学学科价值定位的思考

  

   所谓价值,即一种客观事物对他物的有用属性。政治学作为兼具理论和实践双重品格的学科,其价值亦即有用属性有二:一是“求理”——揭示人类政治现象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探索人类应该追求的政治价值、构思合于人类本性需求的理想政治制度;二是“致用”——回应社会政治实践中的重大问题,推动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

   政治学“求理”和“致用”之双重价值在学术研究中主要是通过规范和实证两种研究方法得以实现的。规范研究承载着政治学“求理”的价值定位,它通过对各种政治现象,包括国家、政党、政府、公民等政治主体和制度、体制、决策、行为等政治客体的“好”与“坏”、“善”与“恶”的研究和判断,力图解决政治生活中“应该如何(ought to be)”的问题。规范研究赋予了政治学以逻辑性、学理性和系统性,因而也被称为价值研究或政治哲学研究。致力于“求理”的规范研究一般不直接的指向社会功效,而是基于研究者纯粹的学术旨趣和学术情怀。实证研究承载着政治学“致用”的价值定位,是研究者紧贴社会政治实践的需求,针对社会政治发展中的问题,围绕政府重大的政治决策的动态性研究。实证研究通过现场观察、数据收集、模型建构、量化分析等方式得到“是如何(to be)”的事实判断,体现了政治学的科学性和应用性,因而也被通称为事实研究或应用研究。实证研究者的直接动机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基于高度政治认同的政治义务感。基于上述,对政治学两种价值的思考和对两种研究方法的思考不可分割。

   政治学学科是以“求理”为重,还是以“致用”为先,并无一定之规,而是随着历史条件和社会实践的变化而变化。学界周知,西方政治学自古希腊迄今两千多年来走过了一条“求理”研究主导—“致用”研究主导—两者相依共生的发展路径。中国政治学复建虽然只有几十年的时间,但是也形成了清晰的变动轨迹。很多研究者以量化分析的科学方法再现了这一轨迹④: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21世纪最初的几年间,政治学研究的主要价值取向是“求理”。其表现在规范研究压倒性地多于实证研究,个案访谈、现场观察、量化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鲜有运用。近10多年来,伴随着中国政治学年轻研究群体的崛起,尤其是很多的海归政治学人的加入,同时也回应着国家政治发展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实证研究、特别是量化研究的态势迅速形成,与规范研究比肩而行。中国政治学的实证探索在科学精神的指引下发展壮大、方兴未艾。

   现阶段的中国政治学应该推崇规范研究以“求理”,还是推崇实证研究以“致用”?学界虽未形成有规模的论争,但我们已经清楚地听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有学者认为,随着国家政治活动已经由统治转向了治理,政治学应该通过实证研究凸显“致用”的价值定位,为国家治理实践出谋划策。而规范研究在本质上更适用于思想启蒙和方向引领,所以在现阶段应该让位于实证研究。相反的看法是:“求理”的政治学研究取向在任何时候都有着首当其冲的重要意义:一方面,“求理”的基础研究提升政治学的学术品格,决定政治学学科的厚度和高度,政治学的学科发展任何时候都需要基础研究的支撑;另一方面,当下中国的政治发展仍然处在一个继续改革的重要阶段,无论是基本制度的完善,还是许多中观层面制度的建立,都需要学理的依据和价值的导引。所以,政治学在现阶段仍应高度重视规范研究。

   如前所述,承载学科价值的研究方法何者为要没有绝对答案,它应该被置于由历史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大背景下来判断。现阶段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大背景之一就是推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学科目标早日实现。所以,如何更有利于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和如何有助于回应中国政治发展中的问题是思考政治学两大研究方法何者为要的最高标准。

   政治学规范研究的当下重要性体现在:

   第一,规范研究是推动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一流的最直接方式。因为:(1)规范研究为政治学走向世界一流奠定了厚重的基础。规范研究是研究者对政治现象本源的追问、本质的探索、规律的揭示、价值的思辨,其研究成果通常为新的学科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这些基础性的成果很容易经由国际共享标准的检验成为创新性的学术贡献。中国政治学虽然在长时间内以规范研究为主导,但遗憾的是其基础理论迄今仍然薄弱,创新性成果仍然匮乏。(2)规范研究为掌握国际话语权提供了更广的空间。规范研究因其论题更具基础性、一般性、共通性,所以,更容易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在对话中获得广泛认可,从而更容易建立话语优势,引领学科发展。(3)规范研究为实证研究奠定了学理基础,提升了实证研究结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有助于实证研究的成果获得普遍性的认同。实证研究若没有学理的支撑和价值的浸透,一味地追求量化,那么在大量的数字和图表之下很可能是思想的贫乏和结论的无效。美国政治学从行为主义到后行为主义的演变已经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和教训。事实上,当我们今天欣喜于中国政治学研究日益科学化的同时,也很遗憾地感到了一些实证研究已经出现了为实证而实证、为量化而量化的现象。它们或者是“头痛说头,脚痛说脚”,缺乏思维的系统性和深刻性;或者是经由繁复数据收集和统计分析,得出的不过是早已经过实践检验的常识和约定俗成的“习惯法”,等等。

   第二,当下中国的政治实践仍需高度重视规范研究。因为:(1)中国的社会政治发展仍处在一个需要大力深化改革的历史时期,改革的大方向和终极目标仍然需要明晰的政治价值导引。比如,我们拒绝西方那一套政治价值的“普世性”,那么,符合我国国情民情的一系列价值目标——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效率等需要怎样的内涵解释和形式承载?再比如,我们已经建构了内容丰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那么这个多层次的体系应该如何予以学理解读?这长长系列的价值范畴的核心价值又是什么?(2)在很多中观层面操作性的制度建设上,价值目标也具有首当其冲的重要意义。没有相对准确的价值目标引导,任何制度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均会大打折扣。比如,要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首先需要民主、法治、公平、效率、和谐等价值理念,然后才是对治理技艺的研讨;再比如,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建设、公共财政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等,表面上看是如何收钱、如何分钱、如何花钱等纯粹的操作性问题,但实质上它们首要的问题无一不是如何定位制度的价值取向问题。只有制度制定者对诸如公平与效率、自由与平等、公权与私权等种种价值关系具备理性的认知,才有可能出台相对合理而人性的可操作性制度。(3)即便是微观层面的政策执行,哪怕仅仅是“实施办法”“行为条例”等,同样需要价值思维和价值精神,否则就可能是低效的、折腾的、混乱的,甚至是无用的。

   政治学实证研究的当下重要性体现在:

   第一,实证研究是政治学学科属性的内在要求和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一流不可或缺的实现方式。(1)实证研究彰显着政治学的应用性。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学的很多相邻学科,尤其是法学和经济学的应用性空前彰显,被公认为应用性最强的社会科学学科。相较之下,政治学的应用性却很大程度上被遮蔽,甚至有时呈现出“自说自话”“可有可无”的边缘化状态。然而,就学科的内在属性而言,以探求“治国理政”为己任的政治学,其应用性既不弱于意在“经世济民”的经济学;也不弱于追求“依法治国”的法学。如果政治学弱化了实证研究,其学科应用性必定无法得到应有的彰显。(2)实证研究将中国特色的政治认知推向国际,以它特定的方式推动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一流。前已述及,真正的实证研究决不是唯实证而实证、唯量化求量化。它“在研究和解决具体问题中发现规律,归纳与提炼理论;注重政治学研究的原创性,注重专门知识(Know-how)的发现和发明,从专门知识中提炼普通知识(Knowledge),而不是相反。”⑤而唯有从实证研究中得出的规律性和普遍性的知识才会成为中国政治学贡献给世界的政治认知。正是在此意义上,实证研究是“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政治学不可或缺的实现方式。(3)实证研究是政治学获取外源性发展动力的重要手段。走向世界一流的中国政治学需要内源性动力和外源性动力的共同支持。所谓内源性动力即产生自学科内部的动力,它是政治学人秉持学术情感、坚守学术逻辑、坚持学术创新的内在冲动。所谓外源性动力则是政治学通过积极回应社会政治实践需求、为国家的重要政治决策贡献智慧,以此获得源源不断的外在政策和资源支持。在特定的意义上,学科发展的外源性动力比内源性动力更为重要。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⑥政治学要获取走向世界一流的外源性动力,实证研究显然是最有效的手段。

   第二,当下中国的政治实践中仍有大量的问题需要运用和强化实证研究。近年来,政治学的实证研究得到了空前的运用,学界通过实证研究为国家政治发展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做了充分探讨。但是,相对于政治实践的需要而言,政治学的实证研究仍然是不到位的。比如,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迄今基于实证的对策性研究仍然少于逻辑辨析;关于乡村治理、民主协商等问题研究仍然缺乏基于现场观察、个案解剖、量化分析的一般性结论;关于反腐败研究中对腐败原因、腐败类型、腐败群体、反腐败的制度建设等问题科学化的探讨仍然不足;关于新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在运行中的很多实际问题也缺乏应用政治学分析的声音,等等。所以,对于实证研究我们应该强化和完善,而不是弱化或轻视。

基于上述,政治学“求理”与“致用”两种价值取向和规范与实证两种研究方法虽然在历史的纬度上时有冲突乃至对立,但是对于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和政治实践需求而言,它们犹如政治学的“双核”与“双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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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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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2018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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