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汉国:70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的成就与新使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0 次 更新时间:2019-11-19 21: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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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讨论,人们在是否坚持唯物史观的问题上达成了基本一致的认识,同时也认识到唯物史观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同时,还应注意吸收其他正确的研究方法和成果。

  

   2.围绕“冲击—回应”论和“中国中心”论的讨论

  

   改革开放后,中外史学界交流日益便捷频繁。在交流中,国外一些新理论、新方法被相继引入国内。所谓的“冲击—回应”论和“中国中心”论一经传入中国之后,就引起中国学术界的热议,促发了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向的进一步思考。

  

   “冲击—回应”论,系美国学者费正清在其著作《中国与美国》、《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中所揭示的。他认为,传统中国社会长期凝滞不前,缺乏内部动力所带来的改变和突破。自经历了19世纪中叶开始的西方诸国一次次入侵后,古老的中国才开始缓步向近代社会演进。因而,发生于中国近代的诸多事件均可套用“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公式加以解释。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回应冲击的历史。“冲击—回应”论作为费正清哈佛学派学术研究的主要理论,长期占据着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

  

   “中国中心”论,系美国学者保罗·柯文在其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提出的。他在书中批判了“冲击—回应”论所张扬的“西方中心”色彩,就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取向,提出了“中国中心”论。柯文希望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取向上摆脱西方中心先入为主的假设来审视中国的过去,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来深入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历史进程。

  

   “冲击—回应”论和“中国中心”论,与以往中国学者书写的以革命史为中心的近代史不同,都是从现代化的视角来审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进程。二者间的不同之处在于,对推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究竟是外因,还是内因?这两种理论模式传入中国后,很快得到了中国近代史学界的热议。有认同者,也有批评者。对于“冲击—回应”论,由于宣扬的是西方中心观,学人对此是批判多于认同。对于“中国中心”论,则是有认同,也有批评。

  

   刘大年曾对“冲击—回应”论和“中国中心”论有过精辟的评说:“‘冲击—回应’公式决不是一个接近于反映历史真相的公式。”“它完全不能说明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态度,完全没有能够估计到中国人民的力量”。对于“中国中心”论,刘大年肯定了其对西方中心观的批驳,以及在“极力寻找中国内部情节”的努力,但又批评其“显得过于看轻了外部世界的作用,对于外部势力深入到中国社会内部结构里面发生的毒害影响估计不足”。李伯重从世界工业化的角度批判了“冲击—回应”论,他指出,“从根本上来说,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工业化,主要取决于其内因而非外因”。

  

   罗志田、李学智、熊月之、夏明方等则对柯文的“中国中心”论展开批评,并剖析了柯文在方法和逻辑上的内在矛盾,以及理论上存在的缺陷。吴怀祺、耿云志则结合柯文的“中国中心”论,阐述了中国近代社会变化的内因与外因关系问题。吴怀祺指出,柯文的理论牵涉到内因与外因的问题,丰富了我们对中国社会变化的认识,但却未能对内因、外因的辩证关系作深入的探讨[23]。耿云志认为,柯文的理论过分高估了传统文化内部某些变动的程度,“外因与内因的关系,绝不是某一个总是主要的,另一个总是次要的。何者为主,何者为次,完全要看具体情况”。

  

   总之,中国近代史学界围绕“冲击—回应”论和“中国中心”论的讨论,深化了学术界对中国近代史发展取向的认识。

  

   3.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碎片化”问题的讨论

  

   历史研究的“碎片化”概念,源于法国学者佛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一书。他在书中尖锐地批评年鉴学派背弃了前辈学者注重总体史的传统,致使历史研究出现了“碎片化”的倾向。受多斯观点的影响,中国史学界对近代史研究选题日趋细碎的现象表示了担忧,从而引发了历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讨论。2012年,《近代史研究》连续发表了多篇关于“碎片化”问题的笔谈。

  

   对于中国近代史学界是否存在着如多斯所批判的“碎片化”问题,学者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

  

   李长莉认为,目前中国史学出现“碎片化”趋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尤其在近年来兴起的中国近代社会史和社会文化史领域表现最为突出。“碎片化”的具体表现是,论题小而微,缺乏大关怀、大问题;论题细而散,缺乏大联系、大序列;论题小而平,缺乏大理论、大阐释。并提出了矫正“碎片化”的具体方法,即要在具体实证的基础上加以描述和展现具体史事表象后的抽象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形态。

  

   王笛则认为,在现阶段的中国史学界,“碎片化”未必是一个我们值得担忧的问题。1949年后,中国史学界热衷于发现历史规律,热衷于将复杂而丰富的历史简化成若干重大课题。以致对历史的“整体”表象了解多,而对一些历史的细节却缺乏必要的了解。从中国历史研究的传统和不足来看,应容忍对一些历史细节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中国史学界研究“碎片”不是多了,而是远远不够。

  

   还有一些学者则是从方法论上辩证地论述了史学的“碎片化”问题。郑师渠指出,“碎片化”的语义有两层含义:一是将物体打破,使之成为碎片;二是先将物体打碎,使之成为待铸新体必需的材料或过程。二者的区别在于,价值取向上的不同。前者的目的只在于碎片化本身;后者的目的则在于追求新的综合化。当下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出现的对一些微观问题的研究,是新旧思潮更替在特定阶段上的应有之义,因而并“不存在多斯所批评的现象”[27]。

  

   关于“碎片化”问题的讨论,其实质是历史研究中的宏大叙事与微观研究的关系问题,是史学的整体史与个体史的关系问题。学人对“碎片化”问题的认识,至今虽见仁见智,但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对于探索近代史研究方法还是赋予了深意。

  

   此外,从19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界在理论和方法问题上还就“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后现代思潮与近代史研究、大数据时代的史学走向等问题进行过论争或讨论。这些都进一步深化了人们的史学认识,也丰富了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综观70年中国近代史学科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的突破,在以下几方面已取得显著进步:

  

   第一,在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认识上,已改变一度出现过的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简化成阶级观点或阶级分析的方法,强调要在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础上,全面、系统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内容,把唯物史观正确运用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之中。

  

   第二,在观察和分析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已改变一度流行的把中国近代史简化成革命斗争史的认知,认识到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并不是单线形的发展,而是在政治史、革命史主导下,呈现了多线形的发展。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过程,是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共同演进的过程。

  

   第三,中国近代史研究,已从相对封闭的中国史研究形态,走向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和整体研究。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与世界历史进程密不可分。因此,必须把中国近代史置于世界历史进程中去研究,加强中外历史比较研究和整体研究,才能更加准确把握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脉动和走向。

  

   第四,中国近代史研究,已从单一的文献史研究,扩大到文献史、口述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如在中国近代社会史、抗日战争史等研究方面,已出版了一批口述史研究成果。

  

   第五,以开放的姿态,加强了与海外学者的合作研究。在这方面,已有较好的尝试,并推出了研究成果。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建朗与台湾学者黄克武合作主编的《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出版。该书邀请了50余位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的学者联合编写,其中大陆学者34位、台湾学者21位、香港学者2位。再如,南京大学张宪文和中国台湾学者张玉法共同主编的《中华民国专题史》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共18卷,邀请了70余位中国大陆和台、港、澳学者联袂编写。

  

   综观70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在研究理论、方法上的突破,可以用“一元多维”来概括学人的共识:其“一元”,就是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其“多维”,就是在研究的方法上可以是多维度的、多样化的。

  

四、新时代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的新使命

  

   综上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业已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回顾70年的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历程,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仍存在一些问题。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虽已确立,但总体水平、学术原创力均有待进一步提升。特别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如何适应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仍面临新的挑战和新使命。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中国综合国力及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我们必须“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2019年,习近平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要求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要“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

  

   如何解决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中国综合国力及国际地位不太相称的问题?如何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如何创造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这应该是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在新时代的新挑战、新使命。

  

为此,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应在以下几方面加大建设力度: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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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北学刊》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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