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汉国:70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的成就与新使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7 次 更新时间:2019-11-19 21: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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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汉国 (进入专栏)  

   学术界对中国近代史发展主线的新认知,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反映了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已渐趋成熟。

  

二、学科研究领域的拓展和内容的丰富

  

   70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成就还体现在学科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化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近代史学科很快就建设起来。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专门的研究近代史的机构,综合性的高等院校也相继成立了中国近代史教研室或现代史教研室。但综观1978年前的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无须讳言,仍有不少值得反思之处。一是学科研究领域狭窄。其时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是政治史研究,所涉及的经济史研究也只是部门经济状况的研究,所涉及的人物也仅仅限于孙中山、毛泽东等。其他有关近代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外交史、民国史等领域几乎无人涉足。二是研究内容单调、简单。其时的政治史虽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主体内容,但被简化成中国革命史,其内容主要是“三次高潮”“八大事件”。1919—1949年的历史也被简化成中共党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共党史更被机械地理解为路线斗争史。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思想解放的推进,上述状况很快得以扭转。1981年2月,刘大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一文,提出了要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角度寻找突破口。与此同时,中国近代史学界 (其时限为1840—1919年) 和中国现代史学界 (其时限为1919—1949年) 相继开展了建立学科体系的讨论,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关于研究对象与内容。随后,在《历史研究》编辑部的牵头下,以“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为题,发起了关于开展社会史研究的倡议。由此开始,以经济史和社会史为突破口,中国近代史研究开始突破传统的革命史框架,延伸到近代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外交史、军事史等各个领域,并向纵深发展。

  

   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1985年后,随着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 (1940—1894) 》 (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以及陆仰渊、方庆秋主编《民国社会经济史》 (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 等著作的出版,中国近代经济史领域的研究已呈现了精、深、细趋势。其研究对象涉及近代工业史、农业史、手工业史、金融史、交通史、区域经济史等各个方面;其分析框架涉及经济方针政策、企业制度、产业结构、价格结构、投资与市场、生产与消费等经济要素。

  

   关于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1980年代学术界开展了关于“中国社会史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的讨论,由此推进了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至1990年代,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 (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陈旭麓《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龚书铎总主编《中国社会通史》 (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八卷本,其中包括史革新主编的《晚清卷》和朱汉国主编的《民国卷》) 相继出版,体现了中国近代社会史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一个分支领域的开拓与成果。进入21世纪,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已深入至近代社会构成各要素及近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对近代中国的人口、婚姻家庭、政区社区、阶级阶层、社团群体以及日常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习俗等都有相应成果问世。亦有对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分支领域如近代交通社会史、医疗社会史、区域社会史、乡村社会史等,作了更精细的研究。

  

   即使是以往作为主干的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也突破了传统的“革命史”框架,对一些曾被视为“禁区”的领域或历史人物,作了开拓性研究。

  

   关于中华民国史研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期间,由于“革命史”研究框架的限制,加之极“左”思潮的影响和干扰,民国史上的诸多事件和人物被屏蔽在中国近代史叙事之外。即使有一些关于民国史的研究,也只是局限于揭露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方面。1978年后,随着思想解放,学术界不再视中华民国史研究为禁区,而是越来越予以重视。1981年,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编第一卷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奠定了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学科基础。此后,有关中华民国史研究的队伍迅速壮大,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迄今,通史性的中华民国史著作有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 (四卷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朱汉国等主编《中华民国史》 (10册,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 (12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 等。此外,有关中华民国史上重要历史事件的研究成果也不断问世。如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 (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 ,谢本书等《护国运动史》 (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彭明《五四运动史》 (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黄修荣《国民革命史》 (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 (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等。有关民国人物的研究,近年来更是成为近代史学界的一个热点。2006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民国史》,全书10册中有4册人物传,收录民国时期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数百人。201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民国人物传》 (八卷) 收录民国人物近千人。以往在革命史叙事中,作为革命对象的一些民国人物,如袁世凯、蒋介石、汪精卫等现在都有相关传记出版。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无疑是对以往以革命史为主线的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突破与拓展。

  

   中国近代史各研究领域的开拓与深化,极大地丰富了学科建设意义上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内容更为充实、丰富和生动起来。在此不妨举两本书为例,试说明中国近代史研究内容之变迁。

  

   一本是胡绳写于195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提纲》,全书五章,约4万字:第一章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开始侵入中国和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 (1840—1864) ”;第二章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形成 (1864—1895) ”;第三章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和失败了的农民反侵略斗争 (1895—1901) ”;第四章为“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及其失败 (1901—1912) ”;第五章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幻灭、帝国主义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时期的中国、五四运动 (1912—1919) ”。这份提纲反映了胡氏对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认识,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必须承认,这份提纲所构建的中国近代史学科内容基本上属于革命史的范畴。

  

   另一本书是张海鹏主持编写的《中国近代通史》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该书写于21世纪,距胡绳写作《中国近代史提纲》的时间,达50余年。全书共10卷,500余万字,以“通史”为视角,以政治史、革命史为主干,对1840—1949年间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思想文化、边疆地区发展等作了近乎全方位的论述。

  

   在此将两书作比较,并不是将两书对立,也不是比较二者容量的大小或时限之长短,而是力求说明历经数十年学科建设,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内容结构上的变迁。说到底,中国近代史是中国通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中国通史的一段,其内容绝不应仅仅局限于革命史范畴,而应全面、客观反映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发展、互动及变迁的过程。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在充分吸收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学科内容体系上体现了由传统革命史内容向通史内容的转变。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这部书体现了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在研究领域和内容拓展上的成就。

  

三、学科研究方法的探索与创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史学由边缘走向中心。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为中国史学的一部分,迅速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对学科建设的指导地位。

  

   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均为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的奠基之作,也是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典范。这两部著作虽成书于1949年前,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和方法的过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54年,由胡绳发起的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一场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大讨论。在这场讨论中,胡绳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方法,得到了近代史学界的普遍认同。通过这场讨论,中国近代史学者大致形成了一个共识: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阶级矛盾复杂、阶级变动频繁的阶级社会,只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才能抓住近代中国的特点,把握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线,揭示历史真相。可以说,通过这场持续三年的讨论,近代史学界基本接受了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方法。

  

   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行改革开放,由此引发了学术界在全党工作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新时期开始反思近代史研究分析方法。与此同时,随着对外学术交流的增多,对国外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逐渐加深了解,也引发了学人探索新的理论与方法的热情。在此背景下,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近代史学界展开了几次围绕理论与方法问题的讨论。

  

   1.关于是否坚持唯物史观的讨论

  

   1980年代以来,学术界出现了反思历史的思潮。在反思中,一些人开始质疑阶级斗争理论,也有一些人以中国有没有“封建社会”讨论为由,开始质疑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所有的质疑,都指向如何认识唯物史观问题。

  

面对质疑,中国近代史学界展开了一场是否坚持唯物史观的讨论。金冲及、胡绳等纷纷撰文,畅谈自己对唯物史观的认识。金冲及指出,尽管马克思主义学说需要随着时代变化加以丰富和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决不能抛弃。我们必须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指导历史研究。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我们可以吸收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成果,包括非马克思主义者正确的方法和成果。胡绳针对有人主张从现代化视角来解读中国近代史的尝试,明确指出,以现代化为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并不妨碍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方法。相反的,如果不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在中国近代史中有关现代化的许多复杂的问题恐怕是很难解释和解决的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张海鹏指出,我们在注意吸收各种有价值的西方史学理论时,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世界观。针对有人质疑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王伟光等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的科学性及其对历史研究的指导意义,强调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未因时代变迁而丧失其理论光彩。瞿林东则撰文阐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的具体举措。(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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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北学刊》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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