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当代形而上学的重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83 次 更新时间:2019-11-19 21:0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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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对这一前提的否定。对照之下,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之所以看起来似乎比古希腊哲学的源头更为开放、有更加广阔的(“意在言外”的)理解空间,不过是由于其一贯的“反语言学倾向”。显然,只有什么都不说,才能保持什么都说的可能性;而一旦说了“是”,就遮蔽了说“不是”的可能性——这就是中国哲学面对西方哲学在源头上所显现出来的唯一优势。但正因此,这种优势也只是一种可能的优势,它并不能在“说什么”中实现出来,而只能作为一种参照背景而迫使西方哲学和形而上学意识到自身的缺陷。就现实的话语而言,中、西哲学没有哪一方具有绝对的优势,因为中国哲学实际上也不可能真的“什么都不说”,至少它要把“不可说”说出来,否则哪里会有什么“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也不可能只说“是”“有”“存在”,而是永远被缠绕在“不是”“无”和“非存在”的梦魇之中。只有到双方能够结合起来、融为一体的那一天,才有可能走出各自的困境,实现真正的当代形而上学重建和复兴。

  

区分中西形而上学是重建形而上学的前提


   在中西哲学比较的视野中来探讨一条重建形而上学之路,这是中、西哲学家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一条路。之所以说从来没有尝试过,并不是说他们从来没有这种想法,而是他们的想法根本不对头,甚至南辕北辙。

  

   大体说来,中国近现代有不少哲学家都在试图构建出一个“中西汇通”或者“中西合璧”的哲学体系来,但他们所构建出的体系要么就是根本没有形而上学的层次,而只有人生观或宇宙论的层次;要么,他们所设定的形而上学就还是中国传统的形而上学,基本上无视西方形而上学的存在,顶多用了一些西方舶来的时髦术语,这就仍然还是一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套路,而且是基于对西方形而上学的实质完全无知的前提下凭空虚构的。在西方,海德格尔在和日本友人的谈话中已经意识到,东西方语言是两个不同的“家”,无法通约。

  

   另外一些人,如后现代的德里达、霍耐特等人,则是以他们自己心目中的“东方”概念来和西方正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相抗衡,陷入了萨义德(Edward Waifie Said)所谓的“东方主义”的误区。他们不懂汉语,甚至不承认中国有所谓的“哲学”或形而上学,当然就更谈不上进行实质性的中西哲学比较和建立超越中西哲学之上的形而上学了。而没有这一前提,西方当代重建和复兴形而上学的一切努力都类似于想要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这是哈贝马斯在《后形而上学思想》中已经看出来了的一个残酷的事实。

  

   那么,为了要通过真正的中西哲学比较来重建形而上学,首先必须承认中西传统中都有自己独特的形而上学,并且还要从源头上澄清中西形而上学各自的含义,对两者作出清晰的区分。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建立起一门超越两者之上而又能涵盖两者的形而上学。

  

   就“形而上学”这一名称来说,当亚里士多德的μεταφύσικα一书在19世纪传到日本和中国时,日本著名哲学家井上哲次郎根据中国的《易经·系辞》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语,将其译作“形而上学”。最初严复对这一译名很不以为然,而自创了“玄学”这一译名,取自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一段时间内我国学界两种译法并行。但几经较量,“玄学”终于败下阵来,大家都逐渐习惯了用“形而上学”来译亚里士多德的μεταφύσικα这个书名并称呼它所表达的哲学思想。因为既然“玄之又玄”,就什么都不用说了,还“玄”怎样的“学”呢?这不是自绝活路吗?所以,形而上学既然是一门“学”,就不能止于“道不可言”,而必须说了又说。这当然是与中国传统的“形而上”的格局完全不同的。但尽管如此,用“形而上学”来译亚里士多德的μεταφύσικα毕竟表达了中国和西方两门最高层次的学问的“在上性”或“在后性”,有种地位上的对等关系。至于两种“形而上学”的不同的内在含义,这是一般读者顾不上细想的,便只能留给专家们再去仔细推敲了。

  

   具体言之,亚里士多德的μεταφύσικα一书,是由后人整理他的遗稿时,在处理完了他的物理学著作以后,把他那些研究最高本体和终极原因的作品集为一册,称之为“物理学之后诸篇”,所以本来是一个并不具有深刻含义的纯粹编纂操作上的用语。但“物理学之后”一旦流行开来,人们便根据该书的内容而将这一名称的含义扩展为“物理学之上”,或者“超物理学”,也就是将“后(μετα)”这一前置词赋予了表示思想等级上更高超的含义,意即比物理学更高层次的学问。的确,亚里士多德自己也将这门科学称作“第一哲学”。

  

   然而,为什么物理学之后一定就是第一哲学?对此不论是亚里士多德还是其他人都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从希腊哲学当时所经历过的历程来看,古希腊最初的一大批哲学家都把自己的作品称之为《论自然》,如亚里士多德说的:“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而且人间也没有较这一门更为光荣的学术,因为最神圣的学术也是最光荣的”。“所有其他学术,较之哲学确为更切实用,但任何学术均不比哲学为更佳。”显然,之所以第一哲学是神学,是因为神被看作“万物的原因”,即自然的原因,而对“自然(φύσιç)”的研究就是“物理学(φύσικα,自然之学)”。因此,所谓“物理学之后”其实被理解为“后物理学”,或者说最高层次的一种物理学,即研究“创造自然的自然”,也就是创世神(造物主)的科学。所以,“‘物理学’从一开始就规定了形而上学的历史和本质,即使在把存在视为actus purus(托马斯·阿奎那),视为绝对概念(黑格尔),视为同一意志向着强力的永恒回归(尼采)的种种学说中,形而上学也还仍旧是‘物理学’”。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海德格尔把神学称为一门“实证科学”,而把哲学的存在论(ontologie,即存在学,也就是形而上学)称为对这种实证神学的“调教”,因为哲学本质上就是对一切实证科学(包括物理学、历史科学等)的先验的“形式指引”。总之,哲学也好,形而上学也好,这些都可以看作一种广义的“物理学”,如海德格尔在另一处说的:“在完成了的形而上学时代里,哲学就是人类学……并通过这条道路而成为形而上学后裔的一个牺牲品了,也就是成了最广义的物理学(它包括有关生命和人类的物理学,也包括生物学和心理学)的后裔的一个牺牲品。既已成为人类学,哲学本身也就毁于形而上学了。”形而上学的完成就是成为最广义的物理学,而这也就是哲学(爱智慧)的终结。因此,我们可以把西方的形而上学(包括“第一哲学”和“神学”)一般地看作就是“物理学之后”或“元物理学”。

  

   与此相对照,中国古代的形而上学则绝不是什么“物理学之后”,它既不是一门“科学(或-logy)”,也不是一种“知识”,其本质上是一门探讨“应该”的实践哲学,我姑且把它叫作“伦理学之后”。但首先要注意,我所说的“伦理学之后”与现代西方所谓的“元伦理学(meta-ethics)”完全不是一回事,甚至在思维进路上是完全相反的。现代元伦理学是以逻辑和语言学的方法来分析道德概念、判断的性质和意义,研究伦理词及句子的功能和用法的理论。这种研究根本不在“伦理学之后”,而是局限于伦理学“之中”,甚至可以说还停留于伦理学“之前”,即只研究伦理学中的表达方式问题,尚未进入伦理学本身的问题,但却从逻辑语义学的立场把这种表达方式问题视为伦理学的根本问题。论者自以为这样一来就把伦理学归结为某种形式科学,可以对之加以“运算”了。因为不论你抱有何种伦理观点,都必须运用这一套语言规范和形式法则来表述,在这种意义上说这套法则具有“元”或“后”的意义。但这其实不过体现了西方科学主义和分析哲学以自己的狭隘眼光对伦理领域的强行占据和僭越而已。以这种方式,语言分析哲学就成了不仅是伦理学,而且是任何一门学问的“元……学”,或者新一届的形式上的“科学的女王”,但却对任何一门科学在内容上毫无指导意义。所以我们只能把这种“元伦理学”看作一种假冒的“伦理学之后”,它并未超越一般伦理学的内容,而是撇开这些内容,只撷取了它的语言形式,以迎合西方科学主义的单调的口味。

  

   我所说的作为中国古代形而上学的“伦理学之后”,则完全是从现实内容出发而对日常伦理学的一种内在超越,它体现为伦理学的一种安身立命的最高“境界”,一种内心精神生活的归宿。它的立场仍然是伦理学的,正如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之后”的立场仍然是物理学的一样。这样一种形而上学,才担当得起“伦理学之后”或“元伦理学”的称号,而西方现代的所谓“元伦理学”不过是伦理学范围内的语义学分析而已,本身没有任何伦理学的意义,没有跳出“物理学之后”和“存在论”的框框。所以从本质上看,只有中国传统的形而上学才是严格意义上的“伦理学之后”,或“元伦理学”。我们从中国哲学的起源就可以看出,中国的形而上学就是来自对人生哲学和伦理政治的思考。司马迁《报任安书》云: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这就是说,中国古代一切文学、历史、哲学的大成就,无不起源于作者人生旅途上所遭遇的不幸,所以“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沉浸于富贵之乡的人是不会有什么出息的,苦难是成就“倜傥非常之人”的条件。这种解释如同弗洛伊德的“压抑-升华”说,有很大的合理性,其实也正是出于太史公的切身体会。如果没有宫刑带来的痛苦、屈辱和悲愤,他如何能够有如此强大的意志来构建《史记》这样的鸿篇巨制?而这同时也就决定了,在中国,一切思想建树之成为不朽,必须建立在对人生的痛苦求索及对苦难命运的质疑和叩问之上,这就使他们的学问不能不带有强烈的伦理政治色彩,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忧患意识”。这也正如孟子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数千年来,这些话对于那些心怀大志的文人士大夫来说,成了激励他们奋发有为、出人头地的座右铭。

  

对比西方古希腊思想文化的起源,差别非常明显。古希腊哲学家大都出身贵族,所以亚里士多德曾有言:哲学起源于惊异;又说,哲学来自闲暇。在他看来,哲学就是奴隶主贵族在衣食无忧的情况下仰望星空而生出的悠然遐思,是冥冥中超越尘世而与神圣智慧打交道的事业。亚里士多德本人就是地位很高的贵族,从小没有受到过什么磨难。他的父亲是马其顿王腓力的御医,亚里士多德本人则是太子亚历山大的“太傅”。但亚历山大成年即帝位后,他并没有顺势介入帝国的政治事务,更没有像诸葛亮那样跟随主公征战四方,而是埋头于自己的研究和著述,同时吩咐皇帝每占领一个地方,都要为他搜集当地特有的动植物标本供他做研究。而皇帝居然也老老实实地派人从占领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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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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