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评“文化大革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949 次 更新时间:2002-06-18 13: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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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寒秋  

  

  近几年来,为“文化大革命”翻案与摆功评好的文章不少。有人从改造传统文化的角度分析伟大领袖为什么要发动“文革”,有人从反官僚集团的集权统治的角度对“文革”进行肯定,有人从大民主与言论自由的角度来对“文革”进行揄扬,诸如此类,煞是热闹。有好事者,针对目前贫富极度分化,贪污腐败盛行的局面,宣扬要再来一次经济上的“文化大革命”。更有极端者,极力鼓吹实践伟大领袖的心愿,主张类似于“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七八年就要来一次。

  

  余生也晚,无缘躬逢其盛,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种种印象绝大多数都是来源于道听途说罢了。按照伟大领袖所提倡的原则,不进行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而人云亦云的确也为饱学之士所不取。不过愚者千虑,终有一得;不揣微末,特作献芹,以供名流方家一哂。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种种现象与本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执己见,难以形成公论。在我看来,某些结论可存而不论,很多观点却令人茅塞顿开,所有的相关的文章,读后均大受裨益。长期以来,由于受主流意识形态的灌输所形成的对“文化大革命”的极度嫌恶感大部分都已经消逝了,但是要我从此以后,幡然转变为“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拥护者与翻案派,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我看过张志新的文章,能够理解,她的大多数见解我都赞成;我也看过遇罗克的文章,更能够理解,他的见解我几乎全部赞成。这样一琢磨,发现大事不好。我这样的人要是处在“文化大革命”中,如果象现在这样,信口雌黄,大放厥词,岂不是要被专政机关枪毙两次?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要是被枪毙两次,连来世都不得翻身,岂不冤哉?

  

  看来还是中国古人说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对任何一种类型的政治斗争都必须善于从人性出发去揣度发动者与参与者的行为动机与事实真相,冷静地分析利害关系与权力结构,再借鉴历史经验进行对比研究,不要盲目地全盘接受与赞成。生命宝贵,安全第一呀!

  

  遇罗克的崭露头角与最终被害与老红卫兵势力以及“血统论”的猖獗一时紧密相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老红卫兵极力宣扬“血统论”,妄图以革命子弟的名义提前接班并且永久地巩固他们的政治特权,同时对其他出身不好的青年实行政治压制与迫害。遇罗克针对这一切邪恶行径进行了严肃的思考,由此写下了惊世骇俗、振聋发聩的《出身论》。因此而惨遭老红卫兵势力与中央文革的双重打击与迫害,最终身陷囹圄并且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不过听传闻说,当年遇罗克所羁押的监狱第一次上报枪决名单的时候,遇罗克的名字被上面划掉了。这件事也许可以说明,上层并不认为遇罗克是什么真正意义上的、不折不扣的“反革命”分子。至于为什么最后执行了死刑,应该另有其它的考虑,并非完全是因为遇罗克抨击“血统论”。

  

  即便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最为激进的观点来看待“血统论”、政治特权世袭制以及为推行这些观点所采取的种种狂暴行动,也应该可以发现这一切荒唐言行都是与共产主义的理论体系、政治传统与社会原则背道而驰的。遇罗克对它的抨击完全言之成理,丝毫也没有违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任何一项原则。事实上,当时“血统论”提出时,中央文革就表明了坚决不同意的态度。

  

  表达“血统论”的一付最著名的对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建议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这说明,中央文革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坚持了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和传统态度的,即个人对自己的出身无法选择,不必负责,但是个人的政治信仰与政治道路却由自己决定。而老红卫兵不过是在主张公开的、绝对的特权世袭制与政治身份种姓制罢了。

  

  最终那些“血统论”的主张者也是按既定方针被中央文革打倒的。在对“血统论”的拥护者的清洗与镇压的过程中,遭到了老红卫兵的最为激烈的反抗。这出乎某些人的意料,不过却完全是在情理之中,这说明老红卫兵在维护自己的现实政治利益方面还是有足够的警觉性的。最后对“文化大革命”否定得最厉害的,不就是这些人。

  

  至于这对立的两派为什么没有立即摊牌与发生正面冲突的原因,那就是当时中央文革的最终目标是要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中绝大部分就是老红兵们的父母,因而不宜过早地暴露真实的战略意图,以免打草惊蛇。老红卫兵们一方面见不及此,被人利用;另一方面,也许又觉得,父母早晚都要让位给自己,早接班比晚接班好。至于父母一辈的胜败成亡,就听天由命吧。“善恶生死,父子不能有所勖助。”为后一代人的锦绣前程做出牺牲吧,反正你们一直就在为别人牺牲,这就算是最后一次吧!

  

  中央文革之所以不公开支持遇罗克的观点,反而将其杀害,正是因为受到了这种的复杂的政治斗争形势的制约。一方面,宣扬“血统论”的老红卫兵有极大的势力与活动能量,中央文革要继续利用其充当政治打手,彻底打倒以刘邓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出身论》不合时宜地在这个关键时刻公布,迫使两方面都必须对这个事件明确地表态。老红卫兵理所当然极力反对《出身论》,将遇罗克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而对于中央文革那一派来说,保遇罗克可能会引起政治上的争论与麻烦;反之,不保也不会有什么的损失。反正不是我这一派的人,既然不能够或者不愿意为我所用,借刀杀人又何妨?

  

  另一方面,遇罗克这个人,毫无政治实力与政治斗争技巧,只会看书识字,独立思考,却不会观察与分析政治风向。《出身论》要是在老红卫兵丧失利用价值后公布,便可以成为对这些人政治死刑的最好的判决书。也许以遇罗克的正直与迂腐,不会在政治舞台上有多大的作为,但是至少应该可以免其一死了吧。

  

  不过也应该看到,《出身论》不是依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去批判血统论,而是遇罗克独立思考的一种产物,是对老红卫兵在“血统论”的大旗下种种残酷行为的一种抗议。它的本质是人道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批判,因此与伟大领袖一贯提倡的斗争哲学一比较便泾渭分明。虽然中央文革的负责人在与老红卫兵辩论时也表示不同意血统论,但是显然他们更不能容许任何人用自己的头脑就“文化大革命”的重大问题进行思考。由此看来,经历了内战、革命与全面改造的现代中国与古代中国相比在思想自由与思想解放方面并没有什么根本的进步。“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象遇罗克这样才华横溢、特立独行的人总是无法见容于天地间。这种情况在号称发扬了“大民主”与“言论自由”的“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变本加厉。

  

  可以更进一步地指出,即使按照伟大领袖的既有观点与思维方式,结果却得出了与伟大领袖公开言论不一致的结论,这也是绝对不允许的。就张志新来说,她的政治观点与思维方式与伟大领袖公开提倡的教条有多少差别?另外某些在理论方面卓有建树的红卫兵思想者不也是如此?就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最终遭遇来看,可谓与张志新和遇罗克同病相怜,殊途同归。

  

  认真地反思这一切,就会发现,伟大领袖一生极力反对一切形式的教条主义,就是不准反对自己的教条主义;鼓励青年一代怀疑一切,破坏一切,就是不允许怀疑自己的绝对权威,不允许破坏自己的统治体系。这恐怕就是伟大领袖一生中最大的“矛盾论”了。

  

  在当时的情况下,精神独立,思想自由,其怀疑与批判的锋芒最终不可避免地要指向领袖崇拜的政治思想体系。接受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前提,必然就会得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结论,因而普遍与平等的民主制就是呼之欲出了。

  

  其实在任何一个独裁体制的国家内,思想者往往就是独裁者本人,其原型就是古今中外一切热衷于政治的知识分子最心仪的“立法者”。思想者只要有一个就足够了,往往也只能有一个。其他人的任务就是时刻表忠心消除独裁者的怀疑与维持统治体系的稳定,努力工作以维持社会的进步。这样就可把内耗减低到最低限度,集中打击力量,消灭一切反对势力,攻克任何艰难险阻。

  

  太多的思想者,只会使人们思想混乱,群龙无首。在一个封闭的体系内,从思想家到政治家,学而优则仕,内圣而外王,这是唯一的出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而最后的胜利者只有一个,必然就会进行激烈残酷的淘汰与清洗。

  

  当年延安整风期间王实昧的教训,不也说明了这些道理?伟大领袖未必有心要杀他,延安整风也不是专门针对他。他的那篇惹来大祸的《野百合花》,在思想上其实根本无足称道。一点点伤感,一点点怀疑,无非就是书生意气,多愁善感罢了,值得为此枪毙他?但是这种任性直言的作风令人厌恶,放言无忌,小孩家口没遮拦,一向令统治者不喜,谁知道某一天其怀疑与批判的锋芒会不会对准伟大领袖以及其推崇的意识形态体系呢?

  

  “权从下面夺,但要听上面毛主席的指示。”我们敬爱的总理的这句话这最为准确地概括了“文革”中造反派与伟大领袖的关系。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许多自发的、真诚的毛泽东主义者,就因为独立思考,坚持己见而被禁锢甚至被枪毙。这些民间的自发与忠诚的支持者被当作反革命而遭受镇压,伟大领袖也许并不知情。他日理万机,宵衣旰食,胸怀宇内,神游八极,无暇细顾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人物与小事情。将这些人交给那些握有生杀大权的地方大员任意处置,极为合情合理。即便知道了又如何?这几个散兵游勇,目无组织,目无领导,自由散漫成性;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一点都不听管教,有什么政治上的妙用?说来说去,只有死人才是最安分守己的人,他们就绝对不会心生异志了。

  

  伟大领袖需要的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挥之即去,去而无怨的愚忠之士,并不是要寻找思想上的知音。伟大领袖向往的境界是“君师合一”,一个特立独行的思想者则意味着在人格上与伟大领袖的平等,如此一来,建立在“神授魅力”上的独裁体制将因为这一点让步而逐渐崩溃。

  

  实际上,忠于我们伟大领袖以及保住自己性命的最好办法当然就是——凡是伟大领袖说过的话坚决听从,凡是伟大领袖交待的事情坚决照办,凡是反对伟大领袖的人以及伟大领袖反对的人坚决打倒。

  

  斯大林当年对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与布哈林等等党内反对派所采取的政策不也有类于此吗?斯大林一贯轻视党内的知识分子菁华,最后在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对一切异端者大开杀戒,其原因恐怕与上述情况无异。

  

  作为一名在示威、暴动、暗杀、监禁与流放中度过了全部革命生涯的老地下工作者,从这种切身体验出发,斯大林恐怕对现实权力斗争的威胁更加敏感,理解得更加实际,因此对使用暴力手段毫不犹豫。同时由于缺乏良好的教育与修养,对思想斗争的理解未免过于狭隘,过分高估了其危险性,过分低估了其建设性。

  

  列宁批评斯大林的话,同样可以用在伟大领袖的身上,即“太粗暴”。其实以事后之明看来,对这两位至少还应该加上两点评语即太急躁与疑心过重。当然,比起斯大林之质木无文、心理阴暗,伟大领袖视野开阔、胸怀博大,有一种对劳苦大众的广泛强烈的同情心,并且文采风流、智慧幽默、无人能及。不过这一切优秀品质还是不能阻止他朝三暮四,翻云覆雨,将天下苍生任意玩弄于股掌间。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我们这些被统治者,本来就不必偏听偏信,一厢情愿。人世间的一切,尤其是政治斗争中的一切,都由利害关系与权力结构决定,几分善意,几分温情,都敌不过这些冷冰冰、血淋淋的算计。

  

  不过将伟大领袖说成是一个阴谋家,玩弄权势与手腕,一贯利用他人的鲜血与生命来实现一己之私利服务,也未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从其一生的志愿与长期政策部署来看,伟大领袖并没有违反自己的信念与初衷,他是尽了一切力量要实现他的平等主义的乌托邦的。因此当革命后新的官僚阶级强大到不可遏制时,他便率领群众奋起造反,彻底打碎了他亲手缔造又因为各种原因转而极力摆脱其控制的党组织。

  

  我极为尊敬的两位著名学者徐友渔与朱学勤先生在各自的著作中一致认为,对他们这一代人的觉醒起到最大作用的一件事是“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当“五七一工程纪要”被公布的时候,对这些原来无限信赖与崇拜伟大领袖的红卫兵来说,真可谓是当头棒喝,醍醐灌顶,这种效果与伟大领袖的初衷完全相反。文化大革命后期,伟大领袖批准了一些外国思想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朱学勤先生认为这是伟大领袖算计失误,玩火自焚。我认为这种看法仅得其皮相,未领会其神髓。

  

  重印西方哲学著作这件事并非不可思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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