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奇: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社会学

——对民族国家设定的多维解构与重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7 次 更新时间:2019-11-18 20:3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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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奇  

  

   内容提要:在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和研究进行的既有学术批判中,兼容历史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历史社会学研究路径做出了重要贡献。历史社会学研究路径是一种方法论革新,从时间观的反思、对国家和社会进行机制化理解、重视多重因果链等角度,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和研究中对民族国家的设定进行了多维的解构与重构,从而拓宽了国际关系研究的维度和视野,对我们认知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国际关系理论; 历史社会学; 民族国家; 时间观

  

   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因其越来越无法合理而透彻地诠解国际政治现实,日益遭到东西方学者的诟病。在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理论范式的批判和拓展中,兼容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历史社会学路径,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执拗低音”。历史社会学路径的研究者们,其批判的维度与拓展的议题虽然呈现出相对驳杂的局面,致使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一系列的历史社会学”[1]21,但当我们仔细审视既有的历史社会学著述,抽丝剥茧地进行整体梳理后就会发现,这些著述从不同的维度上解构了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民族国家的理论假设,从方法论层面进行了革新,对我们批判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思考重构国际关系史叙事和重构国际关系叙事,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历史学强调时间序列,社会学强调社会结构,“历史社会学追求的是一种社会学的结构叙事和历史学的时间序列叙事的有机结合”[2]。历史社会学方法介入国际关系研究,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忽视的时间差异、空间重叠、多因果链等问题重新纳入了考量视野。但这种综合思考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渊源有自。

  

   20世纪90年代之后,学者们谈论起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社会学,往往愿意称之为“回归”,原因在于历史社会学方法介入国际关系研究并不是新近出现的事物。法国学者雷蒙·阿隆曾强调,自己在1954年的《法国政治科学评论》上就提出了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学方法。到20世纪50年代末,受到雷蒙·阿隆影响的斯坦利·霍夫曼则提出国际关系研究应该借鉴历史社会学思路。[3]

  

   1962年,雷蒙·阿隆在其颇为得意的《和平与战争:国际关系理论》一书中,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尤其是来源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启发,对美国主导的国际关系研究方法提出了批判。比如,他强调国际关系研究要对所认定的行为主体进行反思,“不能将国家一词视为法国大革命以后它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概念”[4]5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应该也包括希腊城邦、罗马帝国、欧洲君主国等。在分析国家行为时也要考虑到,“国家针对彼此的行为并不仅仅由力量关系所控制:观念和情感影响行为体的决策”[4]96。可以说,后来建构主义、英国学派所提及的观念、文化、情感等因素,雷蒙·阿隆在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分析中已经注意到了,但却没有引起当时主导国际关系研究的美国学界的重视。这一点雷蒙·阿隆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不无感伤地提到,虽然这本书在法国得到了高度赞誉,但“这些评价,不管怎样可贵,却反映不出此书在美国受到的待遇”,因为在美国同行看来这本书竟然胆敢在国际关系领域创造“理论”。[5]573

  

   此后,在美国学界的主导下,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高歌猛进,历史社会学路径的研究和反思,思想上的光芒被持续遮掩了。今天被学者们频繁提到的创作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历史社会学著述,只是在冷战终结之后才被大量讨论,获得了应有的荣光。可以说,是冷战的终结引起了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真正的集体性反思。无论是国际关系的现实议题研究,还是国际关系的理论建构,本用于寻获规律、洞察时局,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这种国际政治大变局的出现却出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界的预判。一些新现实主义理论家曾强调两极格局在结构层面的超稳定性,结果两极格局突然崩塌,历史走向了新局面。这种新局面势必会对学界的思考产生巨大冲击。冷战终结,形成了一次新的历史分水岭,“随着历史的加速,这种分水岭可能会更加频繁地出现。我们目睹了革命性的变化,在这一时期,意识形态被重构,边界被重新划分,联盟被重新调整,新的身份出现了,旧的忠诚也被恢复”[6]。如何认识这种复杂的历史转变呢?兼容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历史社会学路径因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今天,在一系列对国际关系历史社会学研究进行综述的文章中,列出了长长一串为历史社会学路径做出贡献的学者名单。这些学者包括但不限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雷乌斯-斯密特(Chris Reus-Smit)、安德鲁·林克莱特(Andrew Linklater)、耶尔·弗格森(Yale H.Ferguson)、亨瑞克·斯布鲁特(Hendrik Spruyt)、约翰·霍尔(John Hall)、托尼·贾维斯(Tony Jarvis)、斯蒂芬·霍布登(Stephen Hobden)、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马丁·肖(Martin Shaw)、米歇尔·巴纳特(Michael Barnett)、詹姆斯·罗西瑙(James Rosenau)、巴里·布赞(Barry Buzan)、理查德·利特尔(Richard Little)、约翰·鲁杰(John Ruggie)、巴里·吉尔斯(Barry K.Gills)、克莱尔·卡特勒(A.Claire Cutler)、史蒂夫·史密斯(Steve Smith)、弗雷德·哈利迪(Fred Halliday)、肯·布思(Ken Booth)、理查德·曼斯巴奇(Richard W.Mansbach)、乔治·劳森(George Lawson),甚至还包括以研究民族主义著称的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和以研究全球市民社会为主要志业的简·斯科尔特(Jan Scholte)等。通过审视这样长长一串学者名单,我们会发现实际上这些学者来自多个研究领域,拥有不同的研究偏好,而且有些学者并没有直接从事过国际关系研究,他们只是在各自具体议题的研究中为国际关系历史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启迪。

  

   为使分属不同研究领域、拥有不同研究偏好的学者能够在国际关系历史社会学研究上进行深入交流和探讨,斯蒂芬·霍布登和约翰·霍布森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2002年,他们两位主编论文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社会学》,力邀自觉从历史社会学视角思考国际关系的学者,分别从自己的研究专长进行撰文,产生了迄今为止国际关系历史社会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这些受邀撰文的学者包括斯蒂芬·霍布登、约翰·霍布森、马丁·肖、米歇尔·巴纳特、雷乌斯-斯密特、巴里·吉尔斯、安德鲁·林克莱特、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巴里·吉尔斯、克莱尔·卡特勒、史蒂夫·史密斯和弗雷德·哈利迪。为了使我们对国际关系历史社会学研究路径的认知更为条理分明约翰·霍布森还在该论文集里撰文,将国际关系历史社会学研究细分出了七种研究路径,分别是:1)新韦伯主义历史社会学(Neo-Weberian Historical Sociology),代表人物迈克尔·曼、安东尼·吉登斯、西达·斯考切波、查尔斯·蒂利;2)建构主义历史社会学(Constructivist Historical Sociology),代表人物雷乌斯-斯密特、约翰·霍布森;世界体系历史社会学(World Systems Historical Sociology),代表人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贡德·弗兰克、巴里·吉尔斯;4)批判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社会学(Critical Historical Materialist Historical Sociology),代表人物罗伯特·考克斯、安德鲁·林克莱特;5)批判历史社会学(Critical Historical Sociology),代表人物安德鲁·林克莱特;6)后现代历史社会学(Postmodern Historical Sociology),代表人物史蒂夫·史密斯;7)结构现实主义历史社会学(Structural Realist Historical Sociology),代表人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7]20-41

  

   霍布森的分类看似清晰无碍,实际上也存在问题。一方面,这七种细分研究路径未必能够将国际关系历史社会学研究路径全部涵盖,比如有学者指出“文明分析”也是国际关系历史社会学研究路径之一。[8]另一方面,这一分类也可以直观地看出其模糊性,比如安德鲁·林克莱特既被霍布森看成了批判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也被看成了批判历史社会学的代表人物。

  

   对国际关系历史社会学研究进行梳理时出现的人物众多、派系驳杂、归类不清等状况,都指向了同一个根本性问题,那就是国际关系历史社会学研究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方法。当作为一种方法的时候,前人的著述不免成为启迪后人思想的来源,因而一些学者也就不免被强行纳入历史社会学研究阵营。如乔治·劳森以建构主义历史社会学为例,指出这一派历史社会学研究重新发现和拓展了埃米尔·涂尔干、卡尔·马克思、安东尼·葛兰西和马克斯·韦伯的一些思考,同时受到了晚近的安东尼·吉登斯、于尔根·哈贝马斯和欧文·戈夫曼等人作品的影响。[9]而安东尼·吉登斯正是一些学者在梳理国际关系历史社会学研究时反复提到的学者。与此同时,一些学者虽被看成为国际关系历史社会学研究路径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其要么在著述中未必有着充分的向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拓展的自觉;要么只是在某个或某几个方面对既有国际关系研究展开了反思,并没有形成系统性认知。因而我们会发现,在历史社会学阵营中也存在学者之间的相互批判。如霍布森认为斯考切波虽然在《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中对历史社会学方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批评说“每当她讨论国家间的关系时,这些关系总是被毫无例外地理解为冲突”[7]72。再比如,新韦伯主义历史社会学虽然看到了国际政治的复杂性,引入了多因果链的思考,但仍然被批判过分注重物质而忽略了身份、文化等因素。

  

总体来看,国际关系历史社会学研究路径存在着分别聚焦、无法形成统一理论框架的问题,历史社会学学者们对此也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如克莱尔·卡特勒直言,“历史社会学没有办法提供像新现实主义那样的国家理论”[7]184。历史社会学学者之间的学术旨趣不同,又使得他们虽然可以被归类在历史社会学阵营,但他们之间的思想和理论张力也让人怀疑他们是否真正形成了学术共同体,史蒂夫·史密斯就曾明确指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社会学“面临着身份危机”[7]223。但需要为历史社会学进行辩护的是,能否形成严密而精致的理论不应成为评判一种研究路径优劣的标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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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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